Zhongguo Fojiao yinyue

　　中国佛教寺院和信众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所用的音乐。佛教认为，音乐有“供养”、“颂佛”作用。《法华经・方便品》云：“歌呗颂佛德，乃至一音，皆已成佛道。”

　　形式 有声乐和器乐等多种。声乐主要有：1、独唱，由维那担任；2、领唱和齐唱结合，即由维那唱上句，僧众唱下句：3、齐唱；4、轮唱。

　　声乐曲调的格式主要有四种，即赞、偈、咒、白。赞，用于颂佛之功德，如三宝赞、得赞等，其词多为长短句式的诗。偈，用于颂扬佛教教义，如净三业偈、沐浴偈等，其词有四、五、六、七和九言的句式，在曲调上除了用上下对句外，一般常以四句为一乐段。咒，是密语或真言，如洒净真言等，其词的格式变化甚多，曲调比较活泼。白，除直白外，其他如梵白、书声白、书梵白、道腔白等都带有音乐旋律，与散板吟唱十分相似。

　　器乐订演奏曲牌。各地各派寺院用的曲牌不尽相同，如江苏地区用十番鼓，山西五台山用八大套，北京有智化寺的京音乐等。

　　佛教常见的主要仪式有朝课、晚课、佛诞祝仪、忏仪、放焰口及水陆法会（水陆道场）、戒坛仪式等等。其中禅门日育是比丘每日在寺院中早晚必做的功课，音乐并不复杂，而且各地较为一致。放焰口和水陆法会规模较大，费时较长，有的还有情节内容，其音乐和舞蹈、诵白的结合安排都有一定的水平。音乐旋律有的庄重，有的活泼，有的凄厉，有的热情，随仪式发展而变化。如放焰口，据传有九板十三腔，不同的唱腔旋律有几十种，因此，放焰口的音乐结构实际上相当于一出音乐清唱剧。水陆法会的规模更大，主要盛行于江浙一带和台湾等地。

　　演奏使用的乐器，自明代起，在早晚课诵、祝圣等宗教仪式中，著名寺院都较统一，即只用经书中称之为法器的打击乐器，如磬、引磬、木鱼、铛、铪、钟、鼓等。在其他佛事仪式中，特别是民间应赴的佛事仪式，各地应用乐器不全相同，各有地方特色。除打击乐器之外，吹管乐器有管子、笛、笙、唢呐、昭君等。也有采用丝弦乐器的。

　　源流 佛教音乐源于印度。公元前后，天竺的佛教音乐甚盛。后随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当时称为梵呗。慧皎的《高僧传》云：“天竺方俗，凡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义争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云：“初出家者……即须先教颂斯二赞，无问大乘、小乘，咸同遵此。”自佛教开始传入至三国时，来自印度、西域的佛教音乐。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竺示兰、迦时摩腾、支娄迦谶、支谦、康僧会、帛尸梨蜜多罗、有“胡呗三契”和“高声梵呗”；支昙 有“六言梵呗”；鸠摩罗什作十首偈颂，赠沙门法和。《隋书・音乐志》载：吕光等灭龟兹，因得龟兹乐“于阗佛曲”。赞宁《高僧传・读诵篇》云：“北则竺兰，始直声而宣剖；南惟僧会，扬曲韵以讽通”，慧皎《高僧传》卷十三云：鸠摩罗什“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把竺法兰、康僧会、鸠摩罗什等奉为梵呗传入中国的鼻祖。

　　发展 印度佛教音乐在汉地流传中，因汉、梵语音不同，曲调难以通用和接受，“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为了便于弘扬佛法，为广大信徒所接受，音乐遂“改梵为秦”，用中国的音调来配唱汉译经文。相传最早改梵为秦的是三国魏曹植。《法苑珠林》言其游鱼山时，闻空中梵天之响而“制转赞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世之讽诵，咸宪章焉”。魏晋间的佛教出现了与印度佛教音乐相异的形式，由中国人创制的佛教音乐，可视为中国佛教音乐的萌芽。

　　南北朝时，随着佛教的传播，民间吟唱赞偈甚为流行。佛教中涌现了一些有民族文化和艺术修养的僧人，在慧皎的《高僧传》和道宣的《续高僧传》等书中，记载了南北朝至唐初的许多擅长佛教音乐的高僧，如道照、慧琚、昙宗、道慧、智周、慧明、法称、真观等。据传，他们皆“尤善唱导，出语成章”，“声韵锤铃”，“唱说之功，独步当世”；其见闻者，莫不惊异。梁武帝箫衍积极倡导师佛教音乐，《隋书・音乐志》云：帝既笃敬佛法，“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另外，他还开创了童声演唱佛曲的“法乐童子伎”，让“童子倚歌梵呗”，又多次举办“无遮大会”，为中国佛教音乐创作、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场所和条件。这一时期，各地佛教音乐在创作中，又因方言、地方音乐和风俗习惯的不同而风格各异。道宣在《续高僧传・杂科声德篇》中评论道：佛教音乐“地分郑魏，声亦参差”，“东川诸梵声唱尤多，其中高者，则新声助哀般遮屈势之类也”，“吴越志扬，俗好浮绮，致使音颂所尚唯以纤婉为工”，“江淮之境，偏饶此玩，雕饰文绮，糅以声华”，“秦壤雍冀，音词雄远”。南北朝时代，乐僧辈出，新创作丰富多彩，信众欢迎，加上帝王倡导，这就为佛教音乐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唐代，西域音乐广泛传入中原地区，唐太宗在宫廷欢宴百僚时，经常演奏《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等十部乐。其中《天竺乐》、《西凉乐》、《龟兹乐》等西域音乐和佛教音乐均有密切的关系，也是当时中原最流行的音乐。《旧唐书・音乐志》云：“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同时，中国佛教音乐在创作和演唱、演奏上均达到很高水平，进入了鼎盛时期。庙会在唐代已成为艺术表演场所，寺院成为保存和传习佛教音乐的中心，僧人中演唱、演奏大师辈出。如《宋高僧传》称少康唱偈赞，“皆附会郑卫之声，变体而作。非哀非乐，不怨不怒，得处中曲韵”，其艺术魅力如“善医以饧蜜涂逆口之药，诱婴儿入口耳”；唐《乐府杂录》和《因话录》说文淑“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听者填咽寺舍”。《太平广记》称唐文宗曾采其讲声成为小管的曲子。又如段善本，贞元年间与有“长安第一手”之称的琵琶演奏家康昆仑比艺，其高超的演奏技术使听众倾倒，康昆仑惊服，后拜其为师。唐代佛教的“俗讲”吸引广大百姓，韩愈诗云：“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姚合也有“仍闻开讲日，湖上少鱼船”和“酒坊鱼市尽无人”之句。《续高僧传》记载宝巖和尚登座俗讲时，“案几顾望，未及吐言，掷物云崩，须臾坐没”，有的高僧“随物赞祝，其纷若花，士女观听，掷钱如雨”。

　　唐代佛曲名目甚多。据近人任二北对敦煌卷子中的500余首曲名进行考证研究，其中佛曲有：《婆罗门》、《悉昙颂》、《佛说楞伽经禅门悉昙章》、《好住娘》、《散花乐》、《归去来》、《太子五更转》、《十二时》、《百岁篇》等281首。在陈旸的《乐书》中，还载有：《普光佛曲》、《弥勒佛曲》、《如来藏佛曲》等几十首。此外，在《羯鼓录》、《食曲》、《唐会要》等书中。也有佛曲名的记载。唐代佛教音乐还吸收和融合了民间音乐和古乐，如佛曲《五更转》、《十二时》、《百岁篇》、《好住娘》等。在历经了600余年发展、变化，经过汉族多代僧人的努力创造，中国佛教音乐在唐代进入了辉煌灿烂时期。

　　宋元明清诸代，佛教音乐又经多次的搜集、加工和整理。明永乐二年（1404），成祖搜集唐、宋、元以来通行南北的佛教音乐曲调400余首，编成《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行世。这本曲集不但影响全国，还流传越南、缅甸一带。

　　近代佛教音乐基本上保存了明清的传统。音乐活动较著名的，有常州天宁寺、宁波天童寺、北京智化寺、扬州大明寺以及山西五台山诸博物院。为发掘、整理中国古老的佛教音乐，1986年3月，北京于广化寺成立了北京佛教音乐团，整理、研究智化寺自明正统（1436~1449）年间流传下来的京音乐。

