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an

　　原始佛教基本经典。各类阿含经的统称。为梵文的音译，也作阿晗 、阿含暮、阿笈摩等。《长阿含经・序》意译为“法归”，谓阿含经乃“万善之渊府，总持之林苑”。《翻译名义集》卷四译作“无比法”，言此典为法之最上者。《一切经音义》卷二十四译作“教”或“传”，意指“教说”或“依师弟传承的教说”。佛教经典大都沿袭此意解释。

　　内容 基本上是以一种言行录的体裁，记述佛陀所说及其直传弟子们的修道和传教活动；阐述当时“外道”的学说以及佛陀对他们的批驳。其中所述佛教的基本教义有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缘起、无常、无我、五蕴、四禅、善恶报应、轮回等等。小乘佛教各派均宗阿含。小乘律、论也都引述或阐发阿含的内容。阿含经为研究佛教产生以及原始佛教教义的主要典籍，其中还包含当时印度政治、宗教和哲学的重要资料。

　　成书过程 据佛典传说，佛涅��不久，大迦叶遴选500名硕学僧人在王舍城结集三藏。释迦牟尼所说的经由阿难诵出，有五大部阿含。一般认为，第一次结集时已确定了阿含经的基本内容，但在阿育王之前尚未经编辑。直到部派佛教时期，阿含才陆续系统地经过整理。约公园前1世纪写成文字，按经文篇幅长短，北传佛教分为《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和《增一阿含经》四部。南传佛教分为《长部经典》、《中部经典》、《相应部经典》、《增支部经典》和《小部经典》等五部。北传四部与南传五部的前四部大体相应。但经文排列次序相差甚大，收经的数目也不尽相同。又因两传文本出自不同部派，经文内容也有所出入。据说各大部派都有自己的阿含经，但都不同程度的添加了非佛说的后期内容。

　　汉译 四部阿含的汉译出自不同部派，编成时间有先后。《杂阿含经》出自化地部，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共50卷。此书各经文句杂碎，夹杂汇编。《增一阿含经》，属说一切有部，并以大众部本修补。东晋僧伽提婆译，共50卷（或作51卷）。此经以法数相次，从一法增至十法，一一相从，文义条贯。《中阿含经》为说一切有部所传。东晋僧伽提婆译，共60卷。《长阿含经》编辑最晚，依法藏部本。后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译，共22卷。中国译经始于阿含。汉明帝时，译出《四十二章经》，从内容看当是阿含中某些章节的节译或编译。其后200余年间，有安世高、支谦、法护、法炬等译出阿含若干单品。所据文本既有梵文本又有西域各国文本，各品出自何部派已难稽考。4世纪末到5世纪中叶，四部阿含经陆续依梵本整部译出。从东汉到北宋，历代都有阿含中一些经的异译本，据《精刻大藏经目录》（支那内学院编）记载，现尚存161种。南传《小部经典》，中国有一大部分缺译，已有的译文也散存各处。此外，阿含的汉译，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译者有时取中国习惯用语加以意译，致使意义有所不同。如汉译《长阿含经》中的《阿摩昼经》和《梵动经》有关于针灸的记载，但巴利文《长部经典》中的上述两经则无此内容。（任 杰 魏道儒）

Balisanzang zhushu

　　佛教上座部律、经、论疏释的总称。原系古僧伽罗文，包括《大疏》等古代僧伽罗沙门的著述共28种。5世纪时，由觉音、法护、近军、佛授、大名等人译编为24种用僧伽罗字母写定的巴利语本。大部分是觉音的作品。其中律疏有律藏疏释、波罗提木叉疏释（又名戒本疏）2种；经疏有长部诸经疏释、中部诸经疏释、相应部诸经疏释、增支部诸经疏释4种以及小部诸经如《小诵经》、《法句经》、《自说经》、《本事经》等的疏释15种；论疏有法聚疏释、分别疏释、五论（论事、人说、界论、双对、发趣）疏释等3种。

　　上座部佛教由锡兰（今斯里兰卡）辗转流布到东南亚各国和中国云南省西南地区之后，其经典和疏释也随之一同流传，并依照传统习惯，转写成泰文、缅甸文、高棉文、老挝文以及3种傣文字母的巴利语音写本。这些著述基本上概括了南传上座部佛教律、经、论的注解，加上觉音所著的《清净道论》，形成了一大部完整的上座部佛教疏释丛书，它在锡兰大寺派传统的基础上阐述了上座部佛教教义，不仅是研究上座部佛教哲学思想的参考文献，而且还保存了大量有关古代锡兰历史的重要史料。（童玮）

Baliyuxi Dazangjing

　　南传上座部所传佛教典籍的丛书。佛教传入锡兰（今斯里兰卡）后，于公元前29年在马塔勒的灰寺举行第四次结集，把历来口传心受的巴利语佛典第一次用僧伽罗文字母音译刻写在铜片和贝叶上。5～9世纪，锡兰多次派遣僧尼到东南亚地区传教，用各种不同文字字母音译巴利语佛典，逐渐形成以泰文、缅甸文、高棉文、老挝文和4种傣文字母音译的巴利语系三藏典籍。这些文字音译本的巴利语系大藏经，其内容基本一致，其编次为：律、经、论和藏外四大部分。律藏分为分别部（戒的条文）、犍度（僧团生活制度）、附篇（戒条的解释）；经藏分为长部（相当于汉译《长阿含经》）、中部（相当于汉译《中阿含经》）、相应部（相当于汉译《杂阿含经》）、增支部（相当于汉译《增一阿含经》）和小部；论藏包括《法聚论》、《分别论》、《界论》、《双论》、《发趣论》、《人施设论》、《论事》；藏外分为注疏和其他两类。注疏原系僧伽罗文共28种，5世纪时由佛音、法护、近军、佛授、大名等编译，为僧伽罗文字母写定的巴利语本24种。其中律藏注疏2种，经藏注疏19种，论藏注疏3种。其他部分包括《岛史》、《大史》、《弥兰王问经》和《清净道论》等4部。现在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老挝、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中国云南省傣、布朗、德昂等民族地区。各种文字字母音译的巴利语系大藏经共有贝叶、纸写和排印的译本8种和日文译本1种。其中有：僧伽罗文字母贝叶本和排印本（67卷），泰文字母贝叶本和两种排印本（39卷本和45卷本），缅甸文字母贝叶本和5种排印本（20卷本、21卷本、37卷本、38卷本和51卷的疏释本），高棉文字母贝叶本和排印本（49卷），老挝文字母贝叶本和排印本，4种傣文字母的贝叶本和纸写本，天城体梵文字母排印本（41卷），拉丁字母排印本（65卷），日本译本南传大藏经（65卷）。1956年，缅甸联邦政府为了纪念释迦牟尼涅��2500年，邀请缅甸、柬埔寨、锡兰、印度、老挝、尼泊尔、巴基斯坦、泰国等国的比丘2500人，举行第六次结集，根据各种版本和1871年第五次结集的校勘记，对巴利语三藏进行严密的校勘，印成了迄今最完善的巴利语系大藏经。（童 玮）

Zangwen Dazangjing

　　藏传佛教典籍的丛书。佛教自7世纪初由汉族地区、印度和尼泊尔分别传入西藏地区后，据传在松赞干布执政时，曾派遣端美桑布扎等人到印度学习梵语。学成归来，始创西藏文字，随即用以翻译部分佛教经典。8世纪时，在赤松德赞的大力扶持下，佛教得到很大的发展，兴建了桑耶寺，创办译场，分别从汉、梵文中译出佛教典籍4000多部，并编写目录，藏文大藏经的内容基本形成。全藏分为甘珠尔、丹珠尔和松绷三大类。甘珠尔又名佛部，也称正藏，收入律、经和密咒三个部分，相当于汉文大藏经中的经和律；丹珠尔又名祖部，也称续藏，收入赞颂、经释和咒释三个部分；松绷即杂藏，收入藏、蒙佛教徒的有关著述。

