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iyuanshijiaolu

　　佛教经录。唐智昇编纂，20卷，“略出”4卷，共24卷。成书于开元十八年（730）。以编次严谨，记载翔实，校核精细著称。分为总录和别录两大类，各为10卷。总录又名《总括群经录》，内容系以时代为序，记载由东汉至唐代译师176人所出及失译经籍目录，并附有译人传记和古今诸家目录。别录又名《别分乘藏录》，分为七类记载大小乘经、律、论入藏目录：①有译有本大小乘经律论入藏目录,兼述译人时代；②有译无本大小乘经律论及阙本目录；③支派别行大小乘经律论及集传别生目录；④删略繁重别生同本异名各经等，删除目录；⑤拾遗补阙目录；⑥疑惑再详目录；⑦伪妄乱真目录（新编伪经及群录中伪经并诸家集钞等）。别录中最末2卷为大小乘入藏佛典总录，计收录经籍1076部，5048卷。

　　“略出”4卷内容和大小乘经籍入藏目录相同，但采用千字文为序的编目方法，以便寻检（基本上每一个字摄经10卷）。智昇首创用千字文编目方法，便于众多佛典的整理、庋藏和检索，在当时是比较科学的方法；以后各种不同版本汉文大藏经的编定，都遵循这一编目方式。（童玮）

Luoyangjialanji

　　佛教著述。北魏杨炫之（一作羊炫之或阳炫之）撰。5卷。著者生卒年不详，事迹可考者甚少。据著者原序自述：“武定五年（547），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鉴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寮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该书所记，计有43寺（其中尼寺4所）及《宋云、惠生使西域行记》、《京师建制及郭外诸寺》两篇。所载洛阳名寺，以兴废沿革为纲，然按远近次序，分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各为一卷。叙事简明扼要，文笔（ ）
　　丽秀逸，不仅是一部寺庙志，提供了关于北魏迁都洛阳四十年间的佛教史料，也记述了洛阳经济、文化及人民生活的荣衰变化，并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卷五所载《宋云、惠生使西域行记》则是研究古代中亚交通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本书曾为隋、唐、宋、元、明各代诸家著述所引用，可见流传甚久，但现存最早刻本系明代中叶后的三种刻本。《洛阳伽蓝记》的原书，据唐代刘知几《史通》补注篇称，原书本有正文、子注之分，而现存之明清刻本，则混注文入于正文。前人曾在校勘本书和分析正文、子注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近代、现代以来，曾出版过几种新的校本。流传下来的刻本和现代校勘本，大致有以下十余种：①如隐堂刻本。为现存最早的单行本，似出于明嘉靖隆庆年间，无刻人姓名。②古今逸史本。明万历年间吴（　）
　　所刻，与如隐堂本文字有异。③津逮秘书缘君亭本。明崇祯年间毛氏汲古阁刻本。出自如隐堂影写抄本，参照《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以硃笔窜改。④汉魏丛书本。清乾隆年间，王谟据古今逸史本复刻。⑤学津讨原本（照旷阁本）。清嘉庆年间，张海鹏据津逮秘书本翻雕，但小有更改。⑥真意堂丛书活字本。嘉庆年间吴自忠以津逮秘书和汉魏丛书两本互校而成的活字雕印本。⑦集证本。清道光十四年（1834）吴若准据如隐堂本，参考何慈公抄本及津逮秘书本略加删改的重刊本。⑧龙（ ）
　　精舍丛书本。1915年唐晏钩沈，故又名钩沈本，系据集证本重为分划。⑨日本《大正藏》本。据如隐堂本排出，而以其他各本参校，列其异同为脚注。⑩铁如意馆原稿本。张宗祥合校。1930年商务印书馆影印，1955年重印。⑾重刊本。徐高阮撰。1959年台湾明文书局版。⑿校释本。周祖谟校释。1963年中华书局排印本。卷首有校释者序及叙例各一篇。校释本所注，对历史人物事迹，则取证史书，陈其同异。史传所不详，则参照碑志，发其幽隐。地理则参校水经注及前代地理载记，悉载是篇，以资参证。佛书故事，则采诸经论，述其原委；翻译名称，则兼注梵音，陈其文训。其他若文藻典故、名物、制度之类，亦随文释之，不以其琐屑而失之。校释本卷首附阎文儒实测洛阳故城城基大小比例重绘图一幅；书末有起自北魏延兴元年（471）迄东魏武定八年（550）年表、引用书目、人名索引及宋云使西域行程图等。各卷正文前并插有各版《洛阳伽蓝记》的书影或有关图版多幅。（童玮）

Minggaosengzhuan

　　亦称《大明高僧传》，简称《明传》。明如惺撰。8卷（《龙藏》作6卷）。万历四十五年（1617）成书。据称作者在万历二十八年校刊《金汤编》时，涉猎史志文集，见到一些名僧的碑传，因而随喜录出。似是一部尚未完成的著作，只为南宋至明万历间部分僧人立传。全书分译经、解义、习禅三科。共正传112人，附见69人。每科后无“论”，有的传后有“系曰”一段文字，表达作者的观点。

Mouzilihuolun

　　中国佛教论书。通称《牟子》，亦称《理惑论》。据唐神清《北山录》称，原名《治惑论》，唐人避高宗李治讳改今名。相传东汉末年牟子著。原收在陆澄的《法论》中，书名下有副标题：“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隋书・经籍志》著录“《牟子》二卷，后汉太尉牟融撰”。以后此书收入《弘明集》。从书的自序看，牟子原是儒生，博览经传，也读神仙家之书，但认为虚诞不可信，常以五经难之。东汉中平六年（189）灵帝死后，天下混乱，他与母避难交趾，26岁回故乡苍梧（治所在今广西梧州市）娶妻。因感“方世扰攘，非显已之秋”，执意不仕，而致志于佛教，兼研《老子》。“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为背五经而向异道”，乃作《理惑论》答辩，针对佛教传入中国后所引起种种议论和疑难，分别给以辩解。主要记述释迦牟尼出家、成道、传教的事迹；佛经的卷数及戒律的规定；佛教关于生死问题的观点；佛教在中国初传的情况等。据称因看到“佛经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经》亦三十七篇”，故效法而为三十七条问答。文中广引《老子》和儒家经书，以论证佛教与儒、道观点的一致。为中国较早的阐述佛教原理的书。

　　关于此书的作者，长期以来，中外颇多争议。明末胡应麟在《四部正讹》里指出《理惑论》的作者牟子不是牟融，但又相信是后汉人所作。清代孙星衍将《理惑论》收入《平津馆丛书》，其学生洪颐煊为之作序，说牟子即牟融不可信，认为其文近于汉魏，故收入丛书。晚清学者孙诒让则确认此书为东汉牟子所作。梁启超作《牟子理惑论辨伪》，否定牟子真有其人，认为此书是后世伪造，内容文字都不佳，“为晋六朝乡曲人不善属文者所作”。而汤用彤、周叔迦则与孙诒让持相同的观点。吕澂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亦认为“应该属于伪书”。“作者决非汉末时人”，因“当时佛家的学说不会有书内记载的情况”，推定为“约当晋宋之间”所出。日本学者山内晋卿、福井康顺肯定此书为牟子所作，但常盘大定、松本文三郎等则认为是伪书。法国学者马司帛洛也认为是伪书，但伯希和又肯定它是牟子所作。（高振农）

Nanhaijiguineifazhuan

　　佛教史传。唐义净撰。4卷。此书系义净由印度归国途中在南海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停留时，依据说一切有部所传撰成。书中详细介绍了印度及其所历南亚诸国所行佛教仪轨40条，并将其与他所著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2卷及新译经论10卷一起托人寄归国内僧人。在40条佛教仪轨中，还记载了其他方面的有关情况，为研究南亚次大陆历史、地理和佛教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例如在第32条赞咏之礼中，介绍了当时印度流行的许多赞颂，其中尤以龙树的《劝诫王颂》为最有名，称为《密友书》。此书内容寻常，但以诗代信，文字十分优美，流行甚广，当时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读物。此书中国前后共有三个译本。又如在第34条西方学法中，介绍了印度的声明和梵语语言学家巴尼尼等人的著作，并着重介绍了学习梵语语法的方法，至今仍未失其价值。此外，本书序言中又扼要介绍了印度古代哲学的各个派别和佛教发展的历史，并着重价绍了当时佛教的部派及其分布情况，是研究印度佛教史和宗教史的珍贵资料。（高扬）

Qingshi

　　藏传佛教史籍。郭・循努白著。成书于1478年。全书十五章，除第一章叙述佛陀所属释迦族的起源及其世系，佛教在印度的起源和传承，以及吐蕃王朝和唐朝、元朝的帝王世系外，其他各章概述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历史和传承法系。其中分别记述阿底峡、玛尔巴、俄译师以及廓扎巴、尼古两大法师和释迦吉祥贤、宗喀巴等的生平事迹及其法系；萨迦派道果法与噶举派大手印法的传承；中观、正理（因明）及弥勒、无著五论以及续部（密宗经典）在西藏的译传情况等。本书在藏传佛教史书中与《善逝教法史》齐名。内容丰富，保存了许多久已失传的史料，因此其后各家史书多以此书为主要依据。作者对于重大史实及重要人物的行事年代的考订，较为翔实可信。1949～1953年，苏联藏学家罗里赫将此书译为英语，分两卷在印度加尔各答出版。中国四川民族出版社分上下两集出版了藏文本。（郭元兴）

Shanshijiaofashi

　　藏传佛教史籍。全称《善逝教法源流大宝藏论》。藏传佛教夏鲁派创始人布敦・仁钦朱著。成书于1322年。亦称《布敦佛教史》。

　　全书分四章：第一章按古印度造论风格，概述讲经闻法的功德和闻、思、修的关系。第二章记述释迦牟尼诞生、三转法轮及灭寂后的三次结集，经律论三藏的出现和佛教在印度、尼泊尔传播的历史。对“南瞻六庄严”（龙树、提婆、无著、世亲、陈那、法称）的生平及著作，也有扼要的介绍。第三章从叙述吐蕃王统世系起，到佛教传入西藏，分前弘期、后弘期止。对当时吐蕃赞普选派王室、贵族子弟到印度、尼泊尔和汉地学经，迎请高僧传教、译经，建立僧伽制度等情况，记述比较详细，是研究吐蕃宗教史和各族人民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第四章以大量篇幅对藏地所译典籍作理论性的分析和编目，是布敦对前人译著的整理和总结。