　　佛教音乐对于中国民间说唱音乐、音韵学以及乐律、音阶和字谱学的发展，均有重要影响。另外，崇奉佛教的音乐家和民间音乐艺人，还创作过不少宣传佛家思想的非宗教仪式所用的声乐作品和器乐作品，如琴曲《普庵咒》，说唱音乐“宣卷”、“宝卷”的早期作品和现代名僧弘一所作的《三宝歌》等。

　　史料 中国佛教音乐的史料不多，流传的谱集更为少见。现藏法国伯希和编号为P3539，即写在“三藏法师阇那崛多译”的背面的残谱两行和编号为P3808，即写于后唐长兴四年（933）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卷子的背面的25首曲子，以及山西五台山鼓乐老谱等唐代字谱，是目前研究唐代佛教音乐的珍贵资料。明永乐趣一年（1404）行世的普集以及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的北京智化寺的曲谱集，也是重要资料。在日本《大正新修大藏法》中的《鱼山声明集》、《鱼山和钞》以及西藏扎什伦寺所藏的《央移普》等均为声曲线谱，这些重要的音乐史料，尚待破译。此外，各地寺院也有一些手抄谱本。（陈大灿）

jingliangbu

　　小乘佛教派别。又称说转部、说经部，简称经部。部派佛教中最晚出的一派。主张在佛教三藏中应以经而不以律、论为正量或正确的认识根据，故名。其特点是将外界一切事物的存在（蕴）和认识的对象（处）都认为是人们认识过程中的感觉材料，都是假名，只有人们的认识才是事物固有的体性（界）。

　　学说渊源　　经量部渊源于说一切有部（简称有部）的譬喻师，创导者为北印度坦叉始罗的鸠摩罗多（童受），然而由譬喻师转为经量部并建立经量部学说的却是室利罗多（胜受）。室利罗多曾于阿逾陀（无敌城）造《经部毗婆沙论》，但此书早佚，其主要内容尚保存在玄奘译的《阿毗达磨顺正理论》中。世亲曾依经量部学说写在《俱舍论》，也是研究经量部学说的主要著作。该部学说虽渊源于说一切有部，但与说一切有部的率点有许多不同之处。经量部认为：现在实有，过去、未来无体。这一基本观点，是在接受大众部的影响与批判说一切有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之，可以说经量部是小乘内部备派宰的辩难和大、小乘之间论战拉物。

　　原子论　　是印度哲学中后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佛教各派中也颇流行，其中以说一切有部和经量部最为突出。法称在《量评释论・现量品》中，对经量部的原子论有较详细的论述。认为孤立、分散的原子不能成为认识的对象，而只有原子在无间隙的结合、积聚时，才能成为认识的对象。对此，《量评释论注释》中提到过一种反对意见：个体原子是超感觉的，因之把超感觉的原子积聚起来自然也不能产生知觉。从而积聚的原子也不能成为认训的对象。针对这种反驳，经量部指出：个体原子是超感觉的，诸如对象、感官、光、精神集中等分开来说虽皆不能产生认识，但是当它们在一起活动时就会产生认识。个体原子固然不能使人产生知觉，可是当许多愿子积聚在一起时，就会产生一种俱本原子所没遥新增添的优点。具有这种优点的原子积聚就会产生两种作用：一是在认识中投入自身的形象，二是成为产生认识的原因。具有这两种作用，就能成为认识的对象。

　　虽然，经量部的这种主张必然导致承认正确的认识，就意味着感觉与事实的一致，亦即承认物质世界的独立存在。虽然原子论并非经量部学说体系的基础，但它毕竟是构成其基础的一个部分。

　　无我论　　经量部坚持原始佛教的无我论。世亲根据经量部的学说，在《俱舍信纸・破我品》中就曾驳斥了犊子部的有我论。《破我品》首先从“由我执力诸烦恼生，三有轮回无容解脱”开始，展开了对有我论的批判。犊子部主张补特伽罗（我）为谛义、胜义，并谓补特伽罗非即蕴、离蕴，亦即补特伽罗与五蕴的关系是非一非异犹如火与薪的关系。对此，经量部指出，火与薪非一则异非异则一，故非一非异之说就根本无法成立。又如关于如何认识补特伽罗的问题，犊子部主张无论据六识中的任何一识皆可知有补特伽罗。世亲则指出，辨识人皆以不同之法为其对境，怎能知有补特伽罗呢？通过辩难，犊子部提出，如否定补特伽罗就无法解释轮回解脱的问题。对此，经量部虽然有辩驳，但仍难解决无我论与轮回解脱之间的矛盾。

　　随界论　　经量部也承认业报轮回学说。尽管他们否认补特伽罗实有，但其随界论的主张却暗暗地脱离了他们的心外实在论。既然已经把细意识说引进了自己的体系，就无法否认补特伽罗的存在。实际上，这和大众部的极本识，化地部的穷生死蕴、上座部的有分识在本质上并无差别，都是生死轮回的主体。

　　随界论受大众部的影响很深，并对以后大乘佛这有深刻的影响；同时，他们把自己意识的变相看作认识对象的观点也被以后的陈那所接受，并导入瑜伽行派的体系。因这，可以说经量部是瑜伽行派的先驱或唯识说的理论来源。

　　与有部的分歧　　经量部和说一切有部虽然都主张外界实在说，但两者的认识论却是非常不同的。有部主张对象，感官、知识三者同时存在，并根据三者的相互关系而形成认识。经量部则从建立在刹那灭论基础上的物心三元论出发，不承认三者间的相互关系与作用，雍认识即因果关系。对象为因，知识为果。法称对此曾有过论证，认为原因必在结果之前，对象必在知识的一刹那之前。

　　根据经量部的刹那灭论，既然对象与知识不能同时产生，那么怎样才能认识对象呢？他们的回答是：对象是把自身形象投入知识的原因。

　　显然，经量部并不认为人们能够直接认识外界的对象，人们认识的只不过是对象在刹那间投入人们自己意识中的形象而已。他们说的对对象的认识，也就是对自己意识的认识。法称认为仅从感官、光、精神集中等各种原因中并不能获得感性认识。同时，根据瑜伽行派所主张的等无间缘也无法说明这点，所以还必须利用推理来寻求形成这些原因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外界。它是可以根据遮诠的方法来加以证明的。 （高 杨）

Shuoyiqieyoubu

　　部派佛教派别。音译萨婆多部，简称有部或一切有部。约在释迦牟尼逝世后300年之际，从上座部分出。在此后半个世纪内，又有犊子、法上、密林山等部从此部分出，所以也称根本说一切有部。

　　学说　　以阿毗达磨为立论依据，主张“法体恒有”，即把世间一切现象分为有为法和无为法两类。有为法是因缘和合的产物，有生（产生）、住（持续）、异（变化）、灭（毁灭）的“四相”。有为法计四种：表现物质现象的，称为色法；表现生理或精神现象的眼、耳、鼻、舌、身、意六识的，称心法；各种心理作用称心所法；心、色之外具有生灭的各种现象，称心不相应法。无为法指非因缘和合、无生灭变化的各种现象。据此五法又细分为七十五种，统称五位七十五法。说一切有部在分析色法时，提出了极微（原子）的概念。他们认为，极微有变化、生灭、质碍等特性。所谓色就是质碍，质碍就是物有形质，占据一定的空间但又互为障碍。许多极微的积聚，组成有质碍的物体。极微是河分近况有的微粒。世界上的各物质存在和人都是由极微所构成的。说一切有部中有的论师认为，极微虽为物质的最小微料，但无长短方圆等开头也无东西南北上下的方位（方分），它不可分、不可见、不可听闻、不可嗅、不可触、没有变坏，没有质碍，但由极微结合起来的集合体，则是有形状和方位的。但有一些论师反对这种说法，认为无形状、无方分的极微不可能积聚成粗开头和有方分的集合体，因此，他们认为，极微也是有形状和方分的。有部还进一步指出：极微有色、香、味、触四种“分别”。称四尘。即眼根所见的是色尘，嗅觉于鼻的是香尘，味觉于舌的是味尘，肤觉于身的是触尘。这四尘因分别具有坚、湿、暖、动四大性质，故又叫做地、水、风、火“四大种”。由于四大极微的性质和数量结合的不同，因而出现了世界万物不同的性质和类别。有部还主张“三世实有”、“法体恒有”，认为过去、未来和现在皆有其实体，而且论证诸法都各有其不变不改之自性，同时也有造果之原因。原因出之所以，一切法既是实有，因也是实有的，因此又有说因部之名。由于一切有部认为诸法都有其不变不改之自性或法体，因此只承认人无我而不主张法无我。有部对因缘关系中提出了独特的“六因说”，即能作因（某物生时，一切不对基卢阻碍作用的事物）、俱有因（互为因果。互相依仗的条件，如三杖相依而言）、同类因（前面的因与后面的果，属于同一类的事物）、相应因（一个认识产生时，心与心所不能单独而起，二者必须互相帮助，互为因果）、遍行因（遍于一切染污法而生起烦恼的原因，如邪见、疑等）、异熟因（能引起不同性质的结果的原因，因其同类，不同而熟）。“六因说”是有部“三世实有说”的立论依据，即认为在三世中有着因果的必然联系，同时并发展了原始佛教的缘起观。