　　据统计，藏文大藏经（德格版）共收佛教经籍4569种。除佛教经、律、论外，尚有文法、诗歌、美术、逻辑、天文、历算、医药、工艺等。其中属于密教的经轨及论藏等，十之七八是汉文大藏经中所没有的，因此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13世纪以前，藏文大藏经以抄写本形式流传。元皇庆二年（1313）至延�v七年（1320）间，在江河尕布的主持下，搜集各地经、律、密咒校勘雕印，是为藏文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经。。乐奈塘古版。其版式采取贝叶经�k形式，长方形散叶两面刊刻，每部（或几部）或数卷以夹板束为一�k。版片及印本均无流传。以后续有刊刻，其中在国内各地刻造的版本有：①永乐版。明永乐八年（1410）在南京据奈塘古版复刻，只刻了甘珠尔。印本大部用朱砂或云�p刷印，亦称赤字版。②万历版。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续刻了丹珠尔。以上二版早已毁损不存，印本也极少流传。③塔尔寺版。刻于青海塔尔寺，仅有甘珠尔，版片不存。④昌都版。刻于昌都寺，仅有甘珠尔，版片不存。⑤理塘版。明末崇祯（1628～1644）年间由云南丽江纳西族土司木增赞助，据其家藏写本刻制，也仅有甘珠尔。版片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毁于兵火。⑥北京版。又名嵩祝寺版。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据西藏霞卢寺写本在北京嵩祝寺刊刻，先刻了甘珠尔。至雍正二年（1724）续刻了丹珠尔。早期印本大部为�p刷，也称赤字版。版片毁于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之役。该版藏经因系清王室官本，刻造、装帧颇为精良，版型较一般藏文经大，每�k扉画均为手工绘制，笔触细腻，设色鲜丽，大多出自藏族和蒙族宗教画家手笔。该版藏经曾流传到日本和欧洲。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曾据以编为151巨册（内含目录一册）影印百余部，分为两种精装本发行。⑦卓尼版。清康熙六十年至乾隆十八年（1753）在甘肃临潭县卓尼寺雕造，版片现已不存。⑧德格版。清雍正八年至乾隆二年在德格县（今属四川）刻造。甘珠尔为理塘版的复刻；丹珠尔则据霞卢寺写本并增补布敦目录所收典籍雕造，版藏德格寺。⑨奈塘新版。七世达赖喇嘛据奈塘古版增入布敦目录典籍刻造，甘珠尔成于雍正八年；丹珠尔成于乾隆七年。该经以刻工精港，校勘优良，被誉为最佳版本。版片原藏奈塘寺，已毁损无存。⑩拉萨版。1933年，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土丹嘉措主持下雕造，当时仅刻出甘珠尔。

　　国外版本有普拉卡版与库伦版两种，前者刻于不丹的夏都普拉卡，仅有甘珠尔，版片不存。后者1920年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刻造。为德格版的复雕本。（童玮）

Dazangjing

　　佛教典籍的丛书。又名一切经、契经、藏经或三藏。内容包括经（释迦牟尼在世时的说教以及后来增入的少数佛教徒――阿罗汉或菩萨的说教在内）、律（释迦牟尼为信徒制定必须遵守的仪轨规则）、论（关于佛教教理的阐述或解释）。大藏经的编纂，始于释迦牟尼涅��不久，弟子们为保存他的说教，统一信徒的见解和认识，通过会议方式的结集，形成一致公认的经、律、论内容。其后又增加了有关经、律、论的注释和疏解等“藏外典籍”，成为卷帙浩繁的四大部类。原始佛教分裂以后，各大派别大多按照自己的观点编有本派的藏经，但只有上座部的三藏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其他部派的典籍除了在汉文译本中保存一部分外，基本上都已散佚。早期的梵文经典只剩下少数零散贝叶本或纸写本至今尚存，全部三藏已难窥全貌。现存的大藏经，按文字的不同可分为汉文、藏文、蒙文、满文、西厦文、日文和巴利语系等七个系统。此外还有过契丹文大藏经的刻造，但尚未发现传世的刻本。

　　汉文大藏经为大小乘佛教典籍兼收的丛书。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以后的千余年间，仅经录即近50种之多，流传至今尚有20余种，收录的经籍数量不等。各个时代编纂的大藏经，形式和内容互有不同。除房山石经外，宋代以前的基本上都是卷轴装帧的书写本。北宋开宝（968～975）年间，第一部木版雕印的大藏经问世后，历元、明、清至民国，共出版过木刻和排印本大藏经20种（一说21种）。佛教由中国东传至朝鲜和日本后，高丽和日本王朝均依汉文大藏经进行抄写刻印或排印。《开宝藏》首刻本于宋雍熙元年（984）传入日本，端拱（988～989）年间传到高丽。乾兴元年（1022）和元丰六年（1083）又分别将天禧修订本和熙宁修订本传到契丹和高丽。辽清宁九年（1063），契丹还把新刻就的《契丹藏》印本送给高丽。6世纪中叶，部分汉译佛典通过朝鲜南部的百济国流传到日本。7世纪初，佛教在日本有了很大的发展，各种汉译佛经的写本和历代官私刻本的各版大藏经大量传入日本各大寺院。自13世纪末叶迄20世纪20年代的700多年间，日本佛教界曾依据汉文本的各版大藏经，编纂、雕造、复刻或排印过《弘安藏》、《天海藏》、《黄檗藏》、《弘教藏》、《�e正藏经》、《�e续藏经》和《大正新修大藏经》等7种版本的汉文大藏经。20世纪初，日本佛学界还将小乘上座部三藏译为日文本的《南传大藏经》65卷，并编辑出版《国译大藏经》、《国译一切经》和《日本大藏经》，这三种藏经的内容除中国著述外，还收录了大量的日本章疏及杂著等。

　　藏文大藏经在9世纪初叶已译出700余部，其中一部分自汉译本转译。后弘期补译的经籍，以论典和无上瑜伽的经论为多。全藏分甘珠尔、丹珠尔和松绷三大类；甘珠尔收律、经和密咒，丹珠尔收赞颂、经释和咒释，松绷则收藏、蒙佛教徒的有关著述。自元皇庆二年（1313）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各地共刻造过11种不同版本的藏文大藏经。此外还有刻于不丹的普拉卡本和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的库伦本两种。

　　蒙文大藏经先后有四次译刻，最早是元大德（1297～1307）年间在萨迦派喇嘛法光的主持下，由西藏、蒙古、回鹘和汉族僧众将藏文大藏经译为蒙文，在西藏地区雕造刷印；明万历（1573～1620）年间曾补译过部分典籍增入刊行；崇祯（1628～1644）初年对旧本进行过校刊。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由和硕裕亲王福全领衔监修重刻甘珠尔竣工；乾隆六年到十四年（1741～1749）校译重刻了丹珠尔，方始完备。

　　满文大藏经于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根据汉文大藏经编次和内容翻译。乾隆五十五年编译刻完，计108函，只收入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诸部和其他大、小乘单译经及密秘部经咒等共699种。

　　西夏文大藏经始由汉文大藏经译出。宋景�v元年（1034），《开宝藏》传到西夏（可能是《开宝藏》的天禧修订本），西夏的开国君主赵元昊于兴庆府建造高台寺加以收藏，并召集回鹘僧人译为新创造的西夏文。先后历时53年译毕，共362帙，812部，3579卷。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由化身一行国师主持重行校勘并翻译未译的经籍，印制三藏新经。至元三十年，世祖敕令主僧事的西壁土情转知沙门慧中等20余人负责将西夏文旧经本送杭州刻印，到大德六年（1302）竣工，前后共刷印了140余藏，但大多毁损无存，现各地发现的经论残卷仅数十种。

　　巴利语系大藏经为南传佛教上座部奉行的三藏典籍。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和中国云南省傣族地区，是用各种不同文字字母音译的巴利语佛典。除僧伽罗文、缅甸文、泰文、高棉文和老挝文外，傣文有4种不同的方言文字译本，近代还僧加了天城体梵文本、拉丁字母本和日文译本等3种版本。（童玮）

Dachengjing

　　大乘佛学经典的总称。又称大乘修多罗、菩萨契经、方等经、方广经或大方等经等。相对于小乘经而言。大乘经是随着佛学思想的不断发展陆续出现的。初期流行的大乘经，约当公元1世纪开始出现。有宣扬“人法二空”、“性空幻有”的《般若经》类；有“弹偏斥小”、“叹大褒圆”。弘扬居士佛教的《维摩经》类；有提倡“般若正观”的《宝积经》类；有倡导“三界所有，唯是一心”和“十二因缘，依于一心”的《华严经》类；有宣扬“诸法实相”，主张“开权显实”和“会三归一”的《法华经》类；还有发挥念佛三昧思想和奉行净土信仰一类的经典，如《阿�z佛国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和《般舟三昧经》等。5世纪又陆续出现了一部分大乘经。有提出“佛身是常”、“法身具有常、乐、我、净四德”、“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等思想的《大涅��经》类；有主张“自性清净心”，发挥“如来藏缘起”的《胜�N经》类；有讲大乘菩萨道，以四无量、六度、四摄为纲，用十善巧解释智慧而构成的《菩萨藏经》类；有属于论藏性质，发挥唯识学说的《大乘阿毗达磨经》和阐发“万法唯识”思想，主张“阿陀那缘起”的《解深密经》；还有调和“如来藏缘起”和“阿赖耶缘起”的《楞伽经》和《密严经》等。此外尚有说菩萨戒行的《梵网菩萨戒经》，讲如来三密，建立各种曼荼罗，宣说各种真言陀罗尼的《大日经》、《金刚顶经》等秘密经类。