　　布敦广收显密经典及有关释论，并以印度、迦湿弥罗、金洲（金岛）、僧伽罗、乌仗那、萨壑、于阗、汉地和藏地诸大德所译著的各种经论，丹噶、钦浦、旁塘等目录，那塘丹珠尔目录，大译师仁钦桑布译著目录和鲁梅等人对显密经典的分类为根据，遍览新译教典及诸寺院所藏经籍，详加考订。分译典为经部和密续部两部分，又各分佛说和论疏两类。经部佛说教典分三法论：①四谛法论。包括《毗奈耶》、《别解脱经》等；②无相法轮，包括《般若十万颂》、《二万五千颂》等；③胜谛了义法轮，包括华严、宝积等及诸大乘经。经部论疏教典又分三类：①释经别意。依三法轮再细分；②释经总意。即因明、声明论等；③散类。密续部佛说教典分为四“本续”，于无上瑜伽续中又分父续和母续，或从母续中又分出一部为无二续。密续部论疏教典分为别释和总释两类：别释类依四“本续”分别收其注疏和撰述；总释类则为一般的修法、曼荼罗仪轨、密宗道次第、三昧耶律仪、开光、护摩、会供等著述。

　　布敦对藏译教典的上述分类法，已成为编次大藏经目录的规范，他后来编纂的《续部总目录》和《丹珠尔目录》，更进一步对旧目录中的著录作了订正，成为后世各版藏文大藏经的依据。（孙文景）

Songgaosengzhuan

　　亦称《大宋高僧传》，简称《宋传》。北宋赞宁撰。30卷。太平兴国七年（982），作者奉敕与弟子显忠、智轮从事撰述，端拱元年（988）成书。至道二年（996）又修理增补，始成定本。作者广采各方面的资料，尤以碑文塔铭为最多。记述自唐（高宗时）、后梁、后唐、后汉、后周至宋六朝僧人，并补充南朝宋、后魏、陈及隋前传所遗留的，计正传531人，附见126人。全书分十科，名目体制与《续高僧传》同，每科之后有论。其中习禅的篇幅较多，禅宗各派重要人物除云门宗创立者文偃外，皆有专传；禅宗内部斗争事迹，如“南顿北渐”之争等，亦不加隐讳。对律宗内部南山、相部、东塔三家的争执，书中亦曾提及。《译经编》载有译经六例，译场的设官分职等，是译经史上的重要文献。

Tuguanzongpaiyuanlu

　　藏传佛教史籍。全称《一切宗派渊源教理善说晶鉴》。格鲁派学者土观善慧法日著。成书于1801年。全书分五品。第一品：印度各种宗教哲学派别及佛教各派的历史；第二品：藏传佛教宗派史，分章叙述藏传佛教于前弘期和后弘期传播的情况及宁玛、噶当、噶举、希解、萨迦、觉囊、格鲁、本波等各派源流；第三品：汉地各种宗教、哲学派别的历史，分章叙述儒、道等及佛教源流；第四品：分章叙述蒙古，于阗及苫婆罗（香拔拉，佛教理想中的圣地）各地佛教弘传史；第五品：叙述编写经过。

　　此书在藏传佛教学者编写的史书中，是一部晚出的著作。书中不仅叙述了各个佛教流传区域的各种宗派的源流和情况，而且对于佛教以外其他宗派、学派的思想也作了简要的陈述。对西藏各重要宗派的学说、教义阐述甚为简要，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汉地流行的宗派也能一反传统见解，给予适当的肯定，颇为中外研究西藏学者所重视。中国有刘立千的汉译本《宗教流派镜史》；印度有达斯英译本（节译）；意大利有图奇及皮特奇共译的英译本，后者收入《罗马东方丛书》。藏文原本旧有木刻本。近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排印本。（郭元兴）。

Xizangminzuzhengjiaoshi

　　藏传佛教史籍。法尊著。作者系进藏学习藏传佛教的汉僧，曾获最高格西学位――拉然巴。此书为汉族佛教徒撰写的第一部介绍藏传佛教历史的专著，尽管还存在一些不足与讹误，但仍不失为一部有影响、有参考价值的著作。1940年四川汉藏教理院版，共分四章。第一章绪论，综述藏传佛教的缘起，西藏旧、新佛教及古、近代史的分界；第二章古代史，分述前弘期及后弘期噶当、萨迦、噶举、希解、觉宇、觉囊等派历史；第三章近代史，主要叙述格鲁派的创立、传布及教义，兼述其他宗派的沿革；第四章结论。（王辅仁）

Xugaosengzhuan

　　又称《唐高僧传》，简称《唐传》、《续传》。唐道宣撰。30卷。为继慧皎《高僧传》之作。书初成于贞观十九年（645），其所载实止麟德二年（665）。自序称，正传331人，附见160人。后20年间，又续有增补，成《后集续高僧传》10卷。随后两书合并，卷数仍作30。而所记高僧有正传498人，附见229人。所据资料较广，自称“或博咨先达，或取讯行人，或即目舒之，或讨譬集传。南北国史，附见徽音；郊郭碑碣，旌其懿德。皆撮其志行，举其器略”。分为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感通、遗身、读诵、兴福、杂科等十科。每科之后，有论无赞。《高僧传》不录在世人物，此书则将当时名望较高的在世僧人如慧净、慧休、法冲等均编写入传。

Zhubabailianjiaofashi

　　藏文佛教史籍。藏传佛教主巴噶举派活佛白玛噶布（汉地称白莲）著。成书于明万历八年（1580）。拉萨木刻版共310页。157页前为前半部，叙述佛教发展的一般历史，与藏传佛教关联不多。158页起为后半部，记述10世纪末叶以来藏传佛教各大译师的事迹较为详尽；还收录了一部分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信札。作者属主巴噶举派的中主巴支系，著述很多，本书为其代表作。（王辅仁）

Fojiaoyinyi

　　解释佛教典籍中难读难解的字音、字义专用书的通称。唐代以前注释佛经音义通常采用夹注的方法，即在经籍本文中，对梵文音译词语注释语义，或对难读字语注以反切。这种夹注音义的方法，自佛典汉译以来，历代沿袭。据《高僧传・慧睿传》载，慧睿曾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开元释教录》卷八也有北齐道慧著《一切经音》的记载。今两书皆佚。

　　西藏于藏王赤德松赞在位时，曾请印藏译师多人编定《大分解辞汇》一书，罗列佛教专用名词及常用语万余条，皆梵藏对照，为校订旧译及进行新译之依据。又在丹珠尔中译收印度声明著作37种，其中有长寿帅子所著《长寿藏》及广注，为解释字源及辞义之作。

　　现存佛教音义专著主要有：①《一切经音义》。又称《众经音义》、《玄应音义》。唐玄应著。25卷。该书注释大、小乘的经、律、论458部，为现存最早的佛教音义的著作。仿照《经典释文》体例，分经注释，每卷前先列经目，然后逐卷注释。摘取词语，先注反切，后释义。此书除引用佛经外，还保存现已失传的《苍颉篇》、《三苍》、《凡将篇》、《劝学篇》、《通俗文》、《埤苍》、《古今字诂》、《古文官书》、《字林》、《古文奇字》、《字指》、《字苑》、《小学篇》、《韵集》、《纂文》、《字略》、《广仓》、《字统》、《声类》、《韵略》、《字书》、《字体》等100多种古籍的片断。

　　②《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又称《新译华严经音义》、《华严经音义》、《慧苑音义》。唐慧苑著。2卷。该书对唐实叉难陀译的《华严经》（八十卷本》加以音义注释，以区别于东晋佛陀跋陀罗旧译《华严经》（六十卷本），故称新译。本书体例亦仿《玄应音义》，将经文难字录出，注音训于其下，引证古字书甚多。

　　③《一切经音义》。又称《慧琳音义》。唐慧琳著。100卷。成书于元和二年（807）。据本书序云：注释佛经“总一千三百部，五千七百余卷”，而希麟书序称“五千四十八卷”，实际上为1225部，5314卷。凡《开元释教录》入藏的经论全部加以注释。慧琳在汉至唐代诸家字韵的基础上，删补玄应、慧苑、云公、窥基所撰音义，内容增多，注释加详，所引古音韵典籍更为广泛。注音不仅区别吴音、秦音，而且辨明清音、浊音。

　　④《续一切经音义》。又称《希麟音义》，为慧琳《一切经音义》的续作。辽希麟著。10卷。约成书于北宋雍熙四年（987）。该书拾遗注释圆照《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入藏全部经论，及不空、义净、彦琮等译经266卷（现存本缺8卷），体例仿《慧琳音义》。

　　此外，还有后晋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30卷；南宋处观《绍兴重雕大藏音》3卷等。

　　20世纪20～30年代，又有音义索引之书多种行世，如陈作霖《一切经音义通检》2卷（1923年金陵丛书外编），日本山田孝雄《一切经音义索引》1册（1925年西东书房初版），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编《慧琳一切经音义引用书目索引》（1936年刊行）。此外，王少樵有《玄应书引〈说文〉校异》5卷、《慧琳书引〈说文〉校异》12卷等。

　　佛教音义之书，广征博引，搜罗甚富。它不仅对佛家经典字音字义的阐释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由于它保存了大量久已失传的古代字韵和其他文史典籍，又为古籍的辑佚、校勘、训诂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清代学者曾用它来整治古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成为当时的显学。（姚长寿）