　　典籍　　有部基本理论典籍是公元前2～前1世纪时迦旃延子著的《阿毗昙八犍度论》。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僧伽提婆与竺佛念译出；后来，玄奘又在唐显庆二至四年（657～659）重译，并改名为《阿毗达磨发智论》，还有注释《八犍度论》的《法蕴足论》、《集异门足论》、《施设足论》、《识身足论》、《界身足论》、《品类足论》，合称“六足论”。有部的三藏典籍在汉译本中保存较多。除论藏部分略如上述外，经藏有《杂阿含经》和《中阿含经》；律藏则有《十诵律》、《据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等28种，280卷。（童玮）

Yujiaxingpal

　　印度大乘佛教派别之一。中国传统称为有宗。因强调瑜伽的修行方法而得名、以《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唯识三十颂》、《唯识二十论》和《成唯识论》等为主要经典。从事这派修持的人被称为瑜伽师。

　　传承　　传说瑜伽行派的祖师是弥勒，但弥勒是否实有其人，学术界一直有争论。一般认为，在瑜伽行派兴起时，大乘佛教中曾有弥勒论师，该派假托弥勒菩萨所说作了种种论著。该派理论的奠基人是无著和世亲。世亲的继承者有亲胜和火辨两家。较亲胜稍后并发挥亲胜学说的有德慧和安慧等，史家称为前期瑜伽行派或无相唯识派；世亲的另一继承者是陈那，他特别注意用因明的方法阐发瑜伽学说，是后期瑜伽行派或有相唯识派的先驱，陈那的后继者有无性、护法、戒贤、法称等。迨7~8世纪密教兴起后，大乘佛教中的两派开始接近起来，逐渐融合为瑜伽行中观派或称中观瑜伽行派。

　　学说　　三类八识　　瑜伽行派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由人们精神的总体――识所转变显现出来的（“内识生时，似外境现”），所谓“万法唯识”、“三界唯心”。按识的变现和作用可分为三类八识：①前六识――眼识、耳识、知识、鼻识、身识、意识。它们主要的职能是起了别和认识的作用，前六识都以各自相应的认识器官（眼、耳、鼻、舌、身、心脏）为其活动的根据，并以相应的、幻现的外境（色、身、香、味、触、法）为其认识的对象；②第七识――末那识。它的职甬起思维度量的作用，是前六识和第八识（阿赖耶识）的中介，它以阿赖耶识为其自己存在的前提和认识对象，由于末那识的活动伴随有四种根本烦恼，从而使人们陷于痛若和生死轮回；③第八识――阿赖耶识（藏识）。是前七识的共同根据，宇宙万有的根源。它的本相有三：(a)能藏，即阿赖耶识能摄持和保存一切“种子”（潜在力），种子或潜在力在时机成熟时能够生出宇宙万有（种子生现行），宇宙万有也可发生（熏习）新的宇宙万有的潜在能力或状态（现行生种子），这种势如瀑流永恒不断的因果变化，亦即人间若海的无限变化过程；(b)所藏，即生起宇宙万有潜在力的所藏处；(c)我爱执藏，阿赖耶识原非自我（灵魂）而是识的流转，但第七识妄执为永恒主宰的灵魂，因之被称为我爱执藏，这个自我（灵魂）也就是轮回果报的主体。

　　四分　　该派对认识的职能和作用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四分”（四种作用之分）：①相分。是幻现的外界对象反映在人们认识中的形相，亦即客观对象反映在主观上的表象；②见分。是人们自己对于形相的认识能力或作用；③自证分。是证知、鉴定自己如何认识形相的了别作用，亦即见分、相分的自觉作用；④证自证分。是对于自证分的再证知、再鉴定，它是认识能力或作用的最高阶段和总结。他们曾以尺量布为例，说明这四分的关系。相分好比布，见分好比尺，自证分好比是根据尺所量知布的长短，证自证分好比是对于所量布的长短的证实。关于四分的学说在瑜伽行派内部有着不同的主张。安慧等人认为见分和相分是无体的、虚妄的实在（遍计无体），自证分才是相对的实在（依他实体）。因此这派称为无相唯识派；陈那、护法等人认为相分是有体的真实的存在，见分缘相分为外境时，见分上才会生起或显现相分的形相，因之被称为有相唯识派。

　　五位百法　　对于识所变现的宇宙万有，瑜伽行派概括为五位百法。五位是心法（精神现象）、心所有法（心的随属现象或作用）、色法（物质现象）、心不相应行法（非精神非物质的现象）、无为法（不生不灭的现象）。此外，他们也对宇宙万有的本性作了说明，认为从“存在”或“有”的方面看，可分为三性：①遍计性。即虚妄的表相（相）；②依他起性。即假有的或相对的表相，由因缘或条件所引起；③圆成实性。即绝对的表相，圆成实性不借因缘或条件，是由自身所引起的一种真实的实在，它是由完成修行的人在瑜伽直觉中所亲证，圆成实性也就是真如佛性。从“非存在”或“无”的方面看，可分析为三无性：(a)相无性。一切体性都无；(b)生无性。没有生，没有自然所有之性。非有似有，一切犹如幻象；(c)胜义无性。远离妄执，无相空寂，一切清净，这是瑜伽行者修持所达的最高境界。

　　五种姓　　瑜伽行派把一切众生分为声关乘种姓、缘觉乘种姓、如来乘种姓、不定种和无种性五类。认为这五姓由于各自所具有的无漏种子（没有被烦恼所污的种子）和有漏种子（为烦恼所污、被束缚限制的种子）的不同，而修持所得的结果也是不同的。声闻乘种姓可修证阿罗汉果；缘觉乘种姓可修证辟支佛（缘觉）；如来乘种姓可修证为如来佛；不定种姓所修的证果很不定；无种性因为只具有有漏种子，要受业报轮回的限制不能成阿罗汉或菩萨。以上被称为五性各别说。

　　传播　　唯识思想在南北朝的北魏时代就由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人传入中国，在北方地区成立了地论学派。在南朝的梁陈时期，真谛又把这一思想弘传于南方，在江南一带形成了摄论学派。但南北朝时代在中国流传的唯识思想基本上都属于印度前期瑜伽行派的思想或唯识古学。迨唐玄奘自印度回国译出《成唯识论》后，中国才传播鳊护法一系的唯识新学，从而建立了唯识学派――法相宗。唯识学在唐代曾风靡一时，但在唐末五代即开始衰微。新罗在玄奘以前即弘传地论和摄论，以后又有玄奘的直传弟子神昉、圆测和圆测的弟子道证等传入唯识新学，建立了新罗的唯识宗。日本的唯识学最初由直接从玄奘学习的道昭传入，以后又有玄昉等人到中国学习，带回大批经论，弘传唯识，逐渐建立了日本的法相宗。这个学派在奈良、平安朝和江户时代一直盛行不绝。（黄心川）

Zhongguanpal

　　印度大乘佛教主要派别之一。中国传统称为空宗。因宣扬龙树的中道而得名。中观理论最早的阐述者和奠基人是2～3世纪的龙树和他的弟子提婆。但作为一个学派，则出现于6世纪的大乘佛教末期。