　　上述大乘各种经类，是大乘佛学思想发生和发展的依据。大乘经部帙浩繁，汉译者达数千卷之多。原来各家“经录”大小乘经是不分的。《历代三宝记》所引作者不详的《众经别录》，开始分“大乘录”、“小乘录”、“大小乘不判录”等等。《开元释教录略出》则把大乘经分为般若部、宝积部、大集部、华严部、涅��部5大类，加上诸重译经和大乘经单译2类，共7部分。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仍是大小乘经不分，但在10大类中，除阿含部为小乘经，本缘部和经集部大小乘经混杂外，其余般若部、法华部、华严部、宝积部、涅��部、大集部和密教部，基本上都属大乘经类。《频伽藏》则将大乘经分为华严部、方等部、般若部、法华部、涅��部等5部分。（高振农）

Dachenglu

　　佛教大乘戒律书的总称。又称大乘毗尼、菩萨毗尼或菩萨律藏、菩萨调伏藏等。为修大乘菩萨行者应该受持之戒律。《清净毗尼方广经》说：“受无量生死，欲化一切诸众生等生于三界毗尼，是菩萨毗尼。”《涅��经》卷十一、《大智度论》卷二十二、《杂阿毗昙心论》卷八等，均有关于大乘律内容的记载。亦有把大乘经、大乘论中有关戒律的内容抄出别行的，如把北凉昙无谶译的《菩萨地持经》中《戒品》部分抄出别行，名《菩萨戒本经》；从唐玄奘译的《瑜伽师地论》中《菩萨地戒品》抄出别行，名《菩萨戒本》。这两部律典，加上《梵网经》，为大乘律中的重要律典。此外，尚有在家信众所持之大乘律典，主要有《优婆塞戒经》和《受十善戒经》等。大乘律关于各种禁戒的规定，比小乘律简略，仅分轻、重两种。《梵网经》立为十重戒、四十八轻戒，《菩萨戒本》则立为四重戒、四十三轻戒。在家信众奉行的《优婆塞戒经》立六重戒、二十八轻戒。大乘律典除上述外，尚有多种。《开元释教录》卷十九载有26部，54卷。《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八，列有28部，56卷。《频伽藏》则载有30部，49卷。7世纪密教盛行后，译传到汉地又流行于日本真言宗的有三昧耶戒，传授于西藏佛教中的有金刚乘十四根本堕（戒）等，也都属大乘律部。（高振农）

Dachenglun

　　大乘佛学所属论书的总称。又称大乘阿毗昙、菩萨对法藏等。相对于小乘论而言。一般把阐发大乘佛教修习的六度和诸法性空等义理以及注解大乘经的著作，都称为大乘论。

　　大乘论是大乘佛学发展到龙树时代（约2～3世纪）才出现的。《瑜伽师地论释》称：“佛涅��后，魔事纷起，部执竞兴，多著有见。龙猛菩萨，证极喜地，采集大乘无相空教，造《中论》等，究畅真要，除彼有见。圣提婆等诸大论师，造《百论》等弘阐大义。”龙猛即龙树。这一时期所出之论书，主要有他解释《大品般若》等经的《大智度论》，组织自宗学说的《菩提资粮论》，对部派小乘及其他学派进行破斥而显示自宗的论战性著作《中论》，以及解释《中论》根本道理的《十二门论》等。还有提婆驳斥印度古代哲学流派数论、胜论观点，论证世界万有“毕竟空”之理的《百论》。这些论是以后构成中观派的重要依据。随后又有发挥唯识思想的各种论书问世。其中主要有相传为弥勒口述、无著记录（藏译本作无著撰）的《瑜伽师地论》，无著的《摄大乘论》、《大乘庄严经论》、《大乘阿毗达磨集论》，世亲的《辩中边论》、《大乘成业论》、《唯识三十颂》、《唯识二十论》等。这些论是以后构成瑜伽行派的重要依据。此后还有许多论师陆续撰述不少论书。其中瑜伽行派有安慧的《大乘广五蕴论》、《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陈那的《观所缘缘论》，护法的《广百论释》和护法等著的《成唯识论》等。中观派则有佛护的《根本中论注》，清辨的《大乘掌珍论》等。从此大乘佛学空、有两派，各立门户，长期纷争。

　　以上各类论书，对以后大乘佛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中国从鸠摩罗什起，以后有菩提流支、真谛、玄奘、施护等，相继传译大乘论，并由此演变出各种学派和宗派。汉译大乘论数量甚多，《历代三宝记》卷十五载李廓魏世《众经目录》有大乘论29部。《开元释教录》卷十九分大乘论为“释教论”及“集义论”两类，前者21部，155卷；后者76部，363卷。《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八亦分大乘论为两部分：“释经论”有21部，155卷；“集义论”有96部，474卷。《阅藏知津目录》卷四，则将大乘论分为“释经论”、“宗经论”及“诸论释”三部分。后《频伽藏》亦沿用此分法。（高振农）

Dapiposhalun

　　佛教说一切有部论书。全称《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玄奘译，嘉尚、大乘光等笔受。200卷。相传印度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弘护佛教，鉴于当时部执纷纭，人各异说，便请胁尊者在迦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建立伽蓝，召集500位有名论师，以世友为上座，费时12年，造《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十万颂，详解迦多衍尼子的《阿毗达磨发智论》。题为“大毗婆沙”，含有广说、胜说、异说三义。《俱舍论光记》卷一称：“论中分别义广，故名广说；说义胜故，名为胜说；五百阿罗汉各以异义解释《发智》，名为异说。具此三义，故存梵音。”表示此论为说一切有部的广大教藏。

　　此论列举大众部、法藏部、化地部、饮光部、犊子部、分别说部等部派以及数论、胜论、顺世论、离系论（耆那教）等“外道”的观点，加以批驳；以《发智论》为基础，并参考《发智论》的各种注释，同时摄取六足论中的教义，以弥补《发智论》的不足，为说一切有部理论全面、系统的总结。它将一切法分为五类，即色法、心法、心所法、心不相应行法和无为法；用以论证“三世实有”、“法体恒有”，同时否定“我”之实在。在16卷以下，还详述“六因”之说。其他有关十二因缘、四谛、涅��、佛身等，论述也甚详尽。

　　《大毗婆沙论》对印度佛学的发展起了颇大的推动作用。它提高了说一切有部在当时小乘佛学中的地位，该部的学者由此被称为“毗婆沙师”。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有关此论的著述。如法胜的《阿毗昙心论》，法求的《杂阿毗昙心论》，世亲的《阿毗达磨具舍论》，众贤的《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和《显宗论》等。

　　此论在玄奘译出前，已有前秦僧伽跋镫所译题名《�@婆沙论》的节抄本14卷。但这一译本仅相当于玄奘所译《大毗婆沙论》中第二编结蕴的一部分。嗣后北凉又有浮陀跋摩和道泰共同译出题名《阿毗昙毗婆沙论》60卷。据称因凉城兵乱散佚，内容仅存《杂犍度》、《使犍度》、《智犍度》3篇，相当于玄奘译本杂蕴、结蕴、智蕴部分。玄奘所译本论，为现存唯一全本。晚近中国法尊曾据玄奘译本转译成藏本。日本佛教学者木村泰贤、西义雄、坂本幸南等也依玄奘译本翻成日文，收于1929～1940年出版的《国译一切经》中。此论的注疏，据高丽义天于11世纪间所编《诸宗教藏总录》记载，当时见到的有玄测著《大毗婆沙论钞》9卷，极太著《大毗婆沙论钞》10卷，本义著《大毗婆沙论钞》11卷等。日本学者关于此论的著述，现存的有融道著《大毗婆沙论条简》2卷（或1卷），连常著《大毗婆沙论通览记》4卷等。（高振农）

Daiwen Dazangjing

　　部派佛教南传上座部巴利语系大藏经之一。有三种不同的方言文字写刻本，即西双版纳傣文、德宏傣文和傣绷文，其内容和其他文字的巴利语系大藏经基本一致，也分律、经、论和藏外典籍四大部类，用三种不同的傣文字母音译巴利语原典。除了相应部和增支部收入的各经大部分未曾译出外，其他经籍都有译本。此外，还有用傣文翻译的部分重要典籍和注疏，以及信仰上座部佛教各民族僧侣的著述，涉及天文、历算、医药、历史、语言、诗歌、民间传说、佛经故事等，都被视为佛典在信徒中流传，别具一格。傣文经卷可分为贝叶刻写本和枸皮纸写本两类。纸写本又分为摺装本和书册本两种式样。傣文大藏经的流传地区，以西双版纳傣文和德宏傣文书写的经卷流布面较广，傣绷文经卷则只在耿马的勐定和勐连一带流传。（童 玮）