Jiangjingwen

　　佛教僧人教化世俗人等的通俗化讲经的讲唱底本。六朝以来，佛教僧人在保持固有的转读、梵呗、唱导等读经方式下，汲取东汉以来儒生讲解儒家经典形式逐渐形成固定的课堂。讲问论辩形式，由斋讲发展为有固定仪式的正式讲经。为吸引听众，以佛教经义为根据，增加了故事化的成分，形成俗讲。俗讲与正式讲经在仪式上无大出入。其仪式在伯3849号敦煌卷子纸背记载甚详。

　　俗讲的主持者称“俗讲僧”或“化俗法师”，在正式演出中负责解释佛经，作通俗化讲唱，故须有一定的表演技能。另有都讲，负责转读佛经正文。据《入唐求法巡礼记》载，9世纪上半期长安有名的俗讲僧，左街为海岸、体虚、齐高、光影四人，右街为文淑及其他两人。其中文淑尤为著名，为京国第一人。文淑开讲时，“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甚至唐敬宗也亲到兴福寺听文淑俗讲。唐文宗采用法师讲声创作新曲调《文淑子》，可见当时俗讲流行的盛况。

　　俗讲僧所用俗讲底本于20世纪初发现于敦煌石窟，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类：①正规俗讲中法师所持底本。它的唱讲方式是：都讲转读一段自己手中所持的经文（在法师的底本中常从略），然后法师通俗化的散韵相间地讲唱一段。其中由法师讲唱向都讲转读过渡之处，多由法师以“X X 唱将来”提示。今存这类底本有讲唱《阿弥陀经》、《妙法莲华经》、《维摩经》等经的多种残本。

　　②说唱“因缘”的底本。现存有《悉达太子修道因缘》、《频婆娑罗王后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四兽因缘》、《欢喜国王因缘》、《目连缘起》、《丑女缘起》等，文体亦为散韵相同，内容限于佛经故事。看来似为法师一人讲唱。

　　③押座文。押通作压，座即四座之座，盖开讲之前以梵呗引摄，使听众专心一意。它是一种韵文，篇幅不长。在讲经文的押座文末尾，均有“经题名目唱将来”一句，以引起下面的俗讲正文。今存押座文有《八相押座文》、《维摩经押座文》、《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等。不太正规的俗讲，为了在开场时引起听众的兴趣，也可使用押座文，如《破摩变神押座文》用在变文之前，苏联所藏109号敦煌卷上所写押座文，在《八关斋戒文》之前，并注明“此下受斋戒”，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④在敦煌石窟中发现的若干自名为“变文”、“话本”等俗文学材料。它们不全是讲唱佛经故事的，其中历史和传说故事以及时事等内容占了很大比重。很可能僧家在俗讲中为了取悦听众，从民间借用了这些材料。但从正规俗讲的观点看，这些都是非正规的补充材料。变文一类残卷，在敦煌卷子俗文学材料中所占比重较大，且有明确自名。变文是配合“变相”图画演出的，形式为韵文散文相间，常有指示观众观看图一的词句，所演内容不限于佛经，演员更不限于僧家，故变文与俗讲文的体制不同，而且别有渊源。

　　俗讲的盛行，大约在唐文宗时（827～840），当时长安诸寺往往有奉敕开演俗讲的法会（一般俗讲，不是依敕令的）。五代以后，俗讲逐渐不大流行，但是据《佛祖统纪》卷三十九引《释门正统》良渚的话说，俗讲至南宋理宗时（1225～1264）还未尽绝。以地域而论，唐代长安是俗讲的中心，定时奉敕举行；各地方寺院大都在春秋及夏（或冬，即正、五、九等三长斋月），各有举行。俗讲对后世的说唱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周绍良）

Zhongguofojiaochuanji

　　中国佛教僧人列传。初见于魏晋南北朝。一般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别传。个别高僧的单篇传记；②类传。同类高僧传记的结集，如西行求法的高僧，高逸超群的大德；或一山一寺的僧人和某宗某派的大师；③总传。属综合性的僧传，它幅度宽广，时代绵长，收列人物众多，记述某一历史时期佛教界代表人物各种错综复杂的活动情况。此三种类型的佛教传记，对佛教的盛衰，经典的翻译和注释，宗派的建立，学说的传播，以及典章制度、寺宇建筑、国际间佛教交往等等都有所记述，为研究中国佛教发展史保存了丰富的资料。

　　别传 《高僧法显传》 亦称《历游天竺记传》、《佛国记》、《法显行传》、《法明游天竺记》（避唐中宗李显讳，易“显”为“明”）。东晋法显撰。1卷。为中国古代僧人记载留学印度的第一部旅行记。记载5世纪初印度、斯里兰卡和西域各国的里程方位、山川形势、文化艺术、风土民情等，而以佛教的事迹为主。但在传抄中有脱落讹误处。

　　《天台智者大师别传》 隋灌顶撰。1卷。智者大师是智顗的称号。其弟子灌顶据平日追随所见及访问故老，撰成此书。书中将智顗的家世、出家学道、修持弘法的经历，居瓦宫寺、天台山受到朝野尊奉的情况，以及与皇室的交往、神通感应等，作了详尽的记述。

　　《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 亦称《护法沙门法琳别传》、《释法琳别传》、《琳法师别传》、《法琳别传》等。唐彦棕撰。3卷。作于《续高僧传・法琳传》之后。以纪年为纲，将法琳的生平事迹、作品及有关诏、序等均包罗无遗，而以作品为主，以佛道斗争为重点。其中纪年和纪事，均可补《续高僧传・法琳传》之不足。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亦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三藏法师传》、《慈恩传》等。10卷。唐慧立本、彦宗笺，记玄奘生平事迹。因玄奘长期居住大慈恩寺，时人尊之为慈恩寺三藏法师。原5卷，垂拱四年（688）彦悰笺为10卷。前5卷记玄奘出家及到印度求法经过，大致依据《大唐西域记》；后5卷记回国后译经情况，叙述受到太宗、高宗的礼遇和社会的尊崇等，尤以所上表启为最多。其所记古代西域、印度及唐初以长安为中心的文化宗教情况，是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但书中玄奘的生年，没有明白标出，为其不足处。此传古代有回鹘文译本，现存写本残卷，1930年出土于新疆。近现代以来，先后有法语、英语和日语译本等行世。

　　《曹溪大师别传》全称《唐韶州曹溪宝林山国宁寺六祖惠能大师传法宗旨、并高宗大帝敕书兼赐物改寺额、及大师印可门人、并灭度六种瑞相、及智药三藏悬记等传》。1卷。无撰人名。写作时间当在唐建中二年（781）前后。记载求那跋摩、智药、真谛等的悬记；详述惠能的家世、出家、得法、传戒，开东山法门以及表辞帝召、临寂时说传法袈裟不再传等事迹。对后来的传记、《坛经》、灯录等有较大影响，为研究禅宗史的重要资料。

　　《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 亦称《法藏和尚传》、《华严宗主贤首国师传》、《贤首国师别传》、《贤首传》等。新罗崔致远撰。1卷。作者据零散记载，联贯成篇。全书以十心为类，即族姓广大心、游学甚深心、削染方便心、讲演坚固心、传译无间心、著述折伏心、修身善巧心、济俗不二心、垂训无碍心、示灭圆明心。从十方面对法藏的言行、成就作了系统的论述，并作解释。所引用的诏文及附录阎朝隐的《康藏法师碑》，为研究法藏的重要史料。

　　《智者大师别传注》 宋昙照撰。2卷。作于宋宣和三年（1121）。为解释灌顶所撰《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之书。曾引用广福寺智湛所作笺注；参照《国清百录》、《续高僧传・智顗传》、《玉泉行状碑》、《功德疏碑》、张相公《关王祠记》、《南史》、《隋书》等；询问住过玉泉寺曾读殿壁记录的行脚僧。解释清楚，考证详尽，对不同说法，并存注中。

　　《明刊定应大师布袋和尚传》 亦称《定应大师布袋和尚传》、《布袋和尚传》、《弥勒传》等。1卷。为明人所集，无编辑人名。有元昙噩所作的传和明广如所写的后序。布袋和尚名契此。昙噩在此传中记契此的生平事迹，对《宋高僧传・契此传》有所补充，并详记宋人、元人的崇奉。广如又据列传、语录，将契此的事迹和语句汇而为后序。卷末附有《五灯会元》卷二的《布袋和尚传》。

　　《宗喀巴大师传》法尊译述。全书分五章。对宗喀巴诞的诞生、出家、入藏学法、讲学弘法、学密修持、建立律仪、广弘圣教以及与藏王的交往、神通感应等一生的事迹，作了详尽的记述。最后略录名高望重的诸大弟子及其正法传承、密法传承等。为研究宗喀巴佛学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现存别传散见于各家文集者尚多。亡佚的还有57种。

　　类传《比丘尼传》简称《尼传》。梁宝唱撰。4卷。为中国最早总括诸尼为传之书。作者博采碑颂，广搜记集，讯之传闻，访之故老，诠序始终而成。起于西晋建兴（313～316）年间，终于梁天监十五年（516）。依时代为序分卷，晋代13人，宋代23人，南齐15人，梁代14人。另附见51人，大都是江浙地区的比丘尼，中原和边远地区较少。此书所记诸尼未作分类，但从传中仍可看出有法师、律师、禅师、神力、苦节、经师等区别。《自序》称全书“不尚繁华，务存要实”。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亦称《西域求法高僧传》、《求法高僧传》等。唐义净撰。2卷。原题“沙门义净从西国还在南海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撰寄归并那烂陀寺图”。系作者于天授二年（691）在室利佛逝撰成，委托大津送回长安的。依西行年代先后编次，记唐初至义净访印期间到印度求法的诸僧56人的事迹。卷末附有永昌元年（689）随同前往的贞固等4人传，最后为义净本人的自传。求法僧中有不少交州、爱州、新罗、高丽人。以记载他们留学期间的情况为中心，并在《慧轮传》中详记当时印度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的规模、制度等，惜原附在本书的寺图已不传，难以窥其全貌。所记去印路线有陆海两途，所到国家有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阿富汗、尼泊尔、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柬博寨等国。所学内容有因明、俱舍、戒律、中观、瑜伽等。记述有关古印度、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历史、风俗等情况，具有珍贵的历史资料价值。有法语、日语译本行世。