　　理论基础　　中观派发挥了大乘初期《大般若经》中空的思想。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以及人们的认识甚至包括佛法在纳都是一种相对的、依存的关系（因缘、缘会），一种假借的概念或名相（假名），它们本身没有不变的实体或自性（无自性）。所谓“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在他们看来，只有排除了各种因缘关系，破除了执着名相的边见，才能证悟最高的真理――空或中道。中观派在破除人们执着空有的两边中提出了“八不”的学说。所谓八不，即不生不灭（从实体方面看）、不常不断（从运动方面看），不一不异（从窨方面看）、不来去从时间方面看不。在他们看来，生灭常断、来去、一异是一切存在的基本范畴，也是人们认识之所以成立的根据。如果否定了这四对范畴，否定了主观认识人和客观世界，从而就显示了空性真理，他们还提出两种真理说（二谛）。认为在最高夫理（真谛）空之外，还应承认相对真理（俗谛），对修持佛法的人应该说真谛，说空性真理，对复盖无明（无知）的凡夫，应该说俗谛，即承认世界和众生的存在。中观派还进一步认为，作为最高修持境界的涅槃和现实世界在本性上是没有差别的，它们之间所以有差别，主要是由于人们无明的结果，如果消灭了无明，也就达到了涅槃，为此，他们规定了五十二行位的修行阶段。继龙树、提婆之后，阐述中观理论的有罗睺罗跋陀罗，在罗睺罗以后200年中的传承关系很不清楚。

　　派别分立与理论发展　　6世纪佛护作《中论注》，清辨作《般若灯论释》，与当时流行的另一种思潮唯识论开展了“空有之争”后，大乘佛教才开始分出中观派和瑜伽行派。佛护和清辨虽然都标榜弘扬龙树、提婆的中观，但他们对空性的认识和论证方法都各自不同。因之中观派分成应成派（归谬论证派）和自续派（独立论证派）两派。应成派的佛护继承龙树、提婆破而不立的传统，认为龙树的空“是遮非表”。所谓“是遮”，指从各个方面指摘论敌所说的矛盾性，证明其不能成立，从而否定一切实有自性。“非表”是不提出自己正面的、积极的主张，不肯定任何规定性的存在。在他们看来，不但对空有，而且对空的认识本身也要加以排除（“非唯空有，亦复空空”）。但自续派的清辨等持相反的意见，认为对空性要用因明的推论形式（比量）积极地加以表述，空不是意味着否定一切，而是修持者在禅思中能够达到的一种最高境界。应成派的后继者有月称和寂天。他们进一步发挥了佛护的“以破显空”的思想。此派至11世纪初在印度中断。但经阿底峡传入西藏复经宗喀巴的提倡。在藏地继续得到发展。自续派的后继者有难誓、室利笈多、阇那迦波、寂护、莲花戒、解脱军和师子贤等。公元7～8世纪以后，随着密教的传播。大乘两个学派开始融合，形成中观瑜伽行派。寂护是这个学派的创建者，著有《摄真实》等。他坚持自续派的独立论证路线，并受到法称因明学中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影响，认为外界的一切存在虽然都是识的流转和显现，但从终极意义（胜义）上看则不过是“寂灭戏论”或“毕竟空”。莲花戒对寂护的《摄真实》作了细注，著有《修买欠序》，进一步把唯识学说引入中观派中去，提出了“无相唯识说”。师子贤著有《八千颂般若解说・现观庄严明》，用般若思想贯通了中观和瑜伽两派理论。他们的思想传入藏地后对显教的各派有重要影响。

　　传播　　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的《百论》在5世纪经鸠摩罗什传译后，在中国汉族地区形成了三论宗，其著名的代表有僧肇、僧诠、法朗、吉藏等。另外，龙树的中观乐说也是中国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的立论依据。吉藏的弟子慧灌把三论宗传至朝鲜、日本，在日本奈良时期一度很流行。（黄心川）

Dashi

　　佛教史籍。早期巴利文的斯里兰卡王朝与佛教的编年史。亦名《大王统史》。成书于6世纪左右，大名长老著。该书以《岛史》和宫廷文件为主要资料，叙述佛教的产生、传入斯里兰卡直到大军王统治时期（325～352）的过程。主要有佛教的产生与发展、佛陀到斯里兰卡弘扬佛法的传说、佛教传入斯里兰卡后的变化发展、斯里兰卡护教国王杜多伽摩尼的业绩等四个方面的内容。作者采用史诗体裁，文笔优美，叙述生动，有一定的文学和史料价值。

　　《大史》有三种修订本。①与《小史》的一部分合编，分为两部分；②与《小史》合编，分为四部分；③为目前流行的编订本，只包括上述两种修订本的第一部分，共37章，由德国学者威廉・盖格编纂，伦敦巴利圣典学会出版。

　　《小史》亦名《小王统史》，是斯里兰卡关于王朝和佛教的编年史。作为《大史》的续篇，记述了4～8世纪王朝的盛衰兴替、典章制度的沿革和佛教的发展概况，以及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僧伽罗学者原将《大史》与《小史》合编，统称《大史》；威廉・盖格将其分为《大史》和《小史》。（江亦丽）

Daoshi

　　佛教史籍。亦名《岛王统史》、《洲史》。斯里兰卡现存最早的巴利文佛教编年史。约成书于4世纪，著者不详。该书着重叙述释迦牟尼的生平及其到斯里兰卡弘扬佛法的传说，佛教的三次结集和佛教传入斯里兰卡直到大军王统治时期（325～352）的发展、变化过程及佛教重大事件。该书采用粗略的叙事诗体裁，内容庞杂，历史与神话、事实和传说互相交织。但某些史料可同印度古籍相互印证，相互补充，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全书内容颇多重复，又缺乏连贯性，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并非出自一人之手。（江亦丽）

Rutangqiufa Xunliji

　　佛教史传。日本天台宗三祖圆仁著。略称《入唐巡礼记》、《巡礼记》、《五台山巡礼记》、《巡礼行记》、《求法行记》、《入唐记》等。为圆仁入唐求法9年（838～847）中的日记，分4卷，详述其亲历唐文宗、武宗、宣宗三代，地涉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七省的见闻。记述内容涉及日本遣唐使的组织；入唐使船的构造；中国大陆沿海的地理；唐时新罗人的通商；唐代都市和地方的行政、交通、习俗、年中行事；五台山、长安的佛教；会昌禁佛的经过；节度使的反叛等。不仅对研究唐代佛教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也是研究中日交往以及唐代政治、经济、制度、风俗、交通、地理、民俗、书志、语言，以及艺术、音乐、历学的重要资料。本书还记述了一些未见于正史的史料，如武宗对宦官的见解、翦除宦官的计划及其失败的经过；会昌二年（842）十月九日所记武宗对僧人所下的还俗敕令等。本书抄本自明治（1868～1912）中叶发现后，遂为史家所重视，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并称为世界三大旅行记。

　　该书作者亲笔原文已佚。日本明治中叶，三上参次等调查京都东寺观智院文书，发现正应4年（1291）沙门兼胤所书写的古抄本，后被指定为国宝，并以活字印刷收入《续续群书类聚》、《大日本佛教全书》。继出的有东洋文库本。另有信浓津金寺长海大僧都于文化2年（1805）据睿山饭室谷松禅院本书写的异抄本，大正3年（1914）作为《四明余霞》的附录本刊行。

　　美国研究日本的学者赖肖尔，于1955年用英语翻译并注释了本书，题为《圆仁日记――一个到中国求法朝圣者的记录》，第一次向西方学术界作了介绍。继之又出版《圆仁唐代中国之旅》。日本有小野胜年《入唐求法巡礼记之研究》4卷，足立喜六译注、盐入良道补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1卷。（姚长寿）

Wangwutianzhuguo Zhuan

　　佛教史传。亦称《往五天竺传》。新罗慧超撰。3卷。记述慧超从中国去古印度探求圣迹所经历的数十个国家、地区、城邦以及中国西北的地理、宗教信仰、佛教流传情况及风土习俗等。原书早已佚失，但据慧琳《一切经音义》记载，确有此书。近人从敦煌卷子中发现题名《周历五天竺行程》一书，经罗振玉考证认定，此即《往五天竺传》三卷本的节录，所记拘尸那国以前及最后部分已缺，但残留部分与慧琳《一切经音义》所载音释对照，悉皆吻合。依据本书残留的记事，慧超由中国从海路进入古印度后，曾经历拘尸那国、彼罗尼斯国等，进入中天竺，再经舍卫国给孤独园、毗耶离城庵罗园、迦毗耶罗城等；然后经南天竺、西天竺，进入北天竺诸国；最后历罽宾、波斯、葱岭、疏勒、龟兹等地。唐开元十五年（727）冬回到中国。传中曾谈到“毗耶离城庵罗园中，有塔见在，其寺荒废无僧”；“迦毗耶罗国，即佛本生城。无忧树见在，彼城已废。有塔无僧，亦无百姓”。说明当时印度佛教已趋衰落。