Hanwen Dazangjing

　　汉译佛教典籍的丛书。佛教传入中国后，其经典经过历代的翻译、流通，数量日益增多，最后汇集、编纂成“藏”，卷帙浩繁。

　　编次的形成 据《隋书・经籍志》和《历代三宝记》载：梁武帝萧衍在天监十四年（515）于华林园中总集释氏经典，由沙门僧绍撰《众经目录》4卷。十七年，又命宝唱改定，共1433部，3741卷。这被认为佛教经典编纂为大藏经的首次记录。十余年后，北朝魏孝武帝在太昌元年至永熙三年间（532～534），整理了皇家经籍，命舍人李廓编纂《魏世众经目录》，共427部，2053卷。在此以前，东晋宁康二年（374）虽有道安撰写的《综理众经目录》1卷和南朝宋时编纂的《众经目录》2卷，但只是综集群经，列出目录，并未进行编次，而且这两部较早的经录早已散佚无存，僧绍、宝唱和李廓编撰的经录也已佚失。现在只能从《隋书》和《历代三宝记》的片断记载中，找到一些关于佛典编纂成藏的经过。

　　自南北朝至唐代，随着译出的佛教经典日渐增多，各家编撰的经录继起，总计20余种。现除唐代的10种全存外，隋代五种失其二，北魏、北齐三种全佚，梁代五种存其一。这些经录中，最有研究参考价值的，当推梁天监（503～519）年间僧�v编纂的《出三藏记集》15卷，隋开皇十七年（597）费长房编纂的《历代三宝记》15卷和唐开元十八年（730）智�N编纂的《开元释教录》20卷及“略出”4卷。《开元释教录》博采各家经录的优点，订正疏漏，以编纂严谨、记载翔实和点校精细著称。尤其是“略出”4卷首创以千字文顺序进行编次，更便于寻检；其编目方式为以后雕印大藏经的蓝本。

　　从南北朝起至木板雕印术发明之前，佛教经典的流通，主要以抄本形式在各大寺院和佛教徒中流传。当时写经之风大盛，成为一种专门的行业。据统计，自南朝陈武帝下令写“一切经”12藏起，至唐显庆末西明寺写一切经止的100余年间（557～660），皇室和民间写经达800多藏，200余万卷；但保存至今的为数甚微，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流失海外。近年以来，新疆等地又发现不少古代写经，现正在整理研究中。

　　五代、宋初，雕版事业兴起，始有佛经木刻本。自北宋太祖于开宝四年（971）命高品、张从信两人在益州（今四川成都）雕印第一部大藏经起，至元代末年，据传曾有各种经版20余副。

　　《开宝藏》始刻于北宋开宝四年，太平兴国八年（983）完成雕版13万块；以《开元释教录》入藏经目为底本，共480帙，千字文编次天字至英字，5048卷；卷轴式，每版23行，每行14字，版首刻经题、版数、帙号等；卷末有雕造年月干支题记。首刻全藏印本曾于北宋雍熙元年（984）由日本沙门�P然传入日本。此后，还经过三次比较重要的校勘修订和不断增入宋代新译及《贞元释教录》入藏的典籍，形成三个不同的版本：①咸平修订本。北宋端拱二年（989）到咸平（998～1003）年间的校订本；②天禧修订本。北宋天禧（1017～1021）初年校订本，曾于乾兴元年（1022）传入契丹和高丽；③熙宁修订本。北宋熙宁四年（1071）的校订本，于元丰六年（1083）传入高丽。

　　熙宁以后，陆续有新译本增入，到北宋末年，已积累到653帙，6628余卷，增入173帙，1580余卷。《开宝藏》以书法端丽严谨，雕刻精良著称。现存的数卷为开宝年间雕造，并用宋代官用文书的黄麻纸精工刷印，是宋版精品之一。

　　《契丹藏》约在辽兴宗（1031～1054）时开雕。又名辽藏。它在《开宝藏》天禧修订本的基础上增收了《华严经随品赞》、《一切佛菩萨名集》、《随愿往生集》、《释摩诃衍论》、《大日经义释》、《大日经义释演秘钞》、《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等当时流传于北方的特有经论译本，先后历时30余年刻成。据辽咸雍四年（1068）燕京天王寺志延所撰《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载称，这部藏经共579帙，千字文编次天字到灭字。以前并未发现有流传的印本，直到1978年修理山西应县木塔时，才在塔中发现50轴残卷；图卷轴本版式为每版24行，每行15～18字不等（也有每行字数较为一致的经卷，如《大法炬陀罗尼经》卷13，“靡”字号，每行均为17字）。

　　《崇宁藏》即福州东禅院本大藏经。福州东禅等觉禅院住持冲真发起劝募雕造。始刻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至崇宁三年（1104）竣工。全藏580函，1440部，6108卷，千字文编次由天字起至虢字止；首次采用摺装式装帧。版式为每版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此后的《毗卢藏》、《圆觉藏》、《资福藏》、《碛砂藏》、《普宁藏》、《洪武南藏》、《永乐南藏》等7种版本大藏经都按此版式不变。

　　《毗卢藏》福州开元寺本大藏经。由该寺僧人本明、本悟、行崇等发起劝募，并得到当地信众蔡俊臣、陈询、陈靖、刘渐等的赞助；北宋政和二年（1112）开雕，至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竣工。全藏595函，1451部，6132卷，千字文编次天字至颇字。

　　《圆觉藏》湖州思溪圆觉禅院大藏经。密州致仕观察使王永从全家发愿捐助，比丘净梵、宗鉴、怀深等负责劝募雕造。约在北宋末年开雕，南宋绍兴二年基本刻完。全藏548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合字，共1435部，5480卷。经版后在南宋淳�v以后移藏于资福禅寺。

　　《资福藏》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大藏经。开雕年月不详。南宋淳熙二年（1175）竣工。全藏599函，1459部，5940卷，千字文编次天字至最字，较《圆觉藏》增多51函。圆觉、资福两藏版式相同，所收经籍基本一致，而且圆觉版后又移藏资福禅寺，两者印本不易区别，故有资福本系在圆觉本的基础上增补而成之说。这两部藏经在南宋景定以后的印本，曾陆续传到日本，各寺所藏甚多。清末杨守敬向天安寺（一说为近江国伊香郡菅山寺）购回一部（原缺600多卷），现藏北京图书馆。

　　《赵城藏》1933年首次在山西赵城县霍山广胜寺发现。该藏系金代民间劝募，在山西解州（治所在今山西运城西南）天宁寺刻成。又名《赵城金藏》。发起人为潞州崔进之女法珍。相传她断臂劝募刻经，很多佛教信众深受感动，纷纷捐资协助，甚至有破产应募者。劝募的地区遍及晋南和秦西各州县。约在金皇统九年（1149）以前，于天宁寺组成“开雕大藏经版会”负责刻造，金大定十三年（1173）完工。全藏刻成之后，崔法珍于大定十八年将印本送到燕京，受到金世宗的重视，在圣安寺设坛为崔授比丘尼戒。二十一年，崔又将经版送到燕京，刷印流通。两年后，崔受封为宏教大师。

　　《赵城藏》的原刻版式除千字文编次略有更动外，基本上是《开宝藏》的复刻本；也是卷轴式装帧，每版23行，每行14字。它保留《开宝藏》蜀版（第一部刻印本）的许多特点，在《开宝藏》和它的另一复刻本――《高丽藏》初刻印本都散失的情况下，保存了数千卷《开宝藏》蜀本的原貌，无论在版本或校勘方面，都具有较高的价值。

　　金末元初，《赵城藏》部分经版毁于兵火。约在元太宗窝阔台八年（1236），耶律楚材主持以半官半私的名义发动其所辖官员协助并在民间劝募，同时召集各地寺院会刻字的僧人到弘法寺补雕缺损经版。补雕后的经版基本上恢复《赵城藏》旧刻的内容；千字文编次由天字到几字，共682帙，6900余卷。但工作草率，字体不一，版式也不一致。每版22～30行，每行14～27字不等，而且还杂有少量书册式经卷在内。现存的《赵城藏》系元中统二年（1261）的补雕印本，共4957卷（1952年又发现62种，162卷，此后还陆续发现过一些零散经册，现存5100余卷）。由于年久散失缺损，明万历二十年（1592），解州静林山万寿禅寺僧悟顺曾抄补若干卷；清雍正九至十一年（1731～1733），在信徒的赞助下，广胜寺又集僧俗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抄补。现存的补抄本200余卷，即这两次的补本。因系根据明代《永乐南藏》本进行抄录，编次多见错落重复。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曾发动向广胜寺进攻，企图劫走《赵城藏》。中共山西省委获悉后，派出部队进行保护，并将藏经转移到一个山洞中保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找回。由于洞内潮湿，不少卷册遭到毁损。经过十多年的细心修补，终于恢复原貌，现藏于北京图书馆。1959年9月，在西藏萨迦寺北寺图书馆发现31种，559卷卷轴式装帧木刻印本佛经，其编次和《赵城藏》完全一致。从版式、字体、刻工等方面判断，基本上可以肯定是《赵城藏》输版入燕京后的补雕印本。

