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jei

　　佛教名词。意为合诵或会诵。即由佛教徒集会，对佛陀学说进行会诵。经过讨论、甄别、审核，最后用文字确定下来，成为经典。这种会议称为结集。关于佛教史上的几次结集，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文献的记载并不一致，但综合两传文献，可以认为，佛教史上先后共有四次结集。

　　第一次结集 传说佛陀涅��后不久，以其著名弟子大迦叶为首的五百人，在王舍城外毗婆罗山的七叶窟进行结集。这次结集的主要内容是由号称持律第一的优婆离和号称多闻第一的阿难陀诵出毗奈耶（戒律）和法（经），然后经会议确定，编纂成书。因这次结集在王舍城附近，故又称为王舍城结集或五百人结集。

　　第二次结集 王舍城结集后一百年左右，以耶舍为首的七百僧众，在毗舍离进行结集。此次结集的原因是毗舍离的僧侣违犯了原定的戒律，其中特别是出现了向人乞钱的事，于是又重新就戒律进行结集，确定了“十非法事”：①盐姜合共宿（盐姜允许储下供日后使用）；②两指抄食（比丘原定正午前进食，但如果中午太阳的影子过二个指头时进食还可算正午算）；③复座食（吃完了，还可再坐就食）；④趣聚落食（食后，还可到附近村落再吃）；⑤酥油蜜石蜜和酪（不到时候，也能吃酥油、蜜、糖和奶酪）；⑥饮�^楼伽酒（比丘在有病时，可吃一些经发酵的酒）；⑦作座具随意大小（比丘从具可随意大小）；⑧习先所习（出家前所习的东西在出家以后仍可学习）；⑨求听（僧团有事需大家商量，但有些场合，可先作，事后再求承诺）；⑩受蓄金银钱（可以受蓄金银财物）。

　　此次结集称为毗舍离结集或七百人结集，又由于参加此次结集的多为佛教长老，故又称为上座部结集。

　　对于上座部的决定，毗舍离的僧侣不服，于是另召集约有万人参加的会议，并决定上述十事为合法。由于参加这一结集的人数很多，因而被称为大众部结集。这是佛教内部部派分裂的开始，此后，派别日益增多，从而佛教教义、学说和戒律也因部派之不同而有许多歧异和变化。

　　以上是南传佛教关于第二次结集的说法，但据北传佛教著作《异部宗轮论》所载，上座、大众两部分裂原因则是由大天提倡异说而引起的，即所谓“大天五事”。五事即：①余所诱(虽为阿罗汉,只要有生理欲望的存在,还有梦遗等事)；②无知（还为无明所覆盖）；③犹豫（还有对教理和戒律、三宝的存疑）；④他令人（还需要佛和其他先辈的指示）；⑤道因声故起（虽为阿罗汉，有时如不发出“苦”的声音，仍有世无常、苦等痛切的感觉）。

　　第三次结集 根据南传佛教的传说，在阿育王时期，每天在鸡园寺中供养上万名出家人，其中也有许多外道，因而经常引起争端。于是以目犍连子帝须为首的一千僧众，在华氏城（即波多厘子城）进行了第三次结集，重新整理佛教经典，并编辑了一部《论呈》。论事，就是争论的问题，把不同派别的论点整理出来，正反面各五百条，合计一千条。观仅存一百十六条，都是目犍连子帝须所反对的论点。从《论事》中可以看出，当时佛教内部又有了进一步的分裂，部派林立，争论十分激烈。其中就涉及到补特伽罗的有无问题，犊子部分然主张有补特伽罗，而代表化地部的目犍连子帝须则坚决反对此说。

　　关于这次结集，北传佛教文献中并无任何记载，因之也不为北传佛教所承认。

　　第四次结集 据说在上述三次结集之外，在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王时期，还进行过一次结集。这次结集是在以胁尊者为首的五百人在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进行的，并对经、律、论都作了注释。现在，前两种注释已经失传，只有后一种注释保存下来，称为《大毗婆沙论》。这是北传佛教的说法。南传佛教则把19世纪在期里兰卡举行的五百僧人结集，作为第四次结集。这次结集首次把巴利语三藏辑录成册。

　　此外，又据1789年泰国伐奈那亲王著、经拉玛六世于1923年敕令出版的《结集史》一书所载，南传上座部共举行了九次结集。前三次在印度，中间四次在斯里兰卡，最后两次在泰国。前五次结集，经考证，与期里兰卡的《大史》的说法相同。至于第六次至第九次的结集，并未能取得泰国以外的其他南传佛教诸国的认可。（高杨）

laozihuahuzhizheng

　　中国佛道之争的一次历史事件。简称化胡之争。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一度被视为黄老神仙术的一种；佛教也自附于黄帝、老子，以图与中国传统信仰相结合，得以传播。东汉后期，社会上出现了“老子入夷狄为浮屠”，化胡成佛之说，以宣传佛道同源论或老子转生论。汉末三国时，化胡说广泛流行。但其时佛教在中国已有一定影响，因而在佛教理论著作《牟子理惑论》中开始出现了反对化胡说，甚至认为道不如佛。