　　《东林十八高贤传》又名《莲社高贤传》。1卷。未署作者姓名。北宋熙宁（1068～1077）年间，经陈舜俞粗加刊正；大观初年（1107），沙门怀悟复为详补；最后又历考《庐山集》、《高僧传》及晋宋史，依怀悟本再作补治，始成定本。收录晋宋时以慧远为首的僧人居士18人的事迹。卷首有黄汝亨《序》，传后附《百二十三人传》和《不入社诸贤传》两篇，另有原《跋》和王谟《跋》各一篇。北宋元丰三年（1080），李伯时作《莲社十八贤图》，冠于传前；次年李冲元作记，附于传后。为研究东林莲社的重要参考资料。

　　《禅林僧宝传》简称《僧宝传》。北宋惠洪撰。30卷。主要纪事，亦收录一些机缘语句，是介于僧传和灯录之间的一种体裁。作者不满意昙颖的《五家传》，乃博采别传遗编，参以耆年宿衲的言论，增添嘉祐以后云门、临济两家的杰出禅师。于北宋宣和二年写成自五代到北宋政和末81人的传记。其中属青原法系的11人，曹洞10人，临济17人，云门15人，法眼5人，沩仰1人，黄龙15人，杨岐4人，其余人法系不明。最初刊本是宣和六年本，有侯延庆序。宝庆三年（1227），杭州刻本有张宏敬序。此书融会众说，陶铸成文，自成一家之言，后人多目之为“丛林之扶风龙门”。后来的僧传、灯录常加引用。现在通行的是嘉兴续藏本、影印续藏经本、南京刻本。

　　《补禅林僧宝传》 宋庆老（号舟峰庵主）撰。1卷。载法演、悟新、怀志三人传，传后有赞。因悟新卒于政和五年（1115），时间最迟，故名补传。体裁和前传同，词章华赡，文字典雅，可与前传媲美。宋代即附在前传后面流通。

　　《僧宝正续传》 南宋祖琇撰。7卷。前6卷载北宋仁宗至南宋孝宗初约100多年间，罗汉南至黄龙震28位禅师的事迹，以机缘语句为主，有的传后有赞。其中曹洞、临济各1人，黄龙、杨岐各13人。第7卷《德山木上座传》与《临济金刚王传》是两篇寓言。另有《代古塔主与洪觉范书》是批评《禅林僧宝传》卷十二《承古传赞》的。其中正贤、宗杲、道震三人的传，为后来所增。

　　《天台九祖传》南宋士衡编。1卷。所录凡天台宗九世祖师龙树、慧文、慧思、智顗、灌顶、智威、慧威、玄朗、湛然的传记。龙树传系根据《付法藏因缘传・龙树传》而来；慧文传依《摩诃止观》第一上的文字敷衍成篇，甚为简略。其他则均依据《续高僧传》和《宋高僧传》加以删节或增补而成。书中间有音义、注释，系编者所加。

　　《武林西湖高僧事略》 南宋元敬、元复撰。1卷。相传西湖玛瑙宝胜寺在南宋绍定六年（1233）创建一高僧阁，供奉曾在杭州各寺居住的晋、南齐、隋、唐、五代、宋诸代高僧30人，摘录梁、唐、宋《高僧传》、《五灯会元》以及《释门正统》和有关碑志等所载的内容，加以赞述。其图像绘在阁上，事略则刊版印行，即成此书。

　　《神僧传》 明成祖朱棣编。9卷。《序》曰：“神僧者，神化万变，而超乎其类者也。”全书采辑中国历代佛教史传中所载的“神僧”传记，诸如梁、唐、宋《高僧传》、《禅林僧宝传》、《五灯会元》等，自东汉摩腾至元初胆巴，共208人。在排列次序上，把晋僧群列在齐、周之后，隋岑阇黎列于唐代之后。

　　《续武林西湖高僧事略》 明祩宏辑。1卷。为续元敬之书，只载明僧慧朗、梵琦、景隆、本善、雪庭5人小传，无赞。

　　《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清自融撰。15卷。门人性磊补辑。康熙三年（1664）成书。记南宋建炎元年（1127）到清顺治四年（1647）500多年间禅僧97人的传记94篇（卷二道祖、世奇2人合传，卷十梵琦、智及、昙噩3人合传）。其中宋僧45人，元僧15人，明僧37人，绝大部分属临济、曹洞两宗。自融搜集资料历时20余年，成传53篇，性磊补辑41篇。卷末明广真传1篇，为此书康熙二十四年重刊后次年拾遗所补。

　　《法界宗五祖略记》清续法辑。1卷。康熙十九年成书。记华严宗初祖法顺、二祖智俨、三祖法藏、四祖澄观、五祖宗密五人传记。各传分别依据《华严经悬谈会玄记》、《华严经疏演义钞》、《法藏和尚传》与《宋高僧传・法藏传》、《清凉国师传》（也包括《华严经悬谈会玄记》）、《景德传灯录》卷十三及《宋高僧传》卷六等有关资料编写而成，内容比较翔实而有条理。

　　《居士传》清彭际清编述。56卷。始写于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成书于四十一年。大都依据正史僧传及诸家文集、诸经序录、百家杂说等加以删削而成。收录从东汉至清乾隆年间归佛的居士事迹，有列传56篇，正传227人，附见77人。有的传后有著者和汪大绅等所作赞文。

　　《善女人传》清彭际清编述。2卷。成书在《居士传》后。大部分采自历代史书、僧传及诸家文集、诸经序录、百家杂说等，亦有自己见闻所及。收录自晋以来至清乾隆年间善女人共正传138人，附见9人。传后标有所据原书之名。

　　《莲宗九祖传略》清悟开撰。1卷。道光四年（1824）成书。首有自序，末有悟灵跋。系摘编各书成一编，每传之后附按语。慧远、善导、承远、法照、少康、延寿、省常七人传，大抵据《佛祖统记・净土立教志》中莲社七祖事迹，删节并增补各人作品、言论而成；《祩宏传》据《古杭云栖莲池大师塔铭》及《云栖本师行略》写成；《实贤传》据《省庵法师传》及《劝发菩提心文》等撰成。同治四年（1865），郑澄德撰《际醒传》，称莲宗十祖，附刻九祖传后，了因作跋，书名改称《莲宗十祖传略》。有清代刻本。

　　《续比丘尼传》 震华编述。6卷。初稿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散失。后又追忆前作，于1939年成书。收录自梁、陈、北齐、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以至民国比丘尼201人，附见47人。所引资料，大都未注明出处，难以稽考；而所收的人，也失之过宽，有欠严谨。

　　亡佚的类传尚有23种。

　　总传 《名僧传》梁宝唱撰。原30卷，序目1卷。今佚。现存有日僧宗性于1235年所录的摘抄本，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全书的目录；第二部分节录原文片断；第三部分为要点的条目。原书成于梁天监十三年（514）。分法师、律师、禅师、神力、苦节、导师、经师七科，每科外国僧人在前，中国僧人居后。其中外国法师4卷，分一般法师和神通弘教二类，中国法师13卷，分高行、隐道和一般法师三类；律师1卷，禅师2卷，神力1卷，不分类；苦节7卷，分兼学、感通、遗身、宗索、寻法出径、造经像、造寺塔7类；导师、经师各1卷，不分类。正传记东汉、吴、晋、后秦、北魏、宋、齐七代名僧425人。其中有80余人为《高僧传》所无。它是最早出现分科的综合僧传，对以后《高僧传》的编纂颇有影响。

　　《高僧传》简称《梁传》、《皎传》。梁慧皎撰。14卷（内《序录》1卷）。本书在前人资料的基础上，弥纶群言，分科布局，采各家之长写成。体裁为类传体。分为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遗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十科。记录汉、魏、吴、晋、北魏、后秦、宋、齐、梁僧人257人，附见274人。前八科之末均有论有赞，末两科有论无赞。书末附有王曼颖《与皎法师书》和作者答书。

　　《续高僧传》又称《唐高僧传》，简称《唐传》、《续传》。唐道宣撰。30卷。为继慧皎《高僧传》之作。书初成于贞观十九年（645），其所载实止麟德二年（665）。自序称，正传331人，附见160人。后20年间，又续有增补，成《后集续高僧传》10卷。随后两书合并，卷数仍作30。而所记高僧有正传498人，附见229人。所据资料较广，自称“或博咨先达，或取讯行人，或即目舒之，或讨譬集传。南北国史，附见徽音；郊郭碑碣，旌其懿德。皆撮其志行，举其器略”。分为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感通、遗身、读诵、兴福、杂科等十科。每科之后，有论无赞。《高僧传》不录在世人物，此书则将当时名望较高的在世僧人如慧净、慧休、法冲等均编写入传。

　　《宋高僧传》亦称《大宋高僧传》，简称《宋传》。北宋赞宁撰。30卷。太平兴国七年（982），作者奉敕与弟子显忠、智轮从事撰述，端拱元年（988）成书。至道二年（996）又修理增补，始成定本。作者广采各方面的资料，尤以碑文塔铭为最多。记述自唐（高宗时）、后梁、后唐、后汉、后周至宋六朝僧人，并补充南朝宋、后魏、陈及隋前传所遗留的，计正传531人，附见126人。全书分十科，名目体制与《续高僧传》同，每科之后有论。其中习禅的篇幅较多，禅宗各派重要人物除云门宗创立者文偃外，皆有专传；禅宗内部斗争事迹，如“南顿北渐”之争等，亦不加隐讳。对律宗内部南山、相部、东塔三家的争执，书中亦曾提及。《译经编》载有译经六例，译场的设官分职等，是译经史上的重要文献。

　　《新修科分六学僧传》简称《六学僧传》。元昙噩撰。30卷。系根据梁、唐、宋三部《高僧传》重编的一部僧传。但在分合、次第、归类上与上述三传颇有出入。至正九年（1349）开始编辑，二十三年成书。以慧、施、戒、忍辱、精进、定六学分类，与旧的十科分法不同。六学中每学又分二科，合为十二科，即译经、传宗、遗身、利物、弘法、护教、摄念、持志、义解、感通、证悟、神化。不计附传，共著录1270人。六学下各有小引，说明立科宗旨，每科后有赞言，作为一科总结。