　　20世纪30年代，北京三时学会曾把《赵城藏》中所特有而为其他各版藏经中缺少的孤本佛教经籍46种，246卷编为上、中、下三集，缩印成32开本线装120册，分12函发行。

　　《碛砂藏》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大藏经。延圣院在今江苏吴县陈湖，后改名碛砂禅寺。约在南宋宝庆至绍定年间开雕；端平元年（1234）编定并刻出天字至合字548函的目录。宝�v六年（1258）以后，因延圣院火灾和南宋垂亡，刻事曾中断30年。元大德元年（1297），由松江府僧录管主八主持，又继续雕刻，到至治二年（1322）竣工。全藏编次从天字至烦字共591函，1532部，6362卷。由于经过两个朝代的更迭和兵燹，原刻版片部分毁损，另用其他散刻本补充。因此后来的印本中夹杂元代寺院所刻的补本，甚至还附有翻刻的《普宁藏》数函在内。现存的陕西开元寺和卧龙寺的全藏（略有残缺），是在明洪武二十三、四年（1390～1391）间刷印的。1931～1935年时，曾用这部藏经影印过500部（缺失者以资福本、普宁本、景定陆道源本、亦黑迷失本和永乐南藏本等补人）。影印本《碛砂藏》共60函，593册（经文59函，591册，目录1函，2册）。全藏中函卷不详而经名缺佚者还有11卷尚未补入影印。后据美国普林斯敦大学的葛思德东方书店所藏的明代补抄配本《碛砂藏》和《洪武南藏》本查对，已有9卷经名核实。

　　《普宁藏》杭州路余杭县白云宗南山大普宁寺大藏经。始刻于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至元二十七年完成。559函，千字文编次由于字至感字，1430部，6004卷。大德十年（1306），松江府僧录管主八从弘法寺本藏经内（即《赵城藏》版输入燕京后的元代补雕本）选出南方版本藏经所缺的秘密经约97部，315卷，刻完编为千字文武字到遵字28函，随同《普宁藏》一同流通。最后又补入约字函的7部，6卷，收入元代沙��巴译的秘密经轨5种，白云和尚初学记和白云和尚正行集2种。除武字至遵字的28函秘密经不计外（因详细目录佚失），应为559函，1437部，6010卷。该藏基本上是依据《圆觉藏》复刻的，版式略小，但刻工精巧细致，装帧古朴典雅。

　　《弘法藏》相传刻于元代官版卷轴式藏经，但至今尚未发现流传的印本。一般认为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编定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即系《弘法藏》的目录，共收经籍1644部，7182卷，数量冠于任何经录。据至元二十六年灵隐寺住持净伏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序》云：“大元天子……万几暇余讨论教典，与帝师语，诏诸讲主，以西蕃大教目录对勘东土经藏部帙之有无，卷轴之多寡。……遂乃开大藏金经，损者完之，无者书之。……敬入梓以便披阅，庶广流传……。”可见元世祖时仅是补写了金代遗留下来的《赵城藏》的元代第二次增订本。

　　元代官刻本大藏经 1982年12月在云南发现，仅存32卷，现藏云南省图书馆。经版较现有各种大藏经为大，每版7个半页，42行。每半页6行，每行17字。行间疏朗，上下有外粗内细的双栏线，每版中缝及卷首经名下刻有千字文编次，版式为摺装本。在残存的32卷中，有2卷卷首附有元惠宗至元二年（1336）太皇太后施印愿文，字体为秀丽飘逸的赵体。卷末有诠经讲主等僧人及居士23人的名录，依北方少数民族文字行文惯例，由左起直行按僧职大小顺序向右排列。另有一卷的卷末，还附有参加刻藏的38人职官名录，也是按职位大小依次由左至右排列。这一职官名录为进一步考证元代官刻大藏经的雕造年代和研究元代职官制度，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据对残存的32卷经册千字文编次的初步考察，全藏至少有651函，6500余卷，入藏内容仅次于《赵城藏》，应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部藏经。

　　《洪武南藏》明代刻造的3个官版中最初版本。又名《初刻南藏》。明洪武五年（1372）敕令于金陵（今江苏南京）蒋山寺开始点校，至洪武三十一年刻完。全藏678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鱼字，1600部，7000多卷。永乐六年（1408）遭火焚毁。保留下来的唯一印本，直到1934年才在四川省崇庆县上古寺中发现，已略有残缺，并杂有部分补抄本和坊刻本在内。

　　《永乐南藏》为明永乐年间据《洪武南藏》的重刻本，编次有所改动。经版57160块。全藏636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石字，1610部，6331卷。经版藏于报恩寺，由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主管批准，供全国各地寺院请印，平均每年约刷印20藏，所以流传的印本较多。该藏虽系根据《洪武南藏》重刻，但书写和镂刻都不及《洪武南藏》工整。

　　《永乐北藏》继《永乐南藏》之后，永乐十九年（1421）在北京雕造的大藏经。明正统五年（1440）完成。全藏636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石字，1621部，6361卷；大批刷印分赐全国各大寺院。后在明万历十二年（1584）又续刻各宗著述36种，41函，410卷，并入该藏，并附《永乐南藏》4种经卷和目录，计5种，15函，153卷，改变了摺装本藏经的传统版式，加大了字体和版心，成为每版25行，5个半页，每行17字，字行也采用赵体。

　　《武林藏》明永乐末年在杭州刻印的大藏经。1982年发现。仅残存17卷，为9种经籍的零散卷册。千字文编次，摺装本装帧。版式为每版30行，摺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其中两卷卷末刻有韦陀像，右下角镌有“永乐二十年六月”小字一行；一卷还附粘“释迦说法图”扉画一幅，近似南宋刻本《碛砂藏》所附的扉画。经卷字体较《永乐南藏》本肥大。按其千字文编次校对，和碛砂本、洪武本完全一致，基本上可能认定为碛砂本或洪武本的复刻。其中《大宝积经》卷101，系补刊本，字体较为草率，无补刊年代；但在全卷18版中，有8版的中缝都刻有施刊人姓名，大都冠以“杭州施主”字样。卷末还印有“杭州在城大街众字桥北杨家经坊印行”长方形牌子。此外，有12卷的卷末，盖有宣德已酉岁（1429）北京居民王真全家施经一藏奉福安寺传供的6行，112字愿文，从而可以认定这部藏经约在永乐二十年于杭州刻造。相传此前曾有方册武林本的雕造，因未见有流传的印本，所谓方册，要能即此摺装本。

　　《万历藏》约在明万历十七年至清顺治十四年（1657）刻造的私版藏经。原藏广西全州金山寺（部分卷册内盖有“广西全州金山寺常住”长方形图记），后移藏于山西宁武县延庆寺（具体时间无考）。1979年初移藏宁武县文化馆。这是一部比较完整而过去未见记载的大藏经版本。全藏678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鱼字，共收经、律、论、集、传等1659部，6234卷。现存660函，1563部，5997卷；缺失18整函及少数零本共96部，237卷。经过详细比勘，此本为《永乐南藏》的复刻本，由明惠王选侍王氏发心重刊，明代高级官员陆光祖、钱谦益、周天成、吴崇宗等和其他信徒助刻。扉画右下角有“南京桥卢巷内街口□□印造”。其中仿宋体补雕卷册甚多，并有近40名写经和刻经人题名。此藏在复刻《永乐南藏》的基础上，增收《永乐北藏》本万历十二年续入藏经41函，36部，410卷；最后又编入鱼字函的《天童密云禅师语录》13卷。此外，大字函中又有《大胆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2卷1册。但未见载于目录。

　　《嘉兴藏》明末清初刻选的私版藏经。又名《径山藏》。发起于明嘉靖末隆庆初。到万历七年基本确定。万历十七年在山西五台山开雕，一年内共刻500多卷。因该地气个性寒冷，二十年迁到浙江余杭县的径山继续刊刻。后又分散在嘉兴、吴江、金坛等地募刻，到清康熙十五年（1676）完工；由嘉兴楞严寺集中经版刷印流通。全藏分正藏、续藏和又续藏三个部分。正藏210函，完全按《永乐北藏》的编次复刻，千字文编次天字至史字，末附《永乐南藏》特有的5种，153卷。续藏95函，收入藏外典籍248种，约3800卷。又续藏47函，续收藏外典籍318种，约1800卷。康熙十六年以后，抽去续藏5函、又续藏4函，收入内容也略有变动。计正藏210函，续藏90函，又续藏43函，2090部，12600余卷。该藏除了改变历来佛经沿用的摺装式装帧为轻便的线装书册式外，主要是在续藏和又续藏中收集了大量的藏外著述，内容包括疏释、忏仪、语录等。