　　两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二教都有较大发展。为了取得各自的社会优势，双方在化胡同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晋惠帝时，天师道祭酒王浮在与僧人帛远争论的过程中，为抬高道教，贬抑佛教，根据东汉以来种种老子化胡传说，造《老子化胡经》，谓老子西出阳关，经西域至天竺，化身为佛，教化胡人，因此产生佛教。南北朝之世，道教徒均据此与佛教互争短长。南朝宋泰始三年（467）道士顾欢作《夷夏论》，认为佛教是夷狄之教传入中夏，此说影响极大。为此，僧绍作《正二教论》、谢镇作《与顾道道士析夷夏论》、朱昭作《难顾道士夷夏论》、慧通作《驳顾道士夷夏论》等，展开了所谓“夷夏之争”。影响所及，上至朝臣奏疏，下至世俗论著，皆时有论争。北魏孝明帝时，昙无最还曾与道士姜斌在殿庭中辩论《老子化胡经》真伪，最后姜斌被崇信佛法的孝明帝发配马邑。

　　隋唐时，化胡之争仍在进行。隋开皇三年（583），沙门彦琮撰《辩教论》1卷，共25条，斥老子化胡说，唐显庆五年（660），沙门静泰、道士李荣等奉诏集洛宫，辩论《老子化胡经》真伪。武则天天册万岁二年（696），福光寺沙门慧澄，请依前朝毁《老子化胡经》，敕秋官侍郎刘如睿等八学士议决，但皆言汉、隋诸书有化胡之说，不当除削。禁毁未成。唐神龙元年（705），诏僧道集内殿定《老子化胡经》真伪，沙门明法抗争，九月，下诏禁毁，违者科罪。洛京大恒观主恒道彦等上表争辩，敕曰：“道、德二篇，空、有二谛，莫不敷畅玄门，阐扬妙理，何假化胡之为，方盛老君之宗？”不许所请。但其后仍有流传。

　　元代佛道争论迭起，化胡之说成为争论重点。宪宗、世祖二朝，僧道多次辩论《老子化胡经》真伪，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诏令除《道德经》外，蓁道书尽行烧毁，《老子化胡经》首在焚毁之列。佛道老子化胡之争告一段落。（左益寰）

Sanwuyizongjinfuo

　　中国历史上四次由封建帝王发动的禁止佛教事件。这四位帝王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后周世宗柴荣。又称三武一宗法难。

　　北魏太武帝禁佛 太武帝在位期间锐武功，统一江北诸地。他初崇佛法，后因受道士寇谦之等的影响，转奉道教，并亲受符 ，于440年改元为太平真君。认为佛教系“西戎虚诞”，“为世费害”。太平真君五年，诏禁王公以下至庶人私养沙门，九月杀僧领玄高、慧崇等。七年，太武帝西征到达长安，见佛寺内藏有兵器，又查出“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窟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司徒崔浩因之上疏请诛天下沙门，毁诸寺院经像。三月，帝下诏诛长安门，并命留守平城的太子晃下令废除全国佛教。诏曰：“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太子素信佛法，缓发诏书，使远近皆有所豫闻。因此四方沙门多亡若逃脱，金银佛像及经书被秘密收藏，仅有一部分僧人被戮，而魏境内寺宇建筑却多被毁。太武帝死后，文民帝即位，诏复佛法。佛教又复以恢复。

　　北周武帝禁佛 北周武帝即位之初，循例事佛，但更重视儒术。天和二年（567）因寺僧日多，滋生是非，国库收入骤减，还俗沙门卫元嵩上书请删寺减僧，谓“国治岂在浮图”？复谓“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此论深合帝心。武帝为禁抑释道，制造舆论，从天和至建德年间（566~578），曾七次召集百官及沙门、道士等辩论儒释道三教先后；甄鸾、道安等屡上书允斥道教，纷纭不秘。天和三年，武帝御大德殿，集百傣及沙门、道士，亲讲《礼记》，欲以儒治天下。建德三年五月始议禁佛，诏僧道大集京师，斥佛教不净，下诏禁佛道二教：经像悉毁，并令沙门、道士还俗，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予王公。其他奉祀崇拜，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当年六月，设置通道观，选佛、道名士120人，普著衣冠，为“通道观学士”，并置官吏统管。建德六年灭北齐，周武帝入邺城，在原齐境内推行禁佛之令，沙门慧远与帝争论不果。禁佛后，北方寺像几扫地悉尽，僧众多逃奔江南。武帝死后，宣帝、静帝先后继位，佛法又兴。