　　《明高僧传》亦称《大明高僧传》，简称《明传》。明如惺撰。8卷（《龙藏》作6卷）。万历四十五年（1617）成书。据称作者在万历二十八年校刊《金汤编》时，涉猎史志文集，见到一些名僧的碑传，因而随喜录出。似是一部尚未完成的著作，只为南宋至明万历间部分僧人立传。全书分译经、解义、习禅三科。共正传112人，附见69人。每科后无“论”，有的传后有“系曰”一段文字，表达作者的观点。

　　《补续高僧传》明明河撰。26卷。作者遍游齐、鲁、燕、赵、湘、赣、闽、浙等地名山古刹，于荒堙残碣间，搜剔碑刻，并托同学读彻于两广、云南代为搜辑资料。其后又参阅曹能始的藏书。历30年，数易其稿；临终又嘱其弟子道开继承其业。到清顺治四年大致告竣。记载唐至明万历末的高僧事迹，故名“补续”。全书分为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感通、遗身、赞诵、兴福、杂科等十科。正传549人，附见75人。在体例上，除附传外，尚有2～3人合为一传的合传体。在习禅一部分传后有“系曰”，为作者的评论；其他篇中有些传后有“明河曰”按语，当是准备作“系曰”的底称；在某些传后尚有不署名的按语和引用的参考资料，似是道开所加。

　　《重编八十八祖道影传赞》亦称《诸祖道影》、《诸祖道影传赞》、《祖师传赞》、《八十八祖传赞》等。明德清撰，高承埏补。4卷。卷首及附录各1卷。明代宫中藏有诸祖道影88帧，洪武元年（1368）传摹供奉于南京牛首山祖堂。万历十二年真可禅师请名画家丁云鹏临摹三堂，分置五台、峨眉、南岳等处。后画家史宷再摹成册。泰昌元年（1620）德清纂成小传，各系以赞。崇祯五年（1632）钱应金去其像，以传赞付梓，但仅77人。十七年，高承埏补写11人的传赞，编为4卷。以禅宗大师为最多，并将天台宗十七祖、慈恩宗三祖、律宗九祖、华严宗五祖、密宗五祖的名号附在唐代各宗教主的后面。卷二慧远传后，还附有莲宗十祖赞。卷首1卷为各家所写的序、题辞及目录；附录1卷是高承埏所写祩宏、真可、德清三人和附入的圆信的传赞。全书除明代数传外，其他均据灯录、《佛祖统记》等编成。

　　《高僧摘要》清徐昌治编辑。4卷。顺治十一年成书。按道高、法高、品高、化高四门，摘要叙述历代高僧的事迹。道高自东汉至清42人（居士1人不计在内），法高自晋至清43人；品高自晋至清47人；化高自东汉至清41人。资料大多采自4部高僧传。全书以禅门宗师最多。

　　《三十二祖传赞》清世宗胤( ) 撰。1卷。作者自雍正十一年（1733）二月起，每月朔望绘一古德像，并亲笔系赞于像的上方，刻石藏于宫内。到十三年去世时，共绘僧肇、宝志、慧思等像32幅，而以禅师为最多。乾隆九年，高宗将像装潢成轴，赐给武林理安寺。二十四年实月编辑《理安寺志》时将传赞载在首册，但未单行。1918年印光始在每一传前标列名题，刊刻别行。此书以像、赞为主，传较短小，一般均在500字左右。32人中，除文偃、通琇外，都载有雍正时的封号。有民国扬州藏经院刻本。

　　《新续高僧传四集》喻谦编。66卷。1919年应北京法源寺道阶等请而编纂，历时五载，1923年完成。本书以《明高僧传》为蓝本，引用灯录、传记、山志、寺志、文集等64种，又参考各省通志、县志、宋、辽、金、元诸史及各家语录，资料丰富。但《卐续藏经》中有关史传的材料均未加引用。记载自宋初至清末近1000年间的高僧事迹，分为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灵感、遗身、净读、兴福、杂识十科。正传771人，附见617人。此外卷首1卷。附有引用书目等。全书在时代排列上把辽、金夹入北宋、南宋之间；传中人物有重复也有疏漏。有民国铅印本。

　　亡佚的总传尚有12种。

Zhongguofojiaojinglu

　　佛教经籍目录。也称“众经目录”、“内典录”、“释教录”、“法宝录”等。佛教传入中国后，译著渐富，部帙渐增，不同译本不断出现。为综理存佚，研核异同，因而创制经录。《开元释教录》称其为“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部之多少”，使佛教书籍，有典可征。历代经录的制作，约可分类四个阶段：

　　两晋时期 经录创始阶段。在此之前，《出三藏记集》曾引有《古录》（一作《古经录》）和《旧录》（一作《旧经录》）两种，《历代三宝记》还载有《汉时佛经目录》1卷和《朱士行汉录》1卷，但均系后人依托，不足为据。西晋早期，法护译出170多部佛经，遂撰《众经目录》（亦称《竺法护经目》、《护公录》、《竺法护录》1卷，记其所译诸经名目，当是最早的经录。其后，聂道真撰《众经目录》（亦称《道真录》、《聂道真录》）1卷，记载汉、魏、晋的译经，通录各代，且注明译出的时间、笔受人和经名异称，对以后经录颇有影响。东晋成帝时，支敏度撰《经论都录》（亦称《支敏讳莫如深产》）和《别录》各1卷，前者为总录，后者是分类目录，但已早佚，内容已无从知悉。就《历代三宝纪》所引来看，恐有后人增入部分。东晋十六国时有《二赵经录》（简称《赵录》）1卷，但所记不仅是前赵和后赵时代的译经，而且有南朝时的译本，或是以二赵地域为范围的经录。以上各录，受时代和区域的局限，还处在草创阶段。到东晋宁康二年（374）道安撰《综理众经目录》（简称《安录》、《道安录》）1卷，才为经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内容分经论录、失译经录、凉土失译经录、关中失译经录、古异经录、疑经录、注经及杂志经录等七部分。这种分类法综合了以前经录的优点，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所发展。此录已佚，但重要内容都收入《出三藏记集》中，后秦僧睿撰《二秦众经录》（简称《二秦录》）1卷，以前后两秦时代译经为主，间及吴和北凉的译经。东晋道流撰《魏世经目录》、《吴世经目录》、《晋世杂录》、《河西伪录》4种，未竟而卒。其同学竺道祖继其事，书成4卷，称《道祖录》，断代的经录即从此始。

　　南北朝时期 经录逐渐完备阶段。当时虽南北分裂，而译事不辍，经录所撰渐多，体制日趋定型。分经、律、论，判大、小乘；再别为有译人、无译人和卷数；标明抄经异译，疑经、伪籍以及存佚经目等，作用大显。

　　南朝宋不详作者的《众经别录》（简称《别录》）2卷。上卷载大乘经录、三乘通教录、三乘中大乘录；下卷载小乘经录（篇目本阙）、大小乘不判录、疑经录、律录、数录、论录。此录以经、律、论为类，经类又依大小乘划分，疑经则另作专篇，比以前经录的分类更为恰当。同时在每经之下，用简明的辞句标明一经的宗旨，并以“文”、“质”等字样，作为对译本的评价，比以前经录也有进步。此录现有敦煌写本，残存上卷一部分。

　　南齐王宗撰《众经目录》（简称《王宗录》）2卷。通纪各代，分大小乘。道慧撰《宋齐录》1卷，专纪宋、齐译经，尤偏重宋代。另有不详作者的《始兴录》1卷，始兴即今广东韶州，故此录多记南方所译经籍，也名《南录》。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简称《僧祐录》、《祐录》、《三藏记》）15卷，今存此录共分四部分，第二部分“铨名录”即佛经目录。分为新集撰出经律论录、新集条解异出经录、新集表序四部律录（阙）、新集安公古异经录、新集安公失译经录、新集安公凉土异经录、新集安公关中异经录、新集律分为五部记录、新集律分为十八部记录、新集律来汉地四部记录、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新集抄经录、新集安公疑经录、新集疑经伪撰杂录、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等。其中经论录及标题安公的六录，乃是以《道安录》为基础加以订补而成，余则为僧祐新增。共著录2162部，4328卷。其分类和著录的方法，对以后的经录颇有影响，但考证有不甚确切之处。

　　梁天监十四年（515）武帝敕僧绍撰《华林佛殿众经目录》（一作《华林佛殿录》）4卷。记录宫廷所藏佛经。因不合武帝意旨，十七年又敕宝唱重撰，亦成4卷，名《梁世众经目录》（简称《宝唱录》），分为：大乘有译人多卷经、大乘无译人多卷经、大乘有译人一卷经、大乘无译人一卷经、小乘有译人多卷经、小乘无译人多卷经、小乘有译人一卷经、小乘无译人一卷轻、先异译经、禅经、戒律、疑经、注经、数论、义记、随事别名、随事共名、譬喻、佛名、神咒等20类，所分甚为详细，把譬喻、佛名、神咒等各自为类，并注意到注经和义记，扩大了所录的范围。并以有译、无译、一译、异译、多卷、一卷分类，对藏经的整理，有一定的便利。

　　北魏永熙（532～534）中，李廓撰《魏世众经目录》（简称《李廓录》）一书，分大乘经、大乘论、大乘经子注、大乘未译经论、小乘经律、小乘论、有目未得经、非真经、非真论、全非经愚人妄作等10类。是当时已译未译经的目录。

　　北齐武平中（570～576）沙门统法上撰《齐世众经目录》（一作《高齐众经目录》、《达摩（ ）
　　多罗录》，简称《法上录》），分杂藏录、修多罗录、毗尼录、阿毗昙录、别录、众经抄录、集录、人作录等8类。以杂藏居首，与修多罗分列，为它录所无。这已启经部再分细类的先声，后面4类对后世经录也颇有影响。此外，北魏菩提流支撰《译众经论目录》1卷、陈智敷撰《真谛翻译历》，都是个人译经的目录。另有南齐《释弘充录》1卷，北齐《释道凭录》1卷，梁《释正度录》1卷，陈《大乘寺藏目录》4卷、《王车骑录》1卷、《庐山录》1卷、《岭号录》1卷、《南来新录》、《一乘寺藏众经目录》、《东录》等，都已佚亡，内容无考。

