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名Śata -bhiṣā 。为密教二十八宿之一。位于密教北斗曼荼罗、胎藏旧图样、胎藏现图曼荼罗之外院北方。又称设多婢洒、百药、百毒宿。据宿曜经卷上载，此星宿仅有一星，即婆鲁拏神（梵Varuṇa ，水天）。于北斗曼荼罗中，此尊之形像为身呈黄肉色仙形，披缠天衣，竖右手当胸，屈中指、无名指，左掌上仰，置于脐前，持小钵，半跏趺坐于圆座上。三昧耶形为莲上星。种子为摇（na）。印契采用二十八宿总印。真言为：归命设多婢洒（śata bhiṣā）那乞叉多罗（nakṣatra，宿）娑婆贺。或用二十八宿总咒。［舍头谏太子二十八星宿经］（参阅‘二十八宿’173）

指印证认可。即弟子修道成就时，为师者加以印证过后，承认、许可其所悟境界之意。此词屡见于维摩经卷上之经文。禅宗、密教亦常用之，例如密教修法中之‘印可灌顶’、‘印可加行’等即是。所谓印可灌顶，即受阿阇梨之印可并灌顶之义；又作许可灌顶。印可加行，乃印可灌顶之前行；又作许可加行。一般于四度加行毕，修千日护摩后，即举行印可灌顶。此外，论语皇侃义疏中亦载有‘皆被孔子印可也’一语。［大日经卷三、观经疏卷四（善导）］

佛教在印尼，为古老之宗教，亦为新兴之宗教。西元五世纪初，爪哇岛上已有少数佛教徒，法显访问该岛时（414），见婆罗门教盛行，而佛教则尚在肇始之阶段。其后二十余年，有比丘求罗弗文（梵Guṇavarman ）于此弘法、译经，佛教方正式传入，先后有王母后、国王及人民归依。至第七世纪，佛教已传入苏门答腊，时巴邻旁王为苏瓦嘉耶（śrī-vijaya）。当义净于唐高宗咸亨二年（671）自广州泛海南行，途经巴邻旁时，即称道该地佛教教育之兴隆，可媲美印度那烂陀寺，事见南海寄归内法传序文。义净其后又至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东部）留止六个月，学习声明。后在印度留学十一年，至武后垂拱三年（687）仍循海路回国，重经室利佛逝，留止二年，于此期间，译出杂经论，着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而为我国第一位在印尼译述之人。

　自七世纪至十一世纪之四百年间，为印尼佛教鼎盛时期。七世纪时，于那烂陀寺大学任教三十年之达摩普罗（梵Dharmapāla ），自康居至苏门答腊弘法。又七世纪时，室利佛逝王国兴起，全国上下均虔诚信仰佛教。据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五之译者小注载，其国有僧众千余人，皆以学问为要务，且多行托钵之法，其沙门仪轨与中印度大抵相同。八世纪中叶以后约百年间，著名的佛教建筑相继完成，如婆罗浮屠（Borobodur），系建于九世纪之赛朗度拉斯王朝，为目前全球大乘佛教最大最壮观之圣地。此外，另如曼达特（Mendut）、卡拉森（Kalasan）、萨垒（Sari）等皆为驰名宇内之佛教建筑，佛教隆兴之情形可以想知。其时，大乘佛教因世楞达罗王之赞助而得以宣扬，该王并曾于拿楞陀、拉迦普敦二地兴建甚多寺宇。同时，密宗亦传入。

　本世纪以来，佛教居士林普遍设立，一九五三年第一个居士林成立于日惹，类此居士林，今全国约有四十余处。一九五七年，三宝垄之印尼佛学社、棉兰市之苏岛佛学社亦相继创立，一九五八年，印尼佛教菩提总会于佛陀伽耶寺召开第一次大会。一九八四年十月，印尼佛教各大宗派共同协力，于苏门答腊创立‘印尼佛教大学’，已获印尼政府批准登记备案，为印尼唯一之佛教大学。［印尼之佛教（慧海）］

（1617～1694）清代临济宗僧。四川岳池人，俗姓姜。讳道正。号莲月。尝以刀自断发，初听闻楞严、唯识等讲说，后有志于禅，遂上万峰，参访破山海明、象崖性珽。后宴坐于夜郎山怀白堂六年。顺治十五年（1658）进住遵义府（贵州遵义）九青山东印寺，其后历住觉林、宝轮、度达、保寿（以上位于四川）、龙兴、景德（以上位于湖北）等寺。康熙三十三年示寂，世寿七十八。有莲月禅师语录六卷、玉泉莲月正禅师语录二卷行世。［五灯全书卷七十、新续高僧传第四集卷五十六］

即密教用来作为一切印契基础之基本印。有十二合掌、六种拳两种。合掌，表示未开敷之莲花；拳，表示月轮。又以合掌为印母之印契，一般多系就众生边与本有门而明其义；而以拳为印母之印契，则多就如来边与修生门而明其义。［大日经密印品、大日经疏卷十三］（参阅‘十二合掌’336、‘六种拳印’1304）

(一)佛陀之心印所发之光明。大日经疏卷六（大三九・六四七上）：‘心莲花眼遇菩提印光。’