　　唐武宗禁佛 因发生在会昌年间，故又称会昌法难。武宗好道术，开成五年（840）秋，召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 道场，亲受法 。宰臣李德裕等亦恶佛法。会昌二年（842）十月，勒令僧尼戒行不粗者还俗，财物入官，僧许留奴一人，尼许留婢两人。三年，查点外国僧人，并禁摩尼教等流传。令两街功德使疏理京城，公案无名者还俗，弟归本贯，诸州道府绵同斯例。四年，诏禁供养佛牙，毁焚长生殿内道场经像，换为天尊老群之像。但毁佛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寺院所属庄园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减少。加以僧伽腐败，僧侣不事生产，蠢耗天下。会昌五年三月，勘检天下寺舍奴婢，八月，敕毁佛寺，勒僧尼还俗，下令并省寺院。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上十八截止：“秋七月，……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袄僧皆勒归俗。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遗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长期磐以铸钱。”诏行之后，全国共拆寺4600余所，还俗僧尼26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顷。又将寺院奴婢改为两税户15万人。但当时藩镇权势已重，有些地方并未遵旨禁佛。武宗死后，宣宗又复佛法，但佛教势力已衰，元气大伤。

　　后周世宗禁佛 世宗在位时，北方五代更迭，兵革时兴，僧尼管理功令渐驰，以致寺僧浮滥，直接影响国家赋税、兵役。显德二年（955），诏令整饬寺院，沙汰僧尼。凡无敕颁寺额之寺宇并皆停废，亲无侍养者不许出家。规定若要出家，男年十五以上，诵经百纸或读五百纸，女年十三以上，诵经七十纸或三百纸，陈状呈上，本郡考试以闻，祠部给牒方得剃度。禁止烧身、炼指等眩惑世俗、残害肢体的行为。存留寺院之外，民间的铜佛像全数没收入宫，用以铸钱。此年共废寺3336所，存者为2694所，僧尼系籍者61200人。此后，中国北方的佛教日益衰落，而南方佛教仍继续发展。（王亚荣）

Shamenbujingwangzhizheng

　　中国佛教史事。佛教初传入汉地之际，沙门原不跪帝王，只是双手合十表示敬意，与中国传统礼制不合。到东晋南北朝时，佛教为朝野所崇尚，沙门不跪拜帝王与封建皇权和儒家纲常形成严重矛盾，于是多次出现沙门应否向帝王跪拜的争论。东亚咸康六年（340），车骑将军瘐冰辅政，代成帝作诏书，谓佛教不应矫形骸，违常务，易礼典，弃名教，令沙门见皇帝时应行跪拜礼。佛教信徒尚书令何充等上表反对，说“今一令其拜，遂坏其法，令修善之俗，废于圣世”。经过反复辩论，庚冰失败，沙门见皇帝仍不行跪拜礼。元兴元年（402），太尉醒玄秉政，与尚书八座书，重新提出跪拜问题，并与中书令王谧及名僧慧远等反复辩论，慧远为此特著《沙门不敬王者论》5篇，申述佛教虽在形式上不跪拜王者，但实际上是支持王者的。次年醒玄代晋自立，又允许沙门不向王者跪拜。南朝宋大明六年（462）九月，诏有司参议令僧拜王者，回奏沙门接见皆当尽敬。于是下令僧侣对皇帝必须行跪拜礼。实施之际，有不遵从者，即“刳 ”，或“鞭颜皴面而斩之”。到宋废帝时，由于朝野佛教信徒激烈反对，跪拜制度被取消。齐武帝时，沙门见帝王虽不必跪拜，但从此皆必须称号，不得称“贫道”。

　　隋唐时期，沙门不敬王之争仍时有发生。隋大业（605～617）初，曾下令：诸僧道士等，凡有所请启，均先须致敬，然后陈理。令下，沙门彦琮撰《福田论》，讽刺抗议，沙门明赡还当面进行争辩。结果，其令不行。唐龙朔二年（662），诏令百司详定沙门致拜君亲，沙门道宣等俱上书反对，百司所陈情理也纷纭不一，最后高宗下敕停拜。玄宗即位，对佛教采取限制政策。即位之初，就有削除佛教舍弃君亲妻子习俗之意，至开元二年（714），遂定令僧尼致敬父母。以后，沙门不敬王之争渐息。