　　此传残卷发现后，日本学者藤田丰八曾于1911年参照法显、玄奘等人的西行游记及历代正史，对此作了考证和笺注，撰有《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1卷。1931年，钱稻孙曾把此书译成汉语，线装出版。另外，日本学者羽田亨影印出版残卷，高楠顺次郎将它编入《游方传丛书》中。此后又被收入《大日本佛教全书》和《大正新修大藏经》。1938年，德国东方学者福克司将此传的汉文重新整编，并译成德语，为此残卷在欧洲的第一个译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学者高炳翊于1959年写了《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研究史略》一文，郑烈模将此传译成现代朝鲜语。近时，捷克斯洛伐克学者史兰也将该书部分内容译成英语出版。（高振农）

Yindu Fojiaoshi

　　印度佛教史籍。藏传佛教觉囊派学者多罗那他（又名庆喜藏）著于1608年。全书分44章，约十余万言，以王朝的更迭为经，以佛教著名大师的传承为纬，记述自释迦牟尼去世后，直到印度波罗、斯那两王朝覆灭时，佛教在印度流传及盛衰演变情况。1～12章叙述阿阇世王以至迦腻色迦王时举行第三次结集期间，小乘佛教传布的情况；13～27章叙述大乘佛教兴起，龙树、提婆、无著、世亲、陈那、法称等显教大师的活动（以上属于玄奘、义净访印以前时期）；28～37章叙述波罗及斯那两王朝时期秘密佛教盛行、衰亡的过程；38～44章叙述超戒寺的传承，南亚次大陆邻近地区佛法的流传，小乘的分部 ，真言乘的起源及佛教造像工艺的流派。

　　佛教在印度流传的情况，在玄奘、义净访印以前，汉文资料中只有零星的传说，法显、玄奘和义净的访印记录成为这一时期最可靠的佛教史料，至于义净访印后佛教在印度流传的情况，汉文资料失于记载。多罗那他依据摩揭陀的安主贤所作的二千颂，帝授的《佛陀古事记》一千二百颂，使坛著的叙述阿阇黎传承的一千二百颂，以及他亲闻于印度的几个班智达的传说，写成这部著作。其内容不仅可以补充玄奘、义净以前汉文资料的不足，也可填补以后时期史料的若干空白。波罗、斯那两王朝时，密教盛行，以超戒寺为中心，产生许多著名的密教大师；自10世纪起，这种密教的经典和修法大量传入西藏，形成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各派。另外，此书记述王朝盛衰和各王在位年限，也为研究印度古代历史提供有参考价值的素材，深受西方及印度学术界的重视。但此书所述前期佛教史实与汉传及南传之说颇多歧异，后期的王位更迭和在位年数与现代的考古发现也不完全一致。因此近代一般学者只承认其有无可取代的史料价值，而不视为完整的信史。

　　此书有译本多种。1840年俄国学者瓦西列夫于北京发现此书的藏文原本，1869年在圣彼得堡出版西弗纳之德译本及瓦西列夫之俄译本。1928年日本东京出版寺本婉雅之日译本。1946年，中国出版王沂暖的汉语节译本。1980年印度加尔各答又出版拉玛钦巴的英译本。（郭元兴）
　　Sengjia zhidu

佛教僧尼共同遵守的制度、规定及传统习惯。

　　出家 佛教信徒为求解脱而出家修行。这种制度原非佛教所创始，古印度早有此风尚。佛教徒出家，先要剃发，这是取得僧人资格的必要条件。一般出家人不留胡须，但中国出家僧人剃后仍有复留者。南方国家和中国傣族地区僧人一律不留须。僧人不是充当人、神之间的中介的神职人员，也不能代人祈福禳灾或代神降福免罪。藏传佛教中噶举派、萨迦派等的传法者在家和出家的都有。格鲁派坚持出家制度，寺院有严格的宗教生活。泰国、缅甸和中国傣族地区佛教的出家制度有所不同，男子一生中或者在未成年以前都要出家一次，到寺庙中过僧团生活，接受佛教教育，过了一段时间再还俗。出家时间长短不一，有的只有三个月，有的数年或数十年，终生为僧的极少。

　　受戒 佛教徒出家，成为沙弥和沙弥尼，必须受持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涂饰香鬘、不视听歌舞、不坐高广大床、不非时食、不蓄金银财宝。以后不须受具足戒。对比丘和比丘尼要求更严格。中国汉地实行昙无德部《四分律》，比丘戒有250条，比掭经戒为348条。藏传佛教实行说一切有部律，比丘戒为258条。东南亚佛教比丘戒为227条，出家人依戒法规定受持此戒，即取得正式僧尼资格。中国汉族僧尼，由于信仰大乘，除受上述两种戒外，还规定须受菩萨戒。在受此戒时有在头顶上烧香疤的习惯。据说至元代已形成制度。1983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关于汉族佛教寺庙剃度传戒问题的决议》中，认为这种习惯，“并非佛教原有的仪制，因有损身体健康，今后一律废止。”其他民族僧人受戒，原无此项规定。

　　安居 亦称夏安居、雨安居。古印度在雨季的三个月里，禁止僧尼外出，认为此时万物滋生，外出行走，易伤草木小虫，应定居于一处，坐禅修学，接受供养。这段时间称为安居期。在中国，安居期为农历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称夏坐或坐夏。安居前一日称结夏，安居终了举行自恣羯磨，称解夏。

　　羯磨 意为“会议办事”。僧团按戒律规定，处理僧团或僧侣个人事务时，必须由一定范围内的全全僧众集会决定。一般表决方式为口头问答，征求同意。同意的不说话，不同意的表示意见。大家不说话，羯磨师（执行主席）就说：“僧人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有受戒羯磨、布萨羯磨、自恣羯磨以及临时商办某事而举行的羯磨等。

　　素食制度 中国汉族僧尼特有的禁止肉食的制度。比丘戒律中原无此项规定，是梁武帝萧衍根据《大般涅槃经》等的教义提倡而普遍实行的。中国蒙藏族喇嘛一般都吃肉；中国傣族和南方国家僧人一样，他们托钵乞食或受人供养，也不排除肉食。大小乘戒律规定僧人不准吃荤，乃禁食大蒜、大葱等气味浓烈、刺激性较强的食物，不是禁止肉食。

　　丛林清规 丛林，原称“阿兰若”意为森林、丛林。印度原用以称僧众住处。佛教建立寺院后，泛指佛寺。清规即僧众日常应遵行的规定。在古印度，佛教原规定“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时，原也仿效“依律而住”，但这种不事生产的乞食制度，同中国社会生活不相适应，因此逐渐建立了僧人日常行持、说法、普请（劳动）等的规则。中国最早是东晋道安立下的规范。唐代百丈禅师根据禅宗僧伽发展的需要，制定了著名的《百丈清规》，其中规定僧侣在修道的同时，必须参加农业生产，自食其力，“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过农禅的生活。但《百丈清规》久已失传。现全国僧众遵行的《敕修百丈清规》，是元德辉禅师参照唐宋诸家清规，依托百丈之名修订的。

　　寺院管理制度 古印度僧团中原只有执掌、监督进食等事项的上座，称为维那，此外别无他职。传入中国后，逐渐形成严格的寺院管理制度。唐以前僧职有上座《全寺之长）、寺主（主管一寺事务）、维那（管僧众庶务），称为“三纲”。唐以后禅宗寺院职位繁多，主管一寺的称住持，亦称方丈、堂头和尚。下设执事僧，一般有西序头首和东序知事。西序有前堂首座和后堂首座（统领全寺僧众）、书记（执掌文书）、知藏（掌佛教经籍）、知客（负责接待处来宾客）、知浴（掌管浴室）、知殿（管佛殿、法堂的香灯）等。东序有都监事（总管寺务）、维那（领众熏修，执掌僧众威仪进退纲纪）、副寺（掌管财务、总务）、典座（管理饮食、住宿等）、直岁（管理寺内劳务）等。

　　藏传佛教的寺院，有执堂全寺僧众纪律的协敖；管札仓内僧众纪律的格贵；札仓主持人勘布；领僧从集体诵经的翁则；管理札仓行政事务和财产等的强佐；管理札仓内学经事务的雄赖巴等。蒙族地区寺院僧职大体与西藏相同。

　　傣族聚居地区，佛教僧制最高领袖为松迪阿伽摩尼（大僧正长老），其下有松迪（僧正长老）、帕召祜（阐教长老）、僧伽罗阇（僧王，僧主长老）、沙密（沙门统长老）、祜巴（都统长老）、都（比丘）、帕（沙弥）等。