　　《龙藏》清代官版藏经。又名《清藏》。清雍正十一年（1733），于北京贤良寺设立藏经馆，由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昼及贤良寺住持超圣等主持；雍正十三年开雕，乾隆三年（1738）竣工，雕成经版79036块。全藏724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机字，1669部，7168卷。版式和《永乐北藏》一致。全藏也分正续两部分，正藏485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漆字，内容完全和《永乐北藏》相同；续藏239函，千字文编次由书字至机字，内容较《永乐北藏》有所增减。刷印100部，颁赐京内外各寺入藏。1935年又印过22部。经版原存宫内武殿，后移藏于柏林寺，至今尚存。

　　《频伽藏》民国初年的私版铅印本。全称《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1909～1913年出版。全藏入经1916部，8416卷，分订为414册（包括目录1册）；合40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霜字。经文用4号铅字排印，每页40行，每行45字，折为两个半页，有书口和边框，书口印经名、页码等。基本上是以日本《弘教藏》为底本排印，内容略有变动，删去部分日本著述。

　　《普慧藏》1943年由盛普慧出资在上海成立普慧《大藏经》刊行会，汇集南传、北传诸经论，校正前代印本之漏误，改订历代翻译名义之异同，广事搜集各藏以前之遗佚等，由芝峰、黄幼希、范古农负责编辑，经过数年经营，印出100册，内容包括部分其他各版未收的经、论、疏释及由日译本转译的南传大藏经长部经典二十三经，中部经典根本五十经篇，小部经中的本生经第一篇150个本生故事（以上3种都未译完）。因未编印完毕，发行面不广。纸版现存南京金陵刻经处。

　　小藏 汉文大藏经卷帙繁多，刊刻不易，因此，宋元以来曾有4部仅刻般若、宝积、大集（或华严）、涅��等4部诸经86种，1091卷为一“小藏”的。如南宋景定陆道元本，元建阳报恩寺万寿堂本（即亦黑迷失本）、吴兴妙严寺本，都是据《毗卢藏》、《资福藏》或《碛砂藏》校勘而雕造的小藏。

　　房山石经 隋大业（605～617）间，幽州（今北京地区）沙门静琬，秉承其师南岳慧思的发愿，于房山雕造石刻大藏经一藏。其目的是防止佛经被焚，借以长期保存。房山石经自静琬始刻，历经隋、唐、辽、金、明等五代（元代时除个别佛教徒对少数经碑作了修理外，刻造工作完全停顿）在刻造过程中，曾得到历代皇室、官员和佛教信徒的捐施和支援。唐开元十八年（730），金仙长公主曾大力施助，奏请玄宗赐给大唐新旧译经4000余卷，作为石经底本，并命西崇福寺沙门智�N送往房山石经山交付。因此，房山石经中保留着不少唐代宫廷抄本佛典的原貌。但房山石经没有按照大藏经的编次顺序刻制，而施刻信徒往往凭一已之意愿刻制，如《金刚经》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流行较广的佛经，重复刻造的较多。因此，所刻经种只有1100余部，有的经只刻其中一部分，并且还包括几部道教经典在内。因此，它不是一部完整的大藏经，但具有与各版木刻本大藏经不同的一些特点：①保存了50种以上的各版大藏经所没有的经籍；②绝大部分石经镂刻技术精湛，书法秀丽，不仅是有价值的佛教文物，也是中国书法和雕刻艺术的精品；③经文后附有约6000则施刻人题记，有明确纪年者约四分这一，这些题记反映了当时幽州、涿州、范阳等十余州郡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工商业发展情况；④施刻人中，有不少是历代的文武官员，其中的职称和官街，有的可补史籍记载所缺，有的可和史籍相互印证；⑤题记中所附刻人的籍贯和居住的城市、村镇、城坊等，对研究古代幽、燕、涿等地的政治区域规划，特别是关于燕京的城坊布局，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汉文大藏经随着佛教的传播，先后东传至高丽和日本。他们根据各版汉文大藏经进行复刻、排印或编纂，先后共有8个不同的版本。

　　《高丽藏》据现有记载，《开宝藏》刻成后，印本曾在北宋端拱（988～989）年间传到高丽；其后的天禧修订本和熙宁修订本，也分别在乾兴元年（1022）和元丰六年（1083）东传。另外，契丹王朝在辽清宁九年（1063）也把新刻的《契丹藏》印本赠送给高丽王朝。高丽王朝得宋开宝初本后，即据以复刻，1025年完工，是为高丽藏初雕本。1090年又据《开宝藏》的天禧和熙宁两个修订本及契丹本加上高丽沙门义天所编《诸宗教藏总录》所收章疏典籍3000余卷，进行校勘，在兴王寺开雕《高丽续藏经》4000余卷；刻完后，和初雕本经版一同藏于符仁寺。1232年全部版本毁于战火，印本流传情况不详。1236～1251年又根据印本复刻，版本原藏禅源寺，1398年迁至支天寺，次年再迁海印寺，后曾刷印50部。1960年刷印12部，70年代以后，又影印改为书册式装帧，共45册。在海印寺刷印的50部中，先后有4部传入日本。1957年日本曾将其缩印为书册式精装本发行。全藏共639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洞字，入经1522部，6558卷。

　　《弘安藏》约在日本弘安10年至乾元元年（1287～1302）间雕造。仅有极少数印本流传，是否刻完全藏，情况不详。

　　《天海藏》由德川家光发起，日本僧正天海主持，于1637～1648年在东睿山宽永寺雕造（一说为完成于1651年），又称《宽永寺藏》、《东睿山藏》或《倭藏》。活字版式，基本上以《普宁藏》为底本续补增添。全藏665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税字，收经1453部，6323卷，摺装式装帧（现存目录千字文编次天字至最字，599函，1449部，恐有误）。

　　《弘教藏》日本弘教书院于1880～1885年的铅字排印本。又称缩刷藏或校订缩刻大藏经。它采用中国明代智旭《阅藏知津》据天台五时判教的分类方法编纂，以《高丽藏》、《资福藏》、《普宁藏》和《嘉兴藏》4种版本相互对校，经文加句读，经题上附4种藏经千字文编次，32开本。全藏分为25个部类，1916部，8538卷，418册，40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霜字。

　　《黄檗藏》日本山城州宇治郡黄檗山宝藏禅院沙门铁眼（道光）在1669～1678年募刻，又名《铁眼藏》。以《嘉兴藏》为底本而有所增补，版式全同。全藏分为19个部类，734函（增加57函），1618部（增加32部），7334卷（增加563卷）。其后于1706～1710年和1828～1836年两次据《高丽藏》校勘修订，经版现存万福寺。

　　《�e正藏经》日本京都藏经书院于1902～1905年编辑铅印。又称日本藏经书院大藏经或校订藏经。据《黄檗藏》校勘本，用4号铅字排印，线装书册式，共37函（包括目录和索引1函2册）。1～35函每函10册，第36函分为甲乙两套：甲套2册，乙套3册，共357册。内容分经、律、论、撰述4大类，18部门，1622部（不计目录和索引），6990余卷。全藏印完后不久，藏经书院失火，存书被焚殆尽，因此流传甚少。

　　《�e续藏经》日本藏经书院于《�e正藏经》编印完毕后，在前田慧云主持下，由中野达慧负责，广泛搜集中国和日本历代未入藏的佛教典籍汇编成书。又名《续藏》或《藏经书院续藏经》。内容上至六朝遗编和唐宋章疏，下迄清代著述之缺佚。在编纂过程中，曾得到金陵刻经处杨文会、芦山寺式定和各寺院、居士们的支持。1905～1912年印行。内容包括950余人的译著，1659部，7143卷（总目5卷），分为十门六十三类；一编、二编、二编乙共三编151函，每函5册（包括目录1函1册），24开线装本，4号铅字排印，版式同《�e正藏经》。全部印就后，存书和《�e正藏经》一同被焚，流传不多。

　　《大正藏》全称《大正新修大藏经》。日本大正13年（1924）由高楠顺次郎和渡边海旭发起，组织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小野玄妙等人负责编辑校勘，1934年印行。全藏分3个部分：正藏55册，续藏30册，别卷15册（内图像12册，总目录3册），共100册。收入佛籍总数冠于各种大藏经，计正藏、续藏、图像和总目录共3493部，13520卷。编辑体例也别创一格，经藏分为阿含、本缘、般若、法华、华严、宝积、涅��、大集、经集、密教十类；律藏包括弥沙塞部、摩诃僧�o部、昙无德部、萨婆多部、解脱戒经（迦叶遗部）和菩萨戒等；论藏分为释经论、毗昙、中观、瑜伽、论集等五类；杂藏分为经疏、律疏、论疏、诸宗、史传、事汇、外教和目录等八类。续藏30册中除最末一册为古逸和疑似两类，专收敦煌古逸经、律、论疏和疑伪经外，其余29卷收入日本著述的续经疏、律疏、论疏、诸宗四类及悉昙。图象12册收入日本各寺院所藏历代有名佛教画像和密宗明王像、金刚像及各种曼荼罗图等363种。总目3册收入中国历代各版藏经目录和日本各寺院所藏的写本和刻本藏经目录以及大正藏勘同录、大正藏总目录、总索引、译著目录等77种，为比较实用的版本。但校核工作粗放，排印错字，错句颇多。此外，大藏经用语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大正藏索引》，为佛教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童玮）