　　（左益寰）

Shengmeiyushengbumeizhizheng

　　中国佛教史事。人的形体死亡之后，精神消失还是继续存在，即“神灭”还是“神不灭”，本是先秦以来讨论关于形体与精神关系问题的一个主要论题。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它与佛教的三世轮回、因果报应以及法身、佛性等义有一定的关联。范晔《后汉书・西域传论》谓佛教“精灵起灭，因报相寻”的说法，“通人多惑”，僧 的《弘明集》也说，世人“疑人死神灭，无有三世”。为此，信佛者与排佛者（包括一般无神论者）对此曾进行了长期的争论。

　　东汉末年出现的《牟子理惑论》就已有这方面的记载。当时有人对投生转世表示怀疑，说：“佛道言人死，当复更生。仆不信此言之审也。”牟子的回答是：“魂神固不灭牟，但身自朽烂耳。身譬如五谷之根叶，魂神如五谷之种实，根叶生必当死，种实岂有终亡？”

　　东晋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形尽神不灭》中，专论形体与精神间的关系。他针对“神之处形，犹火之在木，其生必存，其毁秘灭。形离则神散而罔寄，木配则火寂而靡托”的论旨进行答辩。认为精神是“精极而为灵者”，即使是有“上智”的人，也不能定其体状，穷其幽致。它本身不是物，故“物化而不灭”，“情有会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所谓“冥移”，实质上就是指精神能从“前形”转称到“后形”，从今世的有情个体转移到下世的有情个体上去。

Aidixia
　　――古印度僧人、佛学家。汉名无极自在，本名月藏，法名燃灯吉祥智。生于巴格浦尔（另说班加尔或比哈尔）。11岁在那烂陀寺从觉贤学习佛学，旋去王舍城跟密教大师阿缚都底波陀学习密法，尔后又去超戒寺从那洛波钻研显密两乘。29岁在菩提伽耶摩底寺（另说奥坦多补梨寺）从戒护受具足戒，学习戒律，又从法护学习显教经典。在1013年阿富汗的穆突起默德・伽塞尼的穆斯林军队最后一次侵入印度前，他去金地岛（今苏门答腊）从法称学习密法，并去锡兰（今斯里兰卡）钻研大小乘经论和密咒。44岁时返印度，出任超戒寺首座（大上座），声名极盛，与宝生寂、觉贤、阿缚都底波陀、动毗波、寂贤等人一起被称为超戒寺八贤。

　　――朗达玛在西藏禁佛以后，佛教陷于危机之中。11世纪西藏阿里地区的统治者绛曲沃（智光）之请，著《菩提道灯论》，提倡三士道和业果的学说，因而被称为业果学者。此时他就西藏当时大译师仁钦桑布（宝贤）之请至妥顶寺。时仁钦桑布已85岁，交谈之后，极为敬佩，遂请其校正自己所译经典，并听从阿底峡的劝告，建舍闭关修定，直至逝世。

　　阿底峡住阿里三年，正欲回印，到达尼泊尔边境时，适逢战乱，交通阻断，不得不折回西藏。西藏译师仲敦巴请其到卫地弘法，遂应邀至桑耶寺，译出《摄大乘论》及世亲《摄大乘论释》等多种经论。他在桑耶寺看到大量印度所无的经典，甚为震惊。其后又被请到拉萨聂塘，译出《中观心要释思择焰》，并自著两部解释此论的著作。后至耶巴，译出无著造的《究竟一乘宝性论》。

　　阿底峡的显密译著收于藏文大藏经丹珠尔中的有百多种。他传播的思想和学说，后来形成噶当派。宗喀巴继承和发展他的学说，创立了格鲁派，传播到甘肃、青海、蒙古等地。（郭元兴）

aiyuwang

　　佛教护法名王。亦译阿输迦。意译“无忧王”。印度纪雀王朝第三代国王。生卒年月不详。在位年代约为公元前268年至前232年。他继承并发展了父祖统一印度的事业，使孔雀王朝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他把自己统治的业绩及对人民的教化要求，刻在岩壁及石柱上，即著名的阿育王摩崖法敕和石柱法敕。（参见彩图插页第一页）

　　据法敕记载，阿育王灌顶第九年，曾以武力征服羯陵伽国。其后，便开始推行“正法”统治，即要求人们节制欲望，清净内心，不杀生，不妄语，多施舍；服从并维护社会等级制度，尊敬父母、尊长、宗教导师，按照公认的社会道德规范对待亲友、婆罗门、奴隶和仆人。为了实现正法，巩固统一，阿育王修筑道路，建立驿站，经常遣“正法大官”到各处巡视，并推行一些公益事业。他执行一种比较宽容的宗教政策，在法敕中表示自己对佛教的景仰，但又宣布对佛教、耆那教、婆罗门教、阿耆昆伽（“邪命外道”）教一视同仁，给予保护。