　　隋唐时期 经录发展大成阶段。隋唐佛教进一步发展，所撰经录，体例完善，分类细致，组织周密，范围广泛，已在中国目录学中，别树一帜，成为自成体系的专科目录。

　　隋开皇十四年（594）法经等撰《大隋众经目录》（简称《法经录》7卷。前6卷为别录、末卷为总录。分大乘修多罗藏录、小乘修多罗藏录、大乘毗尼藏录、小乘毗尼藏录、大乘阿毗昙藏录、小乘阿毗昙藏录（以上六录每录均有众经一译、众经异译、众经失译、集经别生、众经疑惑、众经伪妄六分）、佛灭度后抄集录（包括西域圣贤抄集、此方诸经抄集二分）、佛灭度后传记录（包括西域圣贤传记、此方诸德传记二分）、佛灭度后著述录（包括西域圣贤著述、此方诸德著述二分），共九录四十二分。其分类法已撷取前代经录之长并加以系统化，但著录译经只记时代，不详年月，不别存佚，排次不依时代，不注引用的出处，是其缺点。

　　开皇十七年，费长房撰《历代三宝纪》（亦名《开皇三宝录》，简称《长房录》、《房录》、《三宝纪》），15卷，分四部分：①“帝年”3卷，上列干支年号，下记佛教的废兴、佛典的传译，旁及当时史事，是最早的佛教年表；②“代录”9卷，记载东汉到隋16个朝代的译经和撰述。并把目录和传记合而为一，既可以见译人的身世，又可明了译述的渊源、宗派的师承、翻译的得失，便于知人论世；③“入藏目录”2卷，分大小乘，（ ）
　　为经、律、论三类，每类又分译人和失译人两项；④“总录”1卷，详载本书的表文、总序和全书目录，末附当时仍存的宋、梁、魏、北齐、隋六家详细目录和已佚的古代二十四家目录，保存了上代经录极其丰富而又宝贵的资料。此书由于好多务广，取材不够严谨，驳杂不纯，但对后世经录影响很大。

　　仁寿二年（602），彦琮撰《众经目录》（简称《仁寿录》、《彦琮录》、《琮录》5卷，分单本、重翻、贤圣集传、别生、疑伪、阙本等6类，是以《法经录》为基础补充而成。分类简明而不如《法经录》的细致。彦琮又撰有《昆化经录》5卷，这是大业中隋平林邑所获得的佛经，系在多梨树叶上用昆仑文写出。彦琮编定目录，分经、律、赞、论、方、字、杂书等7类，是一部专纪昆仑文经典的目录。又有智果撰《诸经目》分经、疑经、论、戒律、记。经、论、戒律中每类又分大乘、小乘、杂经3类，共11类，与法经、彦琮二录颇相近。

　　唐贞观（627～649）初年，玄琬撰《众经目录》5卷，乃就《彦琮录》补入后来译经而成。麟德元年（664）道宣撰《大唐内典录》（简称《内典录》、《宣录》）10卷，分历代众经传译所从录（依代纪人，即是代录）、历代翻本单重人代存亡录（内分大小乘及西域圣贤集传、大小乘下又分经律论，即单译传重译互勘的目录）、历代众经举要转读录、历代众经有目阙本录、历代道俗述作注解录（即中国僧俗所撰关于佛教经论的注解和著作的目录）、历代诸经支流陈化录、历代所出疑伪经论录、历代众经目录终始序（即唐以前经录的目录）、历代众经应感兴敬录（记关于经典的感应事迹）等10类。此录综合《法经录》和《三宝纪》的优点而成，被认为“类例明审，实有可观”。

　　麟德年间，静泰撰《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简称《静泰录》）5卷，乃据《彦琮录》增补唐代译经而成。又静迈撰《古今译经图纪》（简称《译经图纪》）4卷。主要依次记述译人的事迹，列所译各经名于传末，是经录的别裁，武周天册万岁元年（695）明（ ）
　　等奉敕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一名《武周刊定众经目录》，简称《大周刊定目录》、《大周录》、《武周录》）15卷。分大乘单译经、大乘重译经、大乘律与大乘论、小乘单译经、小乘重译经、小乘律论与贤圣集传、大小乘失译经、大小乘阙本经、见定入藏流行目、伪经等10类。此录虽名刊定，但内容杂沓，繁秽甚多。

　　开元十八年（730）智昇撰《开元释教录》（简称《开元录》、《昇录》）20卷，分总括群经录（即总录）和别分乘藏录（即别录）两部。总录以译人为主，自录以译人为主，自东汉到唐19个朝代，记载其都城、帝系、年号、译者人数、所译卷数及存阙，然后再依译人年代先后，详载所译经籍名称、卷数、译时、译地、译本单重及译人小传，并附失译各经于末，间及此土撰述。最后一卷为叙列古今诸家目录，载已佚之古代目录31家及现存之目录10家。对现存者详载内容并有所评骘。别录以经籍为主，分为有译有本录、有译无本录、支派别行录、删略繁重录、补阙拾遗录、疑惑再详录、伪妄乱真录7类。最后两卷为入藏录，分大乘经律论、小乘经律论及贤圣集传3类。本书总录虽承袭前人之“代录”，而于译人、译经之考订、拣别，用功很深，超过前代经录。别录则分类精详，颇多创例，在经录中，堪称上品。智昇又有《开元释教录略出》4卷，即《开元录》第19、20卷见定流行入藏目。它标明部类、译人、纸数。注有千字文次第，是藏经的排架目录。北宋以后的大藏经雕版都是以此为蓝本。开元十八年另撰有《续大唐内典录》1卷，自注说是“历代众经传译所众录”部分，续载从麟德元年到开元十八年所译的经典。现存本不是智昇原书，而是《内典录》卷一的抄本残卷。智昇并撰有《续古今译经图纪》（简称《续译经图纪》）1卷。增补唐代译人自智通到金刚智等21人。另有玄逸撰《开元录广品历章》30卷，今存15卷，记历代经典，尤详于唐代。每经之下具列品分子目，译经起讫年月，口传、笔受的人，可以和《开元录》相辅而行。每经列子目，是本书的特点。贞元十年（794）圆照奉敕撰《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3卷，记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的译经撰述，并载有上表、制诏、碑文等，保存了当时很多有关佛教的史料。贞元十五年（799）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简称《贞元录》）30卷。此书在《开元录》基础上，增加特旨承恩录于“总集群经录”之前，另补开元十八年后65年间新译入藏的众经和译人事迹，并据《续开元录》载入奏议、诏谕等文字，体例和《开元录》殊不一致。其后南唐释恒安于保大三年（945）撰《续贞元释教录》1卷，补充新编入藏的唐代译经和著述140部。此外，《长房录》载有隋《灵裕法师译经录》1卷，未详作者的《众经都录》8卷；《大周录》各卷引有《化度寺录》、《真寂寺录》、《福林寺录》、《义善寺录》、《玄法寺录》。又《法苑珠林》卷100载有道宣撰《西明寺录》1卷，《新唐书・艺文志》卷三载有唐文宗时王彦威撰《内典目录》12卷等，均早已散佚。

　　宋元明清时期 经录的演变阶段。由于大藏经目刊刻，出现了许多大藏经刻本的目录；又因大藏经部帙浩繁，阅读不易，出现了一些指导阅藏的解题目录。另外，自唐代佛教传入西藏地区，译经事业随之而兴，就有藏文大藏经的刻印；清代也用满文（ ）
　　译了大藏经。由此出现了用藏文与汉文经录对勘的目录、汉译藏文、满文大藏的目录等。

　　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赵安仁等撰《大中祥符法宝录》22卷（今存16卷），天圣五年（1027）惟净等撰《天圣释教录》3卷（今存2卷），景祐三年（1036）吕夷简等撰《景祐新修法宝录》21卷（今存15卷）；除《天圣释教录》兼记前代外，都是只记当代的译经，而于译人、教乘、部别、梵本来源、译场和翻译情况，及表奏、诏谕等记载颇详。自宋开宝四年（971）于四川刊印《开宝藏》以来，刻本的大藏经不断出现，宋有《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碛砂藏》、辽有《契丹藏》，金有《赵城藏》，元有《弘法藏》、《普宁藏》，明有《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嘉兴藏》，清有《龙藏》等。这些藏经都以《开元录》入藏目录为基础，略有增删。仅《嘉兴藏》在明《永乐北藏》、《永乐南藏》之外，续刊了汉地撰述400余种，保存了大量中国著作。它们都有目录（除《开宝藏》、《契丹藏》、《毗卢藏》、《赵城藏》、《弘法藏》外均存）。悉依千字文编号，是一种便于查检的应用目录。