Liuzulun

　　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六部论书的统称。该部基本典籍常被称为“一身六足”。“一身”指迦多衍尼子所著的《发智论》（异译《八犍度论》）。“六足”指《集异门足论》、《法蕴足论》、《施设足论》、《识身足论》、《界身足论》和《品类足论》。

　　①《集异门足论》。舍利弗著。玄奘译。20卷。有部分藏译。巴米扬（旧译梵衍那）曾有梵本残篇出土。该论主要注释《长阿含经》中所属《众集经》的内容，解说《众集经》中各种佛教术语，因此是说一切有部阿含经的延伸，论藏从经藏中开始分离出来的最初形态。此论的出现，促使说一切有部逐渐成为单独的部派。

　　②《法蕴足论》。大目犍连著。玄奘译。12卷。梵本已佚，但有残篇出土。此论选取阿含经中的22种主要说教逐一加以解释，每种说教的解释单独成篇。例如杂事品注解了有部所传阿含经中列举的七十八种烦恼；根品注解了二十二根。此论与南传上座部的《分别论》有共通之处。

　　③《施设足论》。大迦多衍那著。法护等译。7卷。藏译名《因假名》或《因施设》。此论祖述《长阿含经》中所属《世起经》的思想，对阿毗达磨的宇宙观、世界观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分析，是说一切有部中期出现的论著。

　　④《识身足论》。提婆设摩著。玄奘译。10卷。主要内容是对人们心识活动的分析，与上座部的《界论》相通。

　　⑤《界身足论》。世友著。玄奘译。3卷。主要内容是对心和心作用的分析，是说一切有部的理论基础，与上座部的《发趣论》相通。

　　⑥《品类足论》。世友著。玄奘译。18卷。另有南朝宋求那跋陀罗的译本《众事分阿毗昙论》，12卷。学术界一般认为此书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各种作品的汇集，论中提到的“五位”、“九十八随眠”等是有部独特的理论。有人认为此书出现的《大毗婆沙论》编集以后，大概在160～320年之间修订。

　　六足论是说一切有部初期和中期出现的论书，通过这些著作，该部开始建立了自己的世界观、宇宙观和修持论，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于众）

Manwen Dazangjing

　　汉文大藏经的满文选择编刻本。又称国语译汉全藏经或国语译大藏经。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根据汉文大藏经的编次和内容选出699部佛籍，译为满文编纂成藏。乾隆五十五年译编刻就，计108函，2535卷，共分为五大部类：

　　1、五大部诸经选收胜败若部各经22函，610卷；宝积部1经，6函，120卷；大集部1经，1函，30卷；华严部1经，8函，80卷；涅��部2部，2经，42卷。

　　2、五大部外诸重单译经17函，206部，444卷。

　　3、密部经轨仪法陀罗尼等16函，322部，404卷。

　　4、小乘经及集传等20函，155部，460卷。

　　5、小乘律16函，11部，345卷。

　　大乘律、大乘论及小乘论全部未曾收录。乾隆帝在经序中说，译刻满文大藏经的目的，并非溺于祈福之说，而是在当时已有汉、藏、蒙三种文字的大藏经，独缺满文，似为不可，其次是可供中外学习满文之用。可能基于这种理由，才没有译刻大乘律、论和小乘论。（童玮）

Mengwen Dazangjing

　　藏文大藏经的蒙文译刻本。又名《如来大藏经》或《番藏经》。先后四次译刻。

　　1、元大德（1297～1307）年间，在萨迦派喇嘛法光的主持下，由西藏、蒙古、回鹘、汉族僧众将藏文大藏经译为蒙文在西藏地区刻造刷印；

　　2、明万历（1573～1619）年间，补译了部分典籍增入刊行，崇祯（1628～1644）初年还进行过一次校刊；

　　3、清康熙帝曾命和硕裕亲王福全领衔监修，根据旧文爰加镌刻，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刻就甘珠尔；

　　4、乾隆六年到十四年（1741～1749）又译校重刻了丹珠尔，全藏方始完备。现存的汉文甘珠尔目录分为秘密经、大般若经、第二般若经、第二大般若经、第三般若经、诸般般若经、大宝积经、华严经、诸品经、律师戒行经等十类。计秘密经645部，24卷；大般若经1部，14卷；第二般若经1部，4卷；第二大般若经2部，4卷；第三般若经1部，1卷；诸般般若经24部，1卷；大宝积经46部，6卷；华严经1部，6卷；诸品经260部，32卷；律师戒行经18部，13卷。共999部，105卷。

　　（童玮）

Shangzuobu Qibulun

　　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七部论书，即《法聚论》、《分别论》、《界论》、《人施设论》、《论事》、《双论》、《发趣论》。

　　《法聚论》又称《法集论》，共分4章，提出122个“阿毗达磨论母”（论的主题）和44个“经论母”（经的主题），详细地分析了心和心所（心的作用），把心分类89种，心所为40种，另外，把色（物质存在）概括为12类等。《分别论》对阿含经中的主要教说（蕴、处、界等）进行纵横的分析，内容与北传的《法蕴足论》相似。《界论》共分14章，论述蕴、处、界三个范畴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包摄（摄）、不相包摄（不摄）、相互联系（相应）和不相联系（不相应）的关系。《人施设论》主要论述蕴、处、界、根、谛、人“六施设”中的“人施设”，用从1种类的“人”到10种类的“人”的增支法说明142种“人”的不同类别和心理现象。《论事》是“七论”中最后出现的部分。记述佛教在阿育王统治下举行第三次结集时长老目犍连子帝须的说教，因此，此书常常被认为目犍连子帝须所著，全书用问答体的形式批驳当时流行的219种异见，阐明上座部的正统观点。《双论》把蕴、处、界等10个范畴各分为二，成为“双对”，然后用这些正反面的范畴分析各种精神和物质的存在。《发趣论》是七论中最大的论书，因此被称为“大论”，主要内容是说明24种因缘关系。

　　七部论有很多注、复注（末注）和复注的注疏（微注），出现的时间和作者不详，一般认为产生于公元前2～前1世纪。公元前1世纪时在锡兰（今斯里兰卡）即被用文字记录下来，后传播至缅甸、泰国、柬博寨及中国云南傣族等地区，用当地的文字传写。1882年英国巴利圣典协会成立后曾出版用罗马字拼写的校订本和英译本。七部论目前在南传佛教地区有重要的影响。（于众）

Xixiawen Dazangjing

　　汉文大藏经的西夏文译刻本。始刻时间不详。元大德六年（1302）刻成，共3620余卷。据现有不完整的记录，先后共刷印140余藏，但今已无全藏可见，经版也毁损不存。现在各地发现的经论残卷，不过数十种。

　　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底本，可能系《开宝藏》的天禧修订本。北宋景�v元年（1034），《开宝藏》印本传到西夏，西夏开国君主赵元昊于兴庆府建造高台寺予以收藏，同时召集回鹘僧人将其译为新创造的西夏文字。据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所附的发愿文载，自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起，由国师白法信和以后的智光等32人参与翻译，到天�v民安元年（1090）译完，共译出362帙，812部，3579卷。此后，从大庆元年（1140）到乾�v二十四年（1193），又据“南北经”重校一次。南经可能指《开宝藏》；北经可能指《契丹藏》。

　　元初，曾修整过旧经一藏（疑系西夏文的写本）。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由化身一行国师主持，重行校勘并翻译未曾译出的典籍，印制三藏新经。但因经营多年尚未刻就，至元三十年，世祖敕令主僧事的西璧土情转知沙门慧中等20余人负责把西夏文旧经本送到杭州万寿寺安排雕印。到元大德六年（1302）竣工，随即印施10藏。后松江府僧录管主八本人在大德十年又印造了西夏文大藏经30余藏施于宁夏、永昌各寺院。其后到了元武宗时，皇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后为仁宗）曾印施过50藏。仁宗继位后，于至大四年到皇庆元年（1311～1312），又令御史台待御杨那尔征和枢密院知院都罗乌口吃铁木尔等主持再印施50藏。

　　元代除了雕板刷印西夏文大藏经之外，还曾有过雕刻木活字版排印西夏文经卷的记录，但尚未发现有关雕刻活字版的地点和明确的时间。西夏文木雕活字排印术的发明，估计当在其大藏经板片全部刻造完毕的大德六年以后。（童玮）