　　据佛教传说，阿育王即位之初，诸多暴虐。后信仰佛教，在全国修建了84000座佛舍利塔，多次对佛教僧团施舍大量的土地与财物。因此，传说在他皈依佛教前被称“黑阿育王”，后称“白阿育王”。但也有人考证，历史上曾有两个阿育王。

　　据南传佛教经典所记，由于阿育王大力供养佛教僧团，6万外道混入佛教，以致首都鸡园寺的比丘7年没有举行布萨(每月举行两次的忏悔仪式)。为了消弭僧团的混乱,阿育王请著名高僧目犍连子帝须长老召集1000比丘,在华氏城举行第三次结集,赶走外道,会诵经典,并编纂了《论事》。结集后，阿育王又派遣许多长老到全国各地乃至国外传播佛教。当时佛教徒认为他是个理想的国王，尊为“护法名王。（方广福）

Anpelduojia'er

　　现代印度佛教改革者、社会活动家。生于马哈拉斯特一贱民家庭。1912年毕业于孟买的埃菲斯吞学院，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国立孟加拉法律学院教授及律师等职。1947年印度独立后出任首届司法部长，并主持印度宪法的起草工作。

　　安培多伽尔毕生从事改善印度贱民处境的活动。1927年和1930年曾两次领导争取贱民平等权利的“坚持真理运动”。1935年号召贱民脱离印度教，改信佛教，1956年印度纪念释迦牟尼涅��2500年之际，在那格浦尔广场组织了一个规模巨大的佛教集会，先后有成百万贱民由印度教改信佛教，被认为印度现代复兴佛教运动的壮举。所著《释迦和他的宗教》一书，对佛教的很多基本教义作了新的、适合于现代生活需要的解释，宣传佛教具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只有佛教才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真正人的宗教，实行佛教的原则才能摆脱印度种姓制度的桎梏，彻底解决印度的贫穷落后和社会不平等现象。因此，1968年召开的全印度佛教大会上，把《释迦和他的宗教》一书定为新印度佛教徒的圣典，安培多伽尔被印度佛教徒尊为牟尼。（于 众）

Ashigao

　　佛教学者。到中国传播说一切有部阿毗昙学说和禅法的第一位外籍僧人。本名清，原为安息国太子。自幼信奉佛教，当其将即位时，出家修道，而让位于其叔。他精研阿毗昙，修习禅定。于东汉建和元年（147）到达洛阳。不久即通晓汉语，翻译经典。据晋代道安编纂的《众经目录》记载，安世高所译经典共35种，41卷；现存22种，26卷。此外，《历代三宝记》和《开元释教录》所载安世高译经数量，都比《众经目录》为多，但根据不足，未尽可信。在现存的22种经中，属于阿含的16种，属于修持的5种，属于阿毗昙的1种。有关修持的5种中，《大安般守意经》详细地介绍了数、随、止、观、还、净六种法门，为后来天台宗教授的止观忽有；《五十校计经》提到十方佛现在说法，又说诸菩萨度人欲使人悉得佛道，则属于大乘的经典，可据以想见印度当时佛教弘传的情况。他译文条理清楚，措辞恰当，但偏于直译。由于当时译经尚属创举，没有其他译作可资观摩取法，所以有些译文意义尚欠明白。

　　安世高译经工作约止于东汉建宁（168~171）中。随后，游历了江西、浙江等地。有不少关于他的神奇故事，流传民间。晚年踪迹不详。在中国活动约30年。（巨赞）

Banchan'e'erdeni Quejijianzan

　　藏传佛教格鲁派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全国人民代表在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幼名官保慈丹。青海省循化人。远祖出于西藏萨迦昆氏家族。1937年12月1日，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圆寂后，班禅堪布会议厅于1941年指认他可能为班禅转世灵童之一。1944年在拉卜楞寺活佛、著名学者计美赤来嘉措主持下，于宗喀巴大师诞生处圣迹前举行仪式，从10名灵童中确认为唯一灵童，授法名确吉坚赞，迎请至塔尔寺内供养，接受严格的经学教育，潜心研习《量释论》、《现观庄严论》、《入中论》、《戒律本论》、《俱舍论》（合称五部大论）等佛教经典。1949年经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批准于8月10日在塔尔寺举行坐床典礼。