　　东南亚一些流行佛教国家的寺院组织和僧伽制度，甚为复杂。泰国僧伽是按行政区划分的，在中央设有僧王、大长老会、僧侣法庭、教学监督部等，地方设有僧长、僧官等，僧侣还划分各种品位等级，分别负责寺庙的管理工作。

　　佛教传入欧美后，寺院组织为了适应西方社会生活方式，有了很多变化。有些佛教派别的寺院称为教会，和基督教一样划分为若干教区，每个教区辖有若干教会和附属团体，教区和教会都设有专职僧侣，如美国佛教会还附有佛教青年会、妇女会等。

中历代为管理全国佛教事务而设置官吏、机构的制度。始于北魏前期和后秦，此后各朝沿袭，代有变革。其任务是：编制们尼户籍，制定寺院建制、僧尼定额，发放度牒，任命下属僧官以及寺庙住持，主持重要的建寺、塑像与译经活动，管理僧尼日常生活及处理违法事件。

　　初建时期 自汉至西晋，寺院、僧尼不多，译事和法事尚属初创。其时佛教事务一般由接待宾客朝觐的大鸿胪寺掌管。

　　东晋十六国时，佛教有较大发展。寺院逐渐增加，沙门日日益众多，出现了不少名僧。特别在后赵、前秦、后秦、北凉和北魏，发展龙为迅速。北方一些国家开始设置僧官。北魏道武帝于皇始年间礼征赵郡沙门法果赴京师，后以为“监福曹道人统”，令绾摄全国僧徒。后秦僧尼激增，秦主姚兴任命义学沙门僧契为僧方（即僧正），僧迁为悦众，法钦、慧斌为僧录，掌管秦地僧尼事务。这是中国佛教有官方管理机构和设置僧官这始。

　　南北朝时期 佛教发展迅速，僧事日繁。北魏文成帝时，对佛教管理机构和僧官制度作过一次调整。中央改监福曹为昭玄曹、道义统为沙门统，又称昭玄统其下设都维那等；在诸州、镇、郡、设维那、上座、寺主等，分别掌管中央、地方以及各寺庙僧务。东魏、西魏以及北、北周亦均设置相应的机构和僧官。北齐沿袭北魏制度，并有所发展。掌管佛教的总机构称昭玄寺，列为朝廷诸卿寺之一。各寺置大统、僧统各一人，都维那三人，又有功曹、主薄等辅助人员。管理诸州、郡、县沙门事务。在昭玄寺之外，北齐鸿胪寺所属典寺设有僧祇部丞一人，执掌佛教事务。北周僧官制度有较大的改革，中央置有春官卿，春官属员有典命一人，主管沙门、道士之法；又在宗正卿下别置司寂上士、中士，专管沙门之事。在南朝，僧官设置基本沿袭后秦制度，唯在名称、人数方面略有变化，增减。当进当机立断、齐、梁、陈四代统管全国僧尼事务的最高僧官均称僧正或僧主。只管某一寺院事务的为法主或寺主，由皇帝敕授。

　　隋唐时期 佛教比过去有更大的发展，僧官制度也相应发生各种变化。隋文帝改变北周这官制，仿北齐僧官制度，中央立昭玄寺，置昭玄大统（一称大沙门统、国统）、昭玄统、昭玄都等僧官，州置统都、沙门都、断事、僧正等，分别管理全国和地方僧尼事务，对外国僧侣还设有外国僧主。在有学问的僧侣中设“五众”（即讲大论、讲论、讲律、涅槃、十地等五种）制度，五众设有众主，由朝廷任命，但这个制度至文帝末年即告终止。开皇十二年（592），又特置鸿胪寺崇元署令，丞，掌管佛教事务。炀帝即位，郡、县佛寺，改为道场，置监、丞进行管理。

　　唐代初建，僧官制度一承隋制。天下僧尼隶鸿胪寺（一度改称司宾寺）。高宗以后，屡有改易。武则天延载元年（694），令天下僧尼转隶礼部祠部。祠部设郎中、员外郎各一人，主事、令史、书令史多人。寺有定数，每寺立三纲（上座、寺主、都维那各一人），以德行知识高者充任。凡试轻度僧，由祠部给牒。僧人薄藉，三年一造。天宝六载（747）至德二载（757），置祠部使，典领佛教事务。贞元四年（788），复置左右街大功德使、东都功德使、修功德使，管理僧尼簿籍及役使。元和二年（807），又于左右街功德使下设僧录司，置僧录等职，例由僧人充任，掌全国寺院、僧尼簿籍以及僧官补授等事。会昌二年（842）至六年一度以僧尼隶礼部主客，但基本上仍沿行以两街功德使掌管佛教事务的体制。州、县之佛教政令，通常由州功曹、司功曹掌管。此外，各州皆置有僧正一职，具体掌管一州僧务。

　　宋辽金元时期 僧官制度仍沿用唐制，并有所创新。北宋体制政令出于礼部祠部郎官，具体事务则由鸿胪寺统辖。中央设左右街僧录司，掌寺院僧尼簿籍及僧官补授之事；州、县、则分别设有僧司，掌管僧尼事务。南宋偏安，鸿胪寺并入礼部，佛教事务由礼部祠部郎官统一掌理。金代首都设有管理全国僧尼事务的最高僧官，称为国师。其余四京（北京、南京、东京、西京）各设僧录、僧正，州设都纲，县设维那，任期均三年，以德行学问较高的僧人充任。至于政令则有礼部祠部郎官掌管，举凡任命僧官、举度僧尼等，皆有定式。元代崇尚藏传佛教，僧官制度也比较复杂，与前代多异。政令虽出于中书省礼部，但又以宣政院管理全国佛教事宜。宣政院初名总制院，始置于世祖至元元年（1264），到二十五年更名宣政院。置有院使、同知、副使及其他官属多人。院使初为正二品，后升从一品。总制院、宣政院的职事是掌管全国佛教事宜和西藏地区政教事务。总制院、宣政院，例以“帝师”兼领，赐玉印。院使副职规定以僧人充任。地方设行宣政院，各州府置僧录、判正、副都纲等僧官。至顺二年（1331），又撤销行宣政院，于全国立广教总管府十六所掌管僧尼事务，另设达鲁花赤、同知、府判官各一人。元统二年（1334），再革罢诸广教总管府，别置行宣政院于杭州，不久又废。

　　明清时期 佛教虽较前衰退。但僧官制度却比前代远为细密周详。明代僧官始设于明太祖时期。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司掌佛教，又置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负责全国重要寺庙住持的任免。洪武十五年，又重新组建中央和地方僧官组织。中央设僧录司，有左右善世（正六品）、左右阐教（从六品）、左右讲经（正八品），左右觉义（从八品）各二人，由礼部任命，掌管天下僧务。府设僧纲司，有都纲（从九品）、副都纲各一人，州设僧正司，有僧一人，县设僧会司，有僧会一人，归僧录司统辖，分掌地方僧务。有关全国佛教之政令，则大体循前代之旧，总领于礼部祠祭司郎官。清代僧官制度，几乎完全承袭明制。所有中央和地方的佛教管理机构以及各级僧官的名称、人数、品秩、职事等都和明代基本相同，佛教事务之政令，也由礼部祠祭清吏司郎官执掌。（左益寰）

Chengweishilunshuji

　　佛教论书《成唯识论》的注释书。亦称《成唯识论疏》，略称《唯识述记》。窥基撰。20卷（或作10卷、60卷）。全书分五门。①辨教时机。主要说明法相宗的三时判教和五种姓说的思想；②明论宗体。主要阐述以识有境无的唯识思想为宗，以“摄相归性”、“摄境从心”、“摄假随实”、“性用别论”四重为体；③藏乘所摄。主要讲述此论在菩萨藏、声闻藏中属于菩萨藏，在经、律、论三藏中属于论藏（即阿毗达磨藏或对法藏），在菩萨、独觉、声闻三乘中属于菩萨乘；④说教年主。主要阐明世亲略传及十大论师简历；⑤判释本文。即分为宗前敬叙分、依教广成分、释结施愿分3部分，对《成唯识论》进行详细解释。卷首有作者自序，说明撰写此书的用意，同时对《成唯识论》的题目作了解释。

　　本书对《成唯识论》的注释极为详尽，谓世界万有皆阿赖耶识所变，没有任何“外境”的存在，只有“内识”。同时借助佛教因明，对小乘和佛教以外各哲学流派进行批驳。在《成唯识论》中，没有举出印度十大论师之名，因此论中有些思想使人难以理解。本书则各记其名，详加说明。