Xiaochenglu

　　佛教小乘戒律书的总称。又称“小乘毗尼”、“声闻毗尼”或“声闻律藏”、“声闻调伏藏”等。为修小乘声闻行者应该受持之戒律。相传释迦在世时，为约束弟子们而制定各种规戒，随犯随制，逐步形成为律。释迦逝世后，弟子们在王舍城附近七叶窟举行第一次结集，由大弟子优婆离诵出律藏，是为小乘律。以后佛教僧团因戒律不同和学说发生差异而导致分裂，遂有小乘五部戒律之说。五部律即法藏部的《四分律》，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化地部的《五分律》，饮光部的《解脱戒经》，犊子部的律本（未传译汉地）。此外，尚有大众部的《摩诃僧�o律》。小乘律传来中国之初，《摩诃僧�o律》和《十诵律》同时并传，以后《十诵律》流行南北，压倒诸律。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一《论律》称：“虽复诸部皆传，而《十诵》一本，最盛东国。”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二《论律》也说：“自律藏久分，初通东夏，则萨婆多《十诵》一本，最广弘持。”迨至唐代，由于道宣等人的提倡，广造疏释，《四分律》大行而独尊。汉译小乘律典，除上述各部外，并有传译各部的僧、尼戒本和羯磨，以及同本异译等。《开元释教录》卷二十载有54部，446卷，而《频伽藏》则刊为72部，496卷。（高振农）

Xiaochenglun

　　小乘佛学所属论书的总称。又称小乘阿毗达磨、小乘阿毗昙等。相对大乘论而言。在小乘佛教兴起之后，各个部派对原始佛教的基本经典――阿含的教说进行了种种的注释、整理和组织，进一步发挥了原始佛教的教义，出现很多阿毗达磨（即“法的研究”）的论书。据传小乘的各个部派都有自己的论藏。但目前流传下来的只有南传上座部和北传说一切有部的论典。

　　据觉音所编南传上座部论书有7种：《法聚论》、《分别论》、《界论》、《人施设施》、《论事》、《双论》和《发趣论》，另有颇多的注疏和复注。这7部论书常被认为是南传上座部佛学的基本理论著作。以后，还出现阐述上座部教理特别是修持方法的《解脱道论》；觉音又在《解脱道论》的基础上著《清净道论》，被誉为小乘佛教三藏典籍和义疏精要。北传说一切有部的基本论书有所谓“六足”与“一身”。“六足”指《集异门足论》、《法蕴足论》、《施设足论》、《识身足论》、《界身足论》、《品类足论》；“一身”即迦多衍尼子著《发智论》（异译《八犍度论》），因其论义广博，故称为“身”。

　　相传以后又有以胁尊者为首的五百论师在迦湿弥罗费时12年编集的《大毗婆沙论》，为详细解释《发智论》及破斥异部所执的著作。稍后，法胜著《阿毗昙心论》，对《大毗婆沙论》进行评释。把有部复杂多歧的学说组成为一个体系。而法救的《杂阿毗昙心论》又对《阿毗昙心论》作了解释和补充。《杂阿毗昙心论》之后，又有世亲所著《俱舍论》出，它以《杂阿毗昙心论》为基础，结合当时各种学说，对说一切有部《大毗婆沙论》作了批判性的总结。随后有众贤精心研究《俱舍论》12年，著《顺正理论》及《显宗论》，对世亲的《俱舍论》作了批判性的注解。另有诃黎跋摩所著的《成实论》，亦属小乘论书。因其内容讲到我法二空之理，被看作是小乘空宗走向大乘空宗的一部过渡性论书。属于小乘论书的还有：说一切有部世友所著的《异部宗轮论》（又名《十八部论》、《部执异论》），贤胄部世贤所著的《三法度论》，未详作者的《三弥底部论》，经量部鸠摩罗多著的《喻�N论》、《痴�N论》、《显了论》等。

　　汉译小乘论较多，《历代三宝记》卷十五载李廓撰魏世《众经目录》列有小乘论6部。《开元释教录》卷二十载有小乘论36部，698卷。《频伽藏》则列有46部，732卷。这些论书一经译出，许多佛教学者和僧人竞相研习。东晋时，道安、慧远等提倡毗昙之学，经几代传承，逐渐演变成为毗昙学派。后秦时鸠摩罗什译出《成实论》，宋、齐、梁、陈各代，弘传颇盛，最后形成成实学派。《俱舍论》在中国两次翻译，研习弘扬者尤众，多家为之作注疏释，如唐代普光《俱舍论记》，法宝和神泰分别作《俱舍论疏》，世称“俱舍三大部”。日僧道昭、智通、智达、玄�P也于唐代先后来中国向玄奘和智周学法，将《俱舍论》传入日本，形成俱舍宗，并著有疏钞多种。（高振农）

dunjianzhizheng

　　8世纪末吐蕃佛教内部不同观点的论争。顿，一作顿门，以汉地佛教禅宗僧人大乘和尚为代表。渐。一作渐门，以印度佛教僧人莲花戒（寂护弟子）为代表。据传双方约在792~794年间，分别在拉萨和桑耶寺二地进行辩论，由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主持，规定失败者给胜利者献上花环，然后离开吐蕃。

　　大乘和尚所倡论点是，成佛之道应通过个人突发的顿悟，此顿悟来源于摒除包括善恶在内的一切思考。莲花戒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全部摒除思考，要求自己不作任何思考的本身就是一种思考；他坚持只有经过逐渐的修持，才能取得成就，批语顿悟派不别善恶，不积善行，幻想立地成佛，实为束手待毙。

　　据藏文史籍记载，双方反复争辩，甚为激烈。大乘和尚曾一度占上风，但最后败北，被迫返回沙州（今甘肃敦煌）；印度佛教从此在吐蕃社会中居优势地位。另据敦煌出土的汉文写卷《顿悟大乘正理决》的说法是大乘和尚获胜，汉地佛教禅宗与印度佛教并存于吐蕃。以今日藏传佛教流传的实际情况而论，《顿悟大生产线睚理决》的说法有误，当以藏文诸史籍的记载为是。汉地佛教禅宗失败后，其影响仍及于后期形成的宁玛、噶举等派。（王辅仁）

Fuobenzhizheng

　　7世纪中叶至10世纪下半叶，吐蕃社会外来佛教与原有本教间的相互斗争。7世纪上半叶，松赞干布先后与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联姻，大力提倡佛教，并遏制尊奉本教的各部贵族势力。他死后，各部贵族乘机擅权，利用本教抑制王室权力。在各项祭祀活动和各部与吐蕃王室的盟会中，仍行本教仪式。8世纪初，赤德祖赞即位后，继续执行松赞干布方针，提倡佛教。710年与唐金城公主联姻，佛教势力开始复苏。739年后，吐蕃一些贵族大臣借天花流行为由，支持本教打击佛教。755年，赤松德赞年幼即位，一些贵族大臣为削弱王室力量，保持割据局面，在吐蕃发动了第一次“禁佛”运动。赤松德赞年长后，为集权于赞普，同亲信大臣密谋清除禁佛运动的主谋马尚仲巴结和达札路恭，积极提倡佛教。迎请印度佛教僧人寂护和莲花生入吐蕃，建桑耶寺。鉴于本教盛行的象雄诸部势力强盛，赤松德赞对本教采取宽容政策，使之与佛教并存。在8世纪80年代左右，信仰本教的贵族在王后蔡邦萨支持下，反对佛教，流放佛教界著名人士到边远地区。与本教势力抬头的同时，赤松德赞由象雄地区请来本教法师香日乌金，与佛教徒同住桑耶寺，并委托他将本教法师香日乌金，与佛教徒同住桑耶寺，并委托他将本教经典《十万白龙经》由象雄语译成吐蕃本部地方语言，以示不偏袒于佛、本任何一方。但是经过一段时期的积蓄力量，赤松德赞终于宣布了禁止本教的法令，勒令本教徒改宗佛教，处死篡改佛经为本教经典者，各处本教神坛也被强行拆毁。一些本教法师被迫将经典埋藏而逃亡。赤松德赞以后的几代赞普继续奉行赤松德赞兴佛抑本的政策，但是转入地下的本教仍在伺机进行活动。841年，吐蕃赞普热巴巾在信奉本教的贵族大臣发动的政变中被杀，其兄朗达玛被拥戴即赞普位后，立即发动吐蕃历史上第二次禁佛运动。佛教受到很大的打击，直到百年后才逐渐复兴。

　　在佛、本两教相互斗争的过程中，双方为求各自的生存，不得不吸收、仿效对方的一些内容或形式。本教中出现了仿效佛教的教主“丹巴馨饶”（本教说他是释迦牟尼的化身）和仿照佛经制作的本教经典。佛教也吸收了本教的许多形式，逐渐形成具有西藏地方特色的藏传佛教。10世纪下半叶，佛本之争基本上随着藏传佛教的形成而结束。（常霞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