　　1949年10月1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明确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愿为解放西藏、完成祖国统一贡献力量。1951年4月27日率堪布会议厅官员45人抵达北京，参与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5月29日发表声明，热烈拥护5月23日达成的《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次日致电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表示愿与之精诚团结，共商国是。1952年4月28日在拉萨布达拉宫与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举行了初次会见。6月23日返抵日喀则扎什伦布寺。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相继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代主任委员。

　　1956年11月应印度政府邀请，赴印参加释迦牟尼涅��2500周年纪念活动，并在印度各地进行友好访问，贝纳勒斯佛教大学授予荣誉佛学博士学位。1958年通过扎什伦布寺辩经大会，考取“噶钦”学位，并在该寺及塔尔寺开讲《菩提道次第论》、《时轮金刚灌顶法》等显密经义。他曾多次在西藏、四川、青海、甘肃等省区视察工作，为信教群众摸顶讲经。著作有《菩提道次第广论简释》、《双身喜金刚生、圆次第》等。

bukong

　　唐代僧人。密宗祖师之一。全称不空金刚。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人。与善无畏、金刚智并称开元三大士。14岁在�^婆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随金刚智来华。唐开元八年（720）至洛阳。一说西域人，幼随舅父到内地，10岁游武威、太原，15岁遇金刚智。开元十二年在洛阳广福寺受比丘戒，此后学习汉、梵经论，并随金刚智译经。金刚智卒后，奉遗命至天竺龙智处秉受密法。初至南海（广州）为探访使刘巨邻留请传法。开元二十九年（一说天宝二年），奉诏赍送国书，率弟子等37人人普贤阿�^黎重受灌顶，学习密法3年。后又周游印度，于唐天宝五载（746）返长安。携回梵本经100部，计1200卷，以及师子国王尸罗迷伽的国书、大般若经夹和方物。天宝十五载奉诏住长安大兴善寺开坛灌顶。安禄山攻陷长安后，他秘密派人与肃宗通报消息。至德二载（757）唐室还都后，备受肃宗礼遇。乾元元年（758）肃宗敕命将长安、洛阳诸寺及各县寺舍、村坊凡旧日玄奘、义净、菩提流支、善无畏、宝胜等携来的梵夹全部集中大兴善寺，交不空翻译。所译显密教典共110部，143卷。卒后，代宗敕赠“司空”，谥大辩正广智不空三藏和上。受法弟子数以万计，受比丘戒弟子也有2000人。著名的有含光、惠超（新罗人）、惠果、惠朗、元皎和觉超，号称六哲。惠果后传法于日僧空海，空海归国后创真言宗，后世称为东密。

Budun Renqinzhu

　　藏传佛教学者、夏鲁派创始人。亦称布敦2宝成。元人译作“卜思端”。原属绰浦举派。学习过噶举、噶当、萨迦等派教法，佛学知识广博，写了不少佛学和历史的著作。其德格片《全集》共26函，200腹余种。对西藏所传重要显密经论注释颇多，并首次编订了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目录。著有《善逝教法史》（亦称《布敦佛教史》）一书，是研究藏传佛教发展史的名著。14世纪中，受夏鲁地方封建势力阶氏家族迎请，到夏鲁寺主持寺务，寺院得以重新扩建，门徒众多，从此名声大噪。元朝末年，顺帝曾请他进京传法，未成行。卒后，夏鲁寺开始有了转世系统，学说为其转世后辈及弟子所承袭。（索文清）

Caiba Gonggaduoji

　　元代藏族学者。西藏十三万户中最后一任蔡巴万户长。出家为僧后，取法名格微罗追。曾来内地向元朝朝贡。以编纂藏文大藏经甘珠尔部目录知名，与西藏佛学大师布敦・仁钦朱有过往来。元至正六年（1346）撰《红史》一书，系研究藏族古代历史的重要著作。曾联合萨迦、雅桑等地方势力与帕竹、绛曲坚赞作战失败，领地尽为帕竹夺占，蔡巴实力从此衰竭。（索文清）

Caotang

　　北宋佛教禅宗云门宗僧人。越南草堂禅宗派的创始人。生卒后和姓氏不详。11世纪中叶至占婆（今越南中部），弘传佛教。1009年越南李朝国王李圣宗征伐占婆，草堂被俘至升龙（今河内）。李圣宗发现他为中国禅师，精通佛学，应对如流，备加重视，封为国师，赐居升龙开国寺。后卒于当地。

　　草堂为云门宗名僧雪窦重显的弟子，承袭重显法统，创草堂禅宗派，亦称雪窦明觉派，主要传《雪窦百则》，倡禅净一致，即实行禅宗的修禅与净土宗的念佛相结合。草堂禅师深受李朝皇室、大臣的支持，李圣宗、英宗、高宗三个国王和太傅杜武、杜常等为草堂禅师的历代传承弟子。（梁志明）