　　大藏经数量过大，不易全部阅读，就有解题目录出现。天圣二年遵式撰《教藏随函目录》，叙述诸部著作大义，但早已佚亡，内容不详。崇宁三年（1104）惟白撰《大藏纲目指要录》（简称《大藏经指要录》、《大藏纲目》、《纲目指要》）8卷，依《开元录》入藏次第，逐函分列卷次，逐卷略录义例，钩玄提要，使阅者能了解宏纲。崇宁四年王古撰《大藏圣教法宝标目》（简称《大藏法宝标目》、《法宝标目》）8卷。元大德十年（1306）管主八续补成10卷，内容分总标年代、别约岁时、略明藏乘、广列名题（即各经的解题，以一经或一会为主，加以解说）四部分。但不及《纲目指要》详细。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寂晓撰《大明释教汇目义门》（一名《法藏司南》，简称《释教汇目义门》、《汇目义门》41卷，分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陀罗尼、圣贤著述等9部。卷首的《释例》，即分部的说明。此书按天台五时判教，依明南北藏。先后更置，分为8部，每经之下写示经文大意及论疏旨趣，汉人释经的注疏，即附于同部之后，有利于查阅。万历四十六年作者将上书节为简本，名《大明释教汇门标目》，4卷，每书之下，以一二语概括介绍，颇便检阅。南明桂王永历八年（1654），智旭撰《阅藏知津》，总目4卷，本文44卷，其分类较前大有改进，分经、律、论、杂藏四大类。经藏分大乘小乘，大乘中依天台判五时教次第而略有改易，分为华严、方等、般若、法华、涅槃五部，方等中又分显说与密咒二门，密咒包拓秘密部诸经及仪轨。律藏也分大小乘，在小乘律之下，附载疑似杂伪的律。论藏分大小乘，大乘论中，又分释经论、宗经论、诸论释诸部，下又别为西土、此土二科。杂藏分西土撰述、此方撰述。西土撰述中附外道论、疑伪经。此方撰述分忏仪、净土（净土宗）、台宗（天台宗）、禅宗、贤首宗（华严宗）、慈恩宗（法相宗）、密宗、律宗、纂集、传记、护教、音义、目录、序赞诗歌及应收入此土撰述15部。其分类，在《汇目义门》之上加以提高，条分缕析，组织更为严密完整。著录汉地的撰述相当广泛。

　　此外，还有藏满佛教经典的目录。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庆吉祥等撰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简称《至元录》）10卷，是元世祖因见西僧经教与汉僧经教音韵不同，疑其有异，命两地名德对辩无差而编纂。因系汉文藏经目录与藏文藏经目录对勘，故名《勘同总录》。全书分两部分：①总标。标示本书大纲，内分4科：(a)总标年代，括人法之弘纲；(b)别约岁时，分记录之殊异；(c)略明乘藏，显古录之梯航；(d)广列名题，彰今目之伦序。②正文。分契经、调伏、对法三藏、每藏又分菩萨和声闻二乘，末尾有圣贤传记录。在菩萨契经藏中分显教大乘经和密教大乘经两类。显教大乘经中又分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诸大乘经六门。密教大乘经中又分秘密陀罗尼和仪轨二门。圣贤传记也分梵本翻译集传和东土圣贤集传两类。这种分类法，大致遵照《开元录》，只是把密教和显教分列。本书以西蕃大教目录，对勘东土经藏，凡是有汉文译本也有藏文译本的，多将梵文原名用汉字音译注于经名之下。至藏汉译本有不同之处，则勘其同异，加以注明。但藏汉对勘上，也有疏漏之处。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编的《如来大藏经总目录》与乾隆五十七年（1792）编的《御译大藏经目录》各一卷，前者是藏文版甘珠尔目录的汉译本，后者是满文版甘珠尔目录的汉译本。

　　日本、高丽的经录中也有记载中国佛教典籍的。唐代日本僧人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运、圆珍、宗睿等入唐求法，将求得的经论章疏编成目录，称《请来目录》、《求法目录》等，现存18种，所记全是唐代已有佛典。885年，安然撰《诸阿阇黎真言密教部类总录》2卷；1790年，圆超、玄日、安远、平祚、藏俊、荣稳撰华严、天台、三论、法相、律各宗《章疏》；1094年，永超撰《东域传灯目录》，进行总括。宋代高丽义天撰《新编诸宗教藏总录》3卷，也属综录性质。这些经录多载中国佛典，很多不见于汉地经录著录的译本和撰述赖以存名，为研究中国佛教经录的参考资料。（苏晋仁）

Fangshan Shijing

　　佛教石经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文化珍品。存于北京房山县云居寺石经山。山在云居寺东，故又称东峰。高约500公尺，开凿九洞，分上下二层。下层二洞，自南而北为第一、二洞；上层七洞，以雷音洞为中心，右面为第三、四洞，雷音洞为第五洞，左面顺次为第六、七、八、九洞。九洞之中以雷音洞开凿最早，原作经堂，称石经堂，有石户可启闭。其余八洞在贮满石经后即以石塞户熔铁锢封。至辽金时，又于山下云居寺西南隅开辟地穴二处，埋藏石经后合而为一，其上建塔镇之，称压经塔。

　　房山石经由隋静琬（即智苑）发起刻造。静琬继承其师慧思遗愿，自隋大业（605~617）年间开始筹划，至唐贞观十三年（639），刻完《涅槃经》后即圆寂。据考证，静琬除刻《涅槃经》外，还有贞观八年所刻《华严经》，以及嵌于雷音洞四壁的《维摩经》、《胜鬘经》等经石146块。继承静琬刻经事业的弟子可考者有所谓导公、仪公、暹公和法公等四人。唐开元年间，由于帝室的支持，静琬的第四代弟子惠暹在雷音洞（石经堂）下辟新堂两口（即今第一、二洞），镌刻石经。中晚唐时期，由于当地官吏的支持和佛徒的施助，先后刻有石经100余部，经石4000多块，分藏于九个石洞。唐末五代战乱，石经的刻造陷于停顿。至辽代继续镌刻。据清宁四年（1058）赵遵仁《续镌成四大部经成就碑记》载，涿州刺史韩绍芳曾清点藏于石洞中的石经数量：自太平七年（1027）至清宁三年，有续镌造《般若经》80卷，计碑240块；刻《大宝积经》1部120卷，计碑360块。此乃就所刻般若、宝积二大部经而言。实际上依石经拓片题记看，仅道宗自清宁二年至大安九年（1093）的30余年间所刻石经，应是161部，656卷，经石（缺佚除外）约1084块。此后有僧通理继续刻有佛经44帙，小碑4080片。其门人善锐、善定在天庆八年（1118）于云居寺西南隅，穿地为穴，将道宗和通理所刻石经埋藏其中，并造压经塔以镇之。其后通理弟子善伏等又有续刻。金代续刻石经始于天会十年（1132）。后天会十四年有燕京圆福寺僧见嵩续刻《大都王经》1帙（10卷）；天眷元年至皇统九年（1138~1149）间，有奉圣州（今河北涿鹿）保宁寺僧玄英暨弟子史君庆、刘庆余等续刻密宗经典39帙；皇统九年至明昌（1149~1190）初年，有金章宗的皇伯汉王、刘丞相夫人、张宗仁等续刻阿含等20帙。此外不有不知名者所刻的《金刚摧碎陀罗尼经》、《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等。金刻石经，除《大教王经》藏于东峰第三洞外，余均埋于压经塔下地穴内。元代石经的镌刻又告停顿。明代朝廷修理了云居寺和石经山，万历、天启、崇祯年间，有吴兴沙门真程劝募在京当官的居士葛一龙、董其昌等续刻石经。计划中有《四十华严》、《法宝坛经》、《宝云经》、《佛遗教经》、《四十二章经》、《大方广总持宝光明经》、《梵网经》、《阿弥陀经》等十余种。因原有石洞均已藏满封闭，故另在雷音洞左面新开一小洞，砌石为墙，将所刻经碑藏入，著名书法家董其昌为题“宝藏”二字，俗称“宝藏洞”（第六洞）。云居寺的石经刻造，至此结束。据近年统计，石经山九个洞内和洞外共心安理得藏经碑1.4万余块。

　　明清以来，房山石经已引起学者注意。明代周忱，清代查礼、石景芬、叶昌炽等的游记和著述中，都曾介绍它的价值。石景芬、叶昌炽等的游记和著述中，都曾介绍它的价值。但均从碑刻书法着眼，很少从佛教角度研究。1956年起，中国佛教协会开始进行全面整理与拓印。这些经碑，对校勘木刻经本的错讹，是可贵的实物依据。有些刻经题记还保存有唐代幽州、涿州地区的行会名称和政治、社会、经济情况，对研究当时华北社会状况尚有参考价值，同时也是研究古代金石、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资料。（林子青）

Fojiao jiaozhu

　　建筑　　主要为佛教寺塔。古印度有名寺塔不少，如著名的菩提伽耶、那烂陀遗址，规模极为宏大。东南亚诸国均有同类建筑。柬埔寨的吴哥寺窟，缅甸的仰光大金塔，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阿富汗的巴米扬崖壁大佛像，都是闻名于世界的佛教建筑。中国佛教建筑是随着佛教传入而发展起来的。最古老的佛教建筑为石窟寺，系根据古印度佛教造型艺术，结合中国传统的形式建筑的。中国的佛教石窟为数甚多，其中敦煌、云冈、龙门尤为著名。中国佛塔的建筑，起源甚早，现存的上海龙华寺塔和苏州报恩寺塔，相传都是三国时代创建而经后人重修的。原来印度的佛塔是覆钵状的圆坟形，上饰竿和伞，后发展成相轮（在塔顶竖一根金属刹，用七重或九重铁环套在刹身）。传入中国后，结合中国的民族形式，大都建成可供人凭眺的楼阁式建筑。现存的塔可分二类，一是印度式的，但也带有中国特色；二是另式扩要采取中国原有楼阁形式，平面正方形和八角形居多，一般为七至九层。结构有木塔、砖塔、砖木塔、石塔、铜塔、铁塔和琉璃砖塔等。西藏的佛寺建筑，与汉族地区略有不同。一般都有庞大的建筑群所有建筑体现了藏族古建筑艺术的鲜明特色和汉藏文化融合的风格。北京的雍和宫，拉萨的布达拉宫，承德的外八庙等是这种建筑的典型。日本的东本愿寺，朝鲜的佛国寺都采用木结构的殿堂形式，雄伟壮丽，是世界知名的古刹。（赵朴初）

Fojiao wenxue

　　文学 数千卷印度佛典，如《维摩经》、《妙法莲华经》、《楞严经》等，本身就是瑰丽的文学作品，向为文人所喜爱。《百喻经》已被译为多种文字，其中的譬喻故事被认为是世界文学中的珍品。叙述佛陀前生的《本生经》（《本生谭》）是著名的传记文学。马鸣的《佛所行赞》是印度著名的长篇叙事诗之一。其他如佛教典籍中的偈颂、赞、散文、故事、俗讲、变文、语录、传记、游记、文集等，均为优美的佛教文学作品。中国、日本、斯里兰卡的很多著名的文学作品，都是在佛教的影响下，汲取本国传统文学的艺术形式，逐渐形成的一种独具风格的文学作品。它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和新的命意遣词方法。《维摩经》、《百喻经》等，鼓舞了中国晋、唐小说的创作；俗讲、变文对后来的平话、小说、戏曲等中国通俗文学的形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禅宗语录不仅为宋明理学家所仿效，也影响到后来的民间文学作品。