　　日本在奈良时代（710～784）此书即已盛行。中国元代已经失传。直至清末才由杨文会通过南条文雄从日本取得，在金陵刻经处刻印流通。（高振农）

Darijingshu

　　《大日经》的注释书。有《本疏》、《大疏》、《无畏疏》等异称。唐一行撰。通行本为20卷。异本多种，卷数各不相同。崔牧在《大日经序》中说，一行在助善无畏译毕《大日经》后，“重请三藏和尚敷畅厥义，随录撰为记释十四卷”。一行临终时命弟子智俨、温古等改治疏文，更名《大日经义释》。后因传抄有异，经名、卷数遂有不同，理论上并无出入。据称日本现存有两种版本：一是弘法携回的《大日经疏》20卷本，系东密专弘；二是慈觉携回的《大日经义释》14卷本，为台密所依。

　　该疏为一行的重要著作。由于他善释经文，阐明教相和事相，对早期密宗理论体系有许多发挥。他视《大日经》为统领一切佛教的经典，认为该经第一、第二品贯串了全经主题，其余各品都是第一、第二品的演绎和引申。《大日经疏》详释善无畏所传曼荼罗，即世称胎藏曼荼罗。20卷中，第1卷至第3卷上半，释本经《住心品》，谓之口疏，是统论全经大意，为初学者所讲说的教相。第3卷下半以下，释本经《具缘品》至《嘱累品》，谓之奥疏，专释事相，未灌顶者不予传授。

　　《大日经疏》对中国密宗的贡献，除了详解经中“文有隐伏，前后相明，事理互陈”各点，保存了善无畏所传的图位，注明许多事相的作法与意义外，并发扬了大乘佛教世、出世间不二的精神，使密宗教理更趋完备。其注释中国不多见，日本则甚多。主要有空海、信坚、圆仁、信日、觉阿、观贤、济暹、杲宝、赖瑜、宥快、信证、道范、宥详、宥范等人的著作多种。（苏渊雷）

Fahuaxunyi

　　佛教论著。全称《妙法莲华经玄义》。与《法华文句》、《摩诃止观》合称天台三大部。天台宗基本理论著作之一。隋智顗说，灌顶笔录。10卷（一作20卷）。以五重玄义详释《妙法莲华经》标题，概说此经的要旨，阐明开显法门的纯圆独妙，确定《妙法莲华经》在佛一代所说诸经中的位置；实际上是天台宗对于整个佛教的概论。相传智顗于开皇十三年（593）在荆州玉泉寺讲说《妙法莲华经》要旨，总数可达30卷，然讲说未尽，灌顶笔录仅得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本书分“七番共解”和“五重各说”两部分。七番共解即用标章、引证、生起、开合、料简、观心、会异等七科，通解五重玄义。五重各说即就五重玄义的第一重各作详细分别解释。其中第一重释名，详释《妙法莲华经》五字。先释法字，次释妙字，再次释莲华两字，最后释经字。书末还附有“记者私录异同”一篇，是灌顶的附记，内容是杂记异闻与推尊师说等。

　　本书早有单行本流行。北宋天圣于年（1024）入藏。后孝宗年间开雕大藏经，于淳熙三年（1176）在福州刊行。唐天宝年间由鉴真传入日本，后日僧最澄、空海等继续弘传，有弘安年中镂刻本，今收入《大正藏》。注释主要有唐湛然《法华玄义释笺》20卷；宋法照《法华经玄义读教记》5卷，从义《法华玄义补注》3卷等。节本有明传灯《法华经玄义辑略》1卷，智旭《法华经玄义节要》2卷。此外有关的撰述有唐湛然《法华经玄义科文》5卷；宋善月《法华大部妙玄格言》2卷，有�r《法华经玄笺备检》4卷，智诠《法华经玄笺证释》10卷；清灵耀《法华经释笺缘起序指明》1卷等。（高振农）

Guanwuliangshoufuojingshu

　　佛教经典《观无量寿经》的注释书。亦称《观经疏》、《证诚疏》或《四帖疏》。唐善导集记。4卷。此书由玄义分、序分义、定善义、散善义四部分组成。称“一切善恶凡夫得生者”皆可仗阿弥陀佛的“愿力”，往生极乐净土。把称名念佛作为“正业”，而把读经、礼拜、赞叹、观察作为“助业”，认为“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行住坐卧不问时节久近，念念不舍者”，死后均可往生净土。其特点是：①辨《观无量寿经》的宗体不同。以观佛三昧二义为宗，一心回向发愿往生净土为体；②显示往生的门路不同。即经中所说定、散二门，本书以十六观的前第十三观为定善，后三观为散善，定善是韦提希启请，散善是佛陀自说；③净土的果体不同。众生所生的净土和所见的弥陀佛身，本书认为是报身报土，并主张凡夫身可以带业往生；④指出须要发三种心。即若有众生愿生净土者，发三种心即得往生；一为至诚心即真实心，二为深心即深信心，三为回向发愿心；⑤指出念佛的因缘有亲缘、近缘、增上缘三种；⑥说明二类净业。一类是依据净土三经一论所说，为读诵、观察、礼拜、称名、赞叹五行。其中称名行，即念佛名号，念念不舍而入正定（心系一境），名为正业；其余读诵、观察等四行作为回向，名为助业。这两种业称正行。此外种种散善又成一类，称杂行。

　　此书传入日本后，注疏甚多。著名的有净土宗良忠的《观经四帖疏传道记》15卷，证空《观经四帖疏他笔钞》10卷，智圆《观经四帖疏私聚钞》16卷，显意《观经四帖疏楷定记》36卷、《观经四帖疏疑端》4卷，南楚《观经四帖疏重笠钞》12卷，圆慈《观经四帖疏西山康永钞》3卷，了音《观经四帖疏六角钞》8卷，立信《观经四帖疏深草钞》10卷，贞��《观经四帖疏新记》16卷等；净土真宗的义教《观经四帖疏讲录》14卷，慧然《观经四帖疏显彰记》11卷，严藏《观经四帖疏证定诀》10卷，自牵《观经四帖疏证定钞》26卷，僧朗《观经四帖疏记》10卷，普行《观经四帖疏私记》7卷，了空《观经四帖疏郢匠记》16卷，僧睿《观经四帖疏义疏》4卷，月筌《观经四帖疏会解》22卷，深励《观经四帖疏讲义》20卷等。（高振农）

Huayanjingshuchao

　　佛教《华严经》的注释书。《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和《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的会合本。唐澄观撰。80卷。原来二者各为单行本，明嘉靖间，妙明始收经入疏，收疏入钞，成《华严疏钞会本》。因原版存武林（今浙江杭州）昭庆寺，称昭庆本。疏、钞和经文的起止配合颇多牵强。天启中叶祺胤复依《永乐南藏》校订重刻，80卷，收入《嘉兴续藏》，即清《龙藏》和金陵刻经处本之所据。但此本原来删节不全，会合失当，错讹较多。1939年，华严疏钞编印会开始搜集各种不同刊本进行参校，历时6年始成新编，较为完善。

　　《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分十门论释《华严经》。①教起因缘。因与缘各开为十，总以能说佛智为因，所化机为缘，显示毗卢遮那因胜果胜，开示众生悟入广大华严佛智，疾证无上菩提故；②藏教所摄。指出华严在经、律、论三藏中属于经藏；在声闻、菩萨二藏中属于菩萨藏；在小、始、终、顿、圆五教中属于圆教；③义理分齐。指出华严属于圆教，是最极究竟的“一乘别教”，特显法界缘起圆融无碍无尽之旨。以教义、理事、境智、行位、因果、依正、法报、应化、人法、顺逆、感应等十对为所依体事，随一摄余，相互依存、显事无碍；摄归真实、理极皆空无自性，显理无碍；缘起非无，自性非有，空有相成，显事理无碍；即事即理，即空即有，周遍含容，一切即一，一即一切，显事事无碍。又广开为十玄门以明此理。如是则一念才举，法界全收，本自圆明，非假施为，非余宗所能显，唯华严所独具；④教所被机。谓华严圆教，众乘同归，就长远说当无根不被；就当机说则唯被一类圆机；⑤教体浅深。谓自音声言语，名句文身，由浅至深乃至事事无碍，海印炳现等略有十门，华严属后二者。以一句即具一切句重重无尽，海印三昧中声色情器无非教体故；⑥宗趣通别。总判佛说一代时教为我法俱有、法有我无、法无去来、现通假实、俗妄真空、诸法但名、三胜空有、真空绝相、空有无碍、圆融具德等十宗。自人天小乘依次后后胜于前前亦摄有前前而归极于华严；别明华严一经以法界理实缘起因果不思议为宗，速证佛果为趣；⑦部类品会。说明本部有略本、下本、中本、上本、普眼等十类；⑧传译感通。先明晋唐两译补阙年代，次述传通感应事迹；⑨总释名题；⑩别解文义。用三分料说，以第一《世主妙严品》为序分，第二《如来出现品》以下为正宗分，第三十九《入法界品》的“尔时文殊师利从善住楼阁出”以下为流通分。此外，又依说经地点、次数分全经为七处九会。