Chenna

　　古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论师，佛教新因明的创始人，后人称为“中世纪正理学之父”。据《大唐西域记》卷十、《成唯识论述记》卷一、卷三以及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第23章等记载，为南印度香至国人，属婆罗门种姓。出家后先为小乘佛教犊子部信徒，后改学大乘。据说是世亲弟子。于南印度安达罗国作《因明论》，擅长因明比量，在与佛教以外其他教派的辩论中屡屡获胜，常在那烂陀寺讲《俱舍论》和唯识、因明学说。因受小乘佛教经量部的影响，主张“有相唯识”说。认为在识（能缘）的活动中，会变带出境（所缘）的影相；境有实体，能够使能缘识缘托而生。又从“量”（认识）的角度考察，提出“三分”说：识能够变带出被认识的境的影相，此名为“相分”；识能够认识境，此名为“见分”；识能够自己体认自己，此名为“自证分”。相分有实体，见分有行相，这种主张被称为“有相唯识”。陈那开始提出“境不离识”的主张，使“唯识无境”的唯识学在性质上有所改变。

　　改革因明学是陈那的最大贡献。他的因明学说被称为“新因明”。其改革要点有：①主张只有现量与比量两种认识,舍弃了圣教量、譬喻量等认识途径；②认为现量必须是纯粹的知觉，不带任何“名相”概念的分别作用；③将五支作法变为三支作法，删去合、结二支；④创制“九句因”以判定因的正确与错误，进一步充实了“因三相”的罗辑内容；⑤区分喻体与喻依，使同喻体与异喻体之间形成换质换位的关系；⑥提出“遮诠”说，强调概念通过否定事物矛盾性质以肯定事物自身的性质。这些改革，将正理派与佛教古因明的类比推理改造成为演绎推理，是印度逻辑史上的一大飞跃和转折。

　　主要著作为《集量论》（现存藏文译本）。此外还有《顺明正理门论》、《取因假设论》、《观总相论颂》、《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圆集要义论》（以上现存汉文译本）和《因轮论》、《观三世论》、《普贤行愿义摄》、《入瑜伽》、《阿毗达磨（俱舍论）注紧要义灯》、《圣文殊瞿沙赞》（以上现存藏文译本）以及《解�月邸罚ā墩浦新邸罚�、《观所缘缘论》（以上现存汉，藏文译本）。（罗�� ）

Chengguan

　　唐代僧人。华严宗四祖。俗姓夏侯，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11风从宝林寺霈禅师出家。至德二载（757）从妙善寺常照受具足戒。乾元中，依润州（治所在今江苏镇江）栖霞寺醴律师学相部律，复回本州依开元寺昙一习南山律，又往金陵依玄壁法师传关河“三论”。大历中复于瓦宫寺习《大般涅��经》及《大乘起信论》。又就淮南法藏法师学新罗元晓的《大乘起信论疏》。后到钱塘（今浙江杭州）天竺寺依华严学者法铣法师温习华严大经。大历七年（772）往剡溪，从成都慧量法师复习“三论”。大历十年往苏州从荆溪大师的慧忠禅师、径山道钦禅师以及荷泽神会门下的洛阳无名禅师，咨愉南宗禅法。复谒慧云禅师，了解北宗玄理。因此，他在佛学方面，律通南山、相部，禅通南北二宗，教则“三论”、法华、维摩、起信、涅��，无不通晓在外学方面则经、传子、史、小学、苍雅、天竺悉昙、诸部异执、四围、五明、秘咒仪轨，一皆博综。大历十一年人朝五台、峨眉诸山后，居五台大华严寺，专行方等忏法。时寺主贤林请讲华严在经，并演诸论。他认为华严旧疏文繁义约，不便初学，遂发愿撰华严新疏。历时4年，撰成《大方广佛华严经疏》20卷。以后又为弟子僧睿等作《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后世把疏、钞合刻称《华严经疏钞》）。贞元十二年（796）奉诏入京，协助�Y宾三藏般若翻译鸟荼国王所进华严后分。贞元十四年，译成《大方广佛华严经》40卷，世称《四十华严》。旋奉诏于终南山草堂寺作疏解释，撰成《贞元新译华严经疏》10卷。德宗生日，召入内殿讲经，赐号清凉国师。历顺宗、宪宗、穆宗、敬宗诸朝，备受尊敬。