Zhongguo Fojiao meishu

　　源于古印度而在中国发扬光大的佛教绘画、雕塑等的总称。最初随佛教从印度传入，后来逐渐发展而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特色。晋袁宏《后汉纪》称：“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像焉。“《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与此略同。《佛祖统纪》等也记其事。传蔡 于明帝永平初遣使赴大月氏，至永平十一年（公元68，一说永平九年），偕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时以白马驮经及白毡裹释迦立像，因在洛阳城西雍关外，建立白马寺并在寺中壁上作千佛万骑三匝绕塔图。《释书・释老志》说：”自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这是中国最初自作的佛画。

　　渊源和发展　中国佛教造像、画佛、造塔，最初都从印度传来。从印度现存佛教遗迹看，第一期的菩提伽耶，第二期的巴鲁特、桑奇都无佛像，只有佛座和佛的足迹，以表示佛的所在。第三期的阿摩拉瓦提已有雕刻的佛像与佛足迹，两者同时存在。到第四期的阿旃陀、犍陀罗只有佛像而无佛足迹，并刻有佛传。犍陀罗当时为中国西北月氏族移民所建贵霜王朝的国都，取希腊所遗文化而光大之，故月氏佛教美术，独具特色。传入中土首达新疆西部，今存者有拜城县克孜尔明屋壁画，绘有佛传及佛本生故事，库车县库木吐喇千佛洞，森木塞姆千佛洞等。沿丝绸之路，东来而至甘肃的，有敦煌鸣沙山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又有安西榆林石窟、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四川广元石窟，以及江南摄山石窟等。全国造石窟之数不可胜计，其中碑幢之类，历世残毁颇多，但今所保存，为世界之冠。

　　公元1世纪时，大月氏成立贵霜王朝，继续占领西南高附，东南罽宾，以及整个犍陀罗。地当丝绸之路的商业要冲，财力雄厚，贸易常用金币。迦腻色迦王远征中印在地他的支持下，佛教得到重要的发展。佛教经像传于中土，即自大月氏来。而中国西部佛教美术，亦以于阗、龟兹所保存者最多。敦煌、云冈驰名世界，其余朝鲜、日本等地，皆学于中国。而印度本土的大部分佛教经像美术，于9世纪后为印度教徒、穆斯林所毁，仅佛教几个大石窟较完整地保存至今。

　　无论造像绘画和雕塑等，都是在中国土地上发育成长的，具有中国的民族风格。初期虽曾受有印度的影响，但同一题材、内容和表现的方法都已不同。印度的佛教壁画在阿旃陀石窟中，表现不少娱乐场面，饮酒宴谈，神通游戏，菩萨人物装饰华艳，婉娈多姿，色彩鲜明，即使降魔变这样的题材，也布置得如同演剧的场景一样，使人并无畏怖之感。反之在敦煌北魏壁画中，常常阴森可怖，画出了苦行的故事，如舍身饲虎，强盗挖自等。线条与色彩，也是粗犷而强烈，看不出柔和与可亲的感情。

　　佛画 早在梁代，张僧繇即以善画佛像名世。他独出心裁，创立了“张家样”，佛像的中国化，从此有了很好的发展。其子善果和儒童也善画，并擅佛画，能传其业。善果画悉达太子纳纪图，灵嘉寺塔样；儒童画释迦会图，宝积经变图。在南北朝后期，张僧繇的影响很大，有不少学习他的画派，所谓“望其尘躅，如周孔焉”，可见声望之隆。他笔法简练，《历代名画记》说他“笔才一二，而像已应严焉，因材取之，今古独立，象人之妙，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隋以前，僧繇是中国佛教绘画的一个开创者和推动者。北齐曹仲达，佛画颇亨盛名。因来自中亚的曹国，原来带有西域的作风，在中原既久，画艺渐染上中国民族风格，创立了“曹家样”，为唐代盛行的四大式样之一。它的样点是衣服紧窄，大约与印度笈多王雕刻，有同样的风格。后与吴道子结合中国传统风格所创立的“吴家样”并称。所谓“曹衣出水，吴带当风”，就是对他们概括的评语。曹画虽失传，但看到鹿野苑所藏释迦立像，衣如湿沾体上，就可想见曹画。吴画衣带宽博，飘飘欲仙，在敦煌壁画中还可看到他的画风。隋唐时期，佛画已经中国化。

　　壁画 隋唐时代的壁画，今存于麦积山石窟与敦煌莫高窟。敦煌所存唐代壁画，尤为富美，色彩艳丽，人物造型，往往以当时的贵官贵嫔为范，端庄华贵，男女形貌，都甚肤丽。佛前演奏，弦管杂陈，较之阿旃陀壁画，尤或过之。敦煌莫高窟有唐代壁画与彩塑的洞窟，共207个，可分初、盛、中、晚四期。其重要的洞窟，如初唐的220窟，造于贞观十六年（642），盛唐的第335窟，造于垂拱二年（686），第130窟和第172窟，造于开元、天宝年间。中唐的112窟，晚唐的第156窟（此窟为张议潮建，窟外北壁上有写于咸通六年的《莫高窟记》等，都存有辉煌灿烂的作品，可为唐代佛教美术的代表。这些洞窟壁画，虽出于无名画家之手，但是研究它的作风，应该说是与吴道子、阎立本诸大家的作品是一致的。例如壁画中的维摩诘经变，在座前的听众，有诸王贵官，与现存的阎立本的帝王图相似。相此可以推知这些图像的画法，应有共同的渊源为当时的规范。

　　唐代这些壁画，表现的题材是佛经经变故事、净土变相以及佛菩萨像等。其内容较之过去更丰富，色彩也比较绚丽，表现的境界也更扩大。当时最流行的是佛教净土信仰，因此净土变相在壁画中也表现得最多，约占228壁。其他如乐师净土变相，报恩经变相等，也往往采取净土变相作为主要的部分。

　　在净土变相中，以富丽的物质现象，描绘观想的境界。如彩缓七宝楼台、香花伎乐、莲池树鸟等，将西方极乐世界装饰得非常美丽。这与出世苦行禁欲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异。其中所绘的佛、菩萨、诸天、力士等，都是健美的化身。这和唐代的社会生活、人民的爱好是完全一致的。有些佛画还点缀许多人们社会生活小景，乐观、明朗，富有情趣。

　　随着佛教的绘画艺术传入中国，印度佛教的绘画理论也同时传入。南齐谢赫曾经总结绘画的艺术有“六法”，而印度也有“六支”，两者解释都不很明确，不能肯定说“六法”就是“六支”，但彼此之间互相影响的确是存在的。

　　雕塑 虽有外来的影响，但了有其伟大的创造和民族风格。在新疆，有古代龟兹、高昌等洞窟的造像；在甘肃河西走廓，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永靖炳灵窟、天水麦积山等石窟造像；再东进有山西大同云冈、河南洛阳龙门、山西太原天龙山、河北邯郸响堂山、河南巩县石窟寺、山东云门山、江苏连云港、辽宁义县恨佛堂等大小石窟造像，蔚为盛观。在江南的有摄山石窟造像，分布既广，数目亦多。乐山大佛，尤呈伟观。从北魏到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雕塑美术，创造了很多伟大的工程。以上所记的各石窟中，亦以北魏与隋唐时代的最为精美，其中云冈与龙门的石刻，可为代表。其他全国各寺院中的金铜造像，石刻造像碑、木雕、夹 干漆造像，更不计其数。佛教对于中国的雕刻与彩塑留下很大的成绩。北魏时期的石窟造像，受外来影响，但与印度犍陀罗造像和笈多造像相比较，也各有不同的风格。至唐代而民族形式愈益成熟，它的妙相庄严，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气魄与所要求的艺术标准。在甘肃的敦煌与天水麦积山，由于石质是砾岩，不便雕刻，工人匠心独运，改用彩塑。唐塑在基高窟中，焕发光彩。江南的杨惠之成为泥塑名家。自宋、元以来，各寺泥塑甚多，此亦为中国佛教美术所特有。

　　藏传佛教美术 既与汉族地区佛教美术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又受印度、尼泊尔佛教美术影响，在中国佛教美术中，独具风格。北京雍和宫、西黄寺及承德须弥福寿之庙，其殿宇、佛像等，均属藏传佛教美术系统。拉萨的布达拉宫，藏有古代流传下来的大量佛画与金铜佛像，以及刺绣与木刻的板画佛像，普遍受到信众的供养。在青海塔尔寺，每年以酥油制作酥油花礼佛，这是牧民的特殊佛教美术，在五屯，有制作佛画的传统技法，至今仍在发展。

　　影响 在唐代，中国佛教美术曾流传到朝鲜和日本等地。朝鲜南部庆州石窟庵释迦如来坐像，妙相庄严；一一面观音像、四菩萨像，姿态端庄，与中国盛唐时期佛教美术极为相似。日本奈良中宫寺的菩萨像、木造彩画，支颐微笑；药师寺东院堂圣观音菩萨像，铜造镀金，修短合度；法隆寺梦殿救世观音像，木造漆箔；法隆寺五重塔文殊菩萨像，塑敷彩；东大寺释迦如来像，铜造线刻镀金；唐招提寺金堂卢舍那佛像，干漆造漆箔；各寺造像的取材和制作方法各不相同，但皆受中国唐代佛教美术风格的影响。法隆寺金堂壁画，瑰丽庄严，也与中国敦煌壁画，千古同辉。

　　综观中国的佛教美术虽然曾受到印度的影响，但中国的佛教美术风格也传到印度犍陀罗等地区，对印度佛教美术的发展曾有过一定的影响。（常任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