　　《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是对《大方广佛华严经疏》的解释。全书分释疏序、释疏归敬偈、释疏开十门解说经义、释疏回向偈四部分，对学说征引、辩难解答、异说批判以及著疏的原委和态度等均极为详尽，为研究华严宗的重要著作。

　　注疏有净源的《华严疏钞注》120卷，贤昱的《华严疏略注》100卷，鲜演的《华严经疏玄谈决释》6卷（内缺第1卷），普瑞的《华严经悬谈会玄记》10卷等。（贾题韬）

Jingdechuandenglu

　　中国佛教禅宗史书。30卷。宋景德元年（1004）东吴道原撰。灯能照暗，禅宗祖祖相授，以法传人，犹如传灯，故名。先是有唐金陵沙门慧炬（或作智炬）、天竺三藏胜持，于贞元十七年（801）编次禅宗诸祖传记偈谶及宗师机缘为《宝林传》。光化二年（899），又有华岳玄伟禅师，编次贞元以来禅宗宗师机缘，为《玄门圣胄集》。道原续后梁开平以来宗师机缘，统集《宝林》、《圣胄》等传，撰成此书。书成以后，诣阙进呈，宋真宗诏翰林学士杨亿等刊削裁定，历时一年，方遂终篇。本书所记禅宗世系源流，上起七佛，下止法眼文益法嗣长寿注齐，五十二世，1701人。其中951人有机缘语句，其他有名无文。全书无总目，但各卷目录对“见录”与“不录”都一一注明。

　　灯录是介于僧传与语录之间的一种文体，为禅宗首创。与僧传相比，它略于记行，详于记言；与语录相比，它撷取语录之精要，又按照授受传承的世系编列，相当于史籍中的谱录。它实际上是禅宗思想史。

　　收入《大正藏》的《景德传灯录》为元延祐三年（1316）重刻本，与明藏本略有不同。延祐本书首有杨亿序；元希渭《重刊景德传灯录状》；西来年表，起南齐建元元年（479），止于隋义宁二年（618），以叙说帝王世系为主，间及达磨等人行历。中有“旧本传灯云”等语。卷九之末附唐裴休集《黄檗希运禅师传心法要》。卷末有杨亿寄李维书，叙其师承始末；南宋绍兴二年（1132）长乐郑昂《跋》；天童宏智和尚《疏》；绍兴四年左朝奉大夫刘斐《后序》。这些均为明本所无。此外，部分卷目稍异。

　　本书问世以来在佛教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不仅引出了禅宗一系列的灯录著述，如《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续传灯录》等，为禅宗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而且为宋代以及以后有关学术思想史的撰述提供了可借鉴的样式。（陈士强）

Luzutanjing

　　中国佛教禅宗典籍。亦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简称《坛经》。禅宗六祖惠能说，弟子法海集录。《释门正统》卷八《义天传》有“大辽皇帝诏有司令义学沙门诠晓等再定经录，世所谓《六祖坛经》、《宝林传》等皆被焚”等语，似宋辽时期此书已入经录。现有明清诸藏本、房山石经本及流通本等。1976年日本影印《六祖坛经诸本集成》，汇集各种版本《坛经》十一种。

　　版本 大致可分五种类型。①敦煌手抄本。不分品目,题作“《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经尾题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法》一卷”。一般以此本为最古。后称此本为敦煌本。②惠昕本（兴圣寺本）。书前有惠昕序，系根据繁本《坛经》删定而成。后传入日本，又有金山天宁寺本及大乘寺本，题作《韶州曹溪山六祖大师坛经》，卷数品门均同，文字稍异书前无惠昕序，有北宋政和六年（1116）比丘存中的序文。③高丽传本。题作《六祖法宝坛经》，疑即德异刊本（1290），元延祐三年（1316）、明万历二年（1574）重刊，光绪九年（1883）再刊。前有德异《略序》，记述六祖身世，正文分十品。明正统本及曹溪原本，题作《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正文前之《略序》、各品题名均与高丽传本同。④流通本。题作《六祖法宝坛经》，前有德异序，《略序》改作《六祖大师缘起外纪》，亦分十品，次第略有更动。与此本体例相同者有真朴重梓本（前有明成化七年御制序、宋郎简序、重刻凡例、六祖大师缘起外纪，题下有“赐紫当山主法第三十七世孙真朴重梓”）及金陵刻经处本（1929年刻）等。⑤明南藏本。前有宋契嵩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赞》。题下有“风幡报恩光孝禅寺住持嗣祖比丘宗宝编；僧录司右阐教兼钟山灵谷禅寺住持净戒重校”。不分品、卷。万历四十八年赵琦美所刻房山石经本与此同一体例，但题下重校人改为“明周至住山比丘圆载、西吴学人真程同校”。

　　内容 记载惠能一生得法传宗的事迹和启导门徒的言教，内容丰富，文字通俗，是研究禅宗思想渊源的重要依据。由于历代辗转传抄，因而版本较多，体例互异，内容详略不同。据流通较广的金陵刻经处本，其品目为自序、般若、决疑、定慧、妙行、忏悔、机缘、顿渐、护法、付嘱等十品。其中心思想是“见性成佛”，即所谓“唯传见性法，出世破邪宗”。性，指众生本具之成佛可能性。即“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及“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这一思想与《涅槃经》“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之说一脉相承。其诱导禅者修禅的实践方法是“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念即“于诸境上心不染”；无相为体，即“于相而离相”，以把握诸法的体性；无住为本，即“于诸法上念念不住”，无所系缚。又主张顿悟说，认为“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万法尽在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同时也强调：“法即无顿渐，迷悟有迟疾”；“迷闻经累劫，悟在刹那间”。指出“法即一种，见有迟疾”，“法无顿渐，人有利钝”。《坛经》还发挥唯心净土思想。认为“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又说：“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同时主张“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指出：“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坛经》的思想对禅宗的发展起重要作用。中国佛教教著作尊称为“经”的，仅此一部。

　　研究概况 千余年来，《坛经》被公认为惠能所说、法海所记。20世纪初，于敦煌文献中发现了惠能的《坛经》及其弟子神会的语录，《坛经》研究有新的发展。1930年以来，胡适据敦煌文献，先后发表《荷泽大师神会传》、《坛经考之一――跋曹溪大师别传》、《坛经考之二――记北宋本的六祖坛经》，认为《坛经》的作者不是惠能而是神会。1935年日本宇井伯寿著《第二禅宗史研究》，不同意胡适之说。1964年日本关口真大撰《禅宗思想史》，认为《坛经》代表了社会的思想。1967年日本柳田圣山作《初期禅宗史书之研究》，更认为《坛经》中“无相戒”、“般若三昧”、“七佛二十九祖说”等，是牛头宗六祖慧忠所说，鹤林法海所记，神会晚年把经引入自宗，由门下完成。1971年在台湾的印顺著《中国禅宗史》及《神会与坛经》，反驳了胡适的主张。近年来，中国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坛经》的基本内容代表了惠能思想，同时其中也有后人增益的成分。注释有丁福保《六祖坛经笺注》以及港台学人的一些著作。（净慧）

Mizongdaocidilun

　　佛教论书。原名《胜遍至大金刚持道次第开显一切密要论》，又称《密宗道次第广论》，亦称《德胜主大金刚次第道开显一切密要论》。明永乐四年（1406）宗喀巴著于西藏绛巴林寺。此论概括密宗的四部教法，而以无上瑜伽为重点，对密宗四部的修行次第、仪轨、方法、法器使用等方面作了详细论述。此论问世后，在藏传佛教中广为流传，历代相承，未曾间断。现代有法尊的汉文译本。注释有宗喀巴大弟子克主杰的《续部总建立广释》，甚为精要。（苏渊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