　　澄观的思想及其在佛学方面的贡献首先是祖述师说，中兴华严。他继承法藏的五教判释与十玄缘起说，并加以发挥。于是华严一宗，得以复盛。其次汲取天台一念三千的性具说，以发展华严性起的教义。认为性起不但有净，而且也有染。他早年广泛参学，因此禅宗、天台、起信的思想，对他的影响甚大。他以南禅荷泽一系所主张的灵知之心，来解释起信的本觉思想，并将法藏五教判释中之顿教，看作是禅宗的思想，使华严思想与禅宗融通。他的思想，经其弟子宗密进一步弘扬，对中唐以后的中国佛教思想，影响极为深远。

　　相传所著疏记有400余卷，除上述各书外，尚有《大华严经略策》、《入法界品十八问答》、《三圣圆融观门》、《华严法界玄镜》、《华严经纲要》、《新译华严经七处九会颂释章》、《华严心要》、《华严玄谈》等。著名弟子有宗密、僧睿、宝印、寂光等。（田光烈）

Cunshangzhuanjing

　　日本佛教史学家。原名广崎专精，号天爱痴人、舟山。兵库县人。幼习儒学，1871年至新 县无为信寺学佛学4年。后入京都就读于大谷派的高仓学寮。1875年，为爱知县入觉寺村上界雄养子，改名村上专精。1882年，初讲《唯识三十述记》于高仓学寮。1887年任曹洞宗大学林讲师。2年后创立佛教讲话所，发行《讲演会・佛教讲演集》，从事弘教活动。1890年任大谷教师学校校长。4年后与鹫尾顺敬、境野哲发刊《佛教史林》，首开日本近代佛教史研究之风。1897年因京自己所属真宗大谷派改革建议发表意见，被削去学衔和教职。1898年著《日本佛教史纲》，翌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01年因发刊《佛教统一论》第一编《大纲论》，触犯大谷派本愿寺忌讳，自动脱离僧籍（后仍复籍）。1905年创办东洋高等女子学校。1917年任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教授，主持印度哲学讲座。翌年敕任帝国学士院会员。1923年辞去教授，被授予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1926年任大谷大学校长。他在明治维新后，致力研究佛教，在日本佛学界有很大影响，至今仍被誉为日本明治时期的佛教启蒙家和佛教史研究的先驱。主要著作尚有《大日本佛教史》、《亲鸾的开宗》、《大乘起信论讲话》等。

Dalai Lama Danzengjiacuo
　　藏传佛教格鲁派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幼名拉木登珠。青海湟中人。1933年10月30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圆寂后，他入选为转世灵童，于1939年被迎至拉萨布达拉宫供养，开始接受系统的经学教育。1940年2月5日，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特准继任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并于同年2月22日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1951年春，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亲政后，指派西藏地方政府噶伦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率领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分两路赴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就和平解放西藏事宜进行谈判。同年5月23日正式达成《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0月24日致电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表示完全拥护十七条协议。后又派出以噶伦柳霞・土登塔巴为首的致敬团到北京向毛泽东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人致敬，受到毛泽东主席等的接见慰勉。1953年被推举为中国佛教协会名举会长；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任主任委员。

　　1956年11月，应印度政府邀请，赴印访问并参加释迦牟尼涅��2500周年纪念活动。访问中，在周恩来总理亲切关怀下，排除干扰，于1957年返回西藏。在1958年的传召大会上，达赖喇嘛・丹增嘉措通过辩经考试，获得拉然巴格西学位。1959年出走国外，寄居印度。（王尧）

Dasi

　　印度西藏学家。曾任加尔各答大学佛学教授。毕生从事西藏学和佛学的研究。1879年入藏，1881年再度入藏，收集大量藏文古典文献。重要著作有《藏英辞典》（附梵文同义语，1902），《藏语文法导论》（附《悉都文法金刚明鉴》及《悉都讲义》，1915）。两书在西藏学研究者中颇受重视，多次再版。另著有《拉萨及中藏旅行记》（1902）一书。（郭元兴）

Dacheng Heshang

　　中国汉地佛教禅宗在吐蕃的代表人物。一作摩诃衍那。早年在长安学习佛教禅宗。唐建中二年（781），吐蕃据沙州（今甘肃敦煌）后，奉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之命赴吐蕃，在拉萨及札玛（今札囊县桑耶寺附近）等地传教，赤松德赞妃没庐氏及贵族妇女30余人曾从他受戒，出家为尼。他倡顿悟说，著有阐明顿悟的著作。约于贞元八至十年（792-794），由赤松德赞主持，大乘和尚代表汉地佛教与以莲花戒为代表的印度佛教展开辩论，先胜后败，被迫返回沙州继续传教，备受当地人民尊崇，称之为“国德”、“大德”、“蕃大德”。但汉地佛教在吐蕃影响从此逐渐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