　(二)（1862～1940）我国当代净土宗高僧，莲宗第十三祖。陕西郃阳人，俗姓赵。名圣量，字印光。别号常惭愧僧。少治儒学，喜读程、朱之书。曾排佛，遭目失明，继而猛省，转研佛典，以至诚所感，目疾获愈。年二十一，至终南山南五台，归依莲华洞道纯长老出家。光绪八年（1882），挂搭湖北竹溪莲华寺。未久，受具足戒于陕西兴安双溪寺。二十六岁，赴净土道场红螺山资福寺念佛，自号‘继庐山行者’以明其志。其后，往浙江居普陀山法雨寺二十余年，朝夕唯阅藏念佛，不求闻达。曾两度闭关，空诸色相。民国元年（1912），以文稿刊于佛学丛报，署名‘常惭愧僧’，名震遐迩。民国七年，为募印‘安士全书’而常至上海，遂驻锡太平寺，各方投函请益者甚众，师皆慈悲摄受。

　师毕生弘扬净土，其行事坚守‘不当住持，不收徒众，不登大座’之三大原则；且淡泊名利，刻苦俭朴，恒示人以老实修持之道。年七十，闭关于吴县报恩寺，初不欲见客，后始对大众开示。曾修辑普陀、清凉、峨眉、九华等四大名山之志书。又于吴县复建灵岩山寺，由真达和尚主其事，为我国净土宗第一道场。民国二十九年，示寂于灵岩山寺，世寿七十九。荼毗后，得五色舍利花及舍利珠无数。师一生操守弘毅，学行俱优，感化甚广，被誉为民国以来净土第一尊宿。坊间有印光大师文钞及印光大师全集行世。

印佛，即以香、土砂、木材等做成佛形而以香薰之。印佛作法，则指以土砂、木材等画或雕成佛像约九公分左右，燃香薰之，藉此以灭罪，或施此尊佛像之功德予众生。其作法次第为：先行三礼，诵如来咒，次以薰烟印佛于虚空中（或印于水中、砂中等），次金刚合掌，唱偈‘我今香烟印如来，相好具足放光明，遍满虚空世界海，犹如灯炎无障碍。依此印佛功德力，利益无边有情海，共生极乐证妙果，恒为众生解脱缘。’次结诵佛眼印言、大日印言。上述偈中之‘我今香烟印如来’一句，可因时制宜，如供奉菩萨或其他诸尊者，则可改诵‘我今香烟印菩萨’等。此外，若将木材等雕刻成五轮塔婆形作法，而不以佛形作法者，则称为印塔作法。［作法集、真言修行颂卷二］

兴于我国，原系因应佛教徒之需要，而发达于文化圈。由印刷遗物而推论，最古或为隋代所刻，

然年代不详。日本方面，于神护景云四年（770）所刻成之百万塔陀罗尼，为日本最早之印刷品。我国方面，唐咸通九年（868）所完成之‘金刚般若经’，为最早之印刷品，亦为现存世界上最古的雕版经本印刷品，其扉页之‘祇树给孤独园图’，现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其刻工技术之进步，世人共誉。

　然有组织之大部佛典印刷系于进入十世纪之后，以四川最为发达；佛教

大藏经之最初印刷，亦于十一世纪末之四川地方开版，后分送至各地之大寺院，其时所印之经典皆为汉文佛典。宋、元、明印行之大藏经皆系木版雕印本，自民初之频伽藏乃开始使用铅活字印刷。又于元朝统治中国之时，回纥文与西夏文之佛典亦有印刷本，此因元朝之领土包括回纥、西夏，且同为戎族，元室乃特为彼等印刷回纥文与西夏文之佛典。当时负责从事此项工作者，则为元朝种族政策下备受歧视之汉人，印刷工作全在杭州进行。此外，如朝鲜、安南等地，亦有佛典之刊印。又于出土文物中，亦有少数古代印度语之印刷品，然属于我

国系统之印刷术并未流行于印度，直至十九世纪末，印度始有天城体（梵deva -nāgarī ）文字之铅活字佛典兴起。

　自九世纪末至十世纪之间，我国内地大量印刷各种佛典，分送至全国各地及中亚等地，其中仅有少数幸存至今。于今中亚所出土之印刷佛典，其初期形式皆为卷子本，如上记所述之‘金刚般若经’即为卷子本。自十一世纪顷，始以折本与册子本为主。汉文、回纥文、西夏文之佛典均有折本与册子本，然卷子本之印刷佛典仅有汉文，数量亦不多。

　于日本，平安时代南都诸寺皆有法华经、成唯识论之印行，于镰仓时期称此系统所刊印之佛典为‘春日版’，其后有高野山关系寺院之‘高野版’，与京都禅宗五山之‘五山版’，另有以京都为中心之‘净土教版’。至室町时代，乃以镰仓为据点，随而普及各地，及至室町末期，遂发展为商贾买卖之出版。印刷活字版之流行，至江户初期始兴盛，此即一六三七年以活字版所印行之天海藏，此后日本之大藏经，亦多用活字印行。此外，刻有图像之印刷术，乃传自唐朝之折佛，自平安末期至镰仓时代皆甚流行，其形大者如两界曼荼罗、涅槃像，小者如颁于寺院之尊影、护符等木板折佛印刷。明治之后，西洋盛行铅活字印刷，木版遂急速衰颓而为铅活字所取代。（参阅‘活字版’3880）

又作印明、印言、契明。乃印相与陀罗尼之并称。即手结诸佛菩萨之印契，口诵真言陀罗尼。印，乃诸尊之身密；咒，则系陀罗尼之异名，为诸尊之语密，二者具有密切之关系。修行者若结诵印咒，则可得广大功德。又授与印明而直传灌顶，称为印明灌顶，如理趣经所说之灌顶印信、大黑灌顶印信、圣天灌顶印信等，均属印明灌顶。［无量寿如来观行供养仪轨、陀罗尼集经卷一］（参阅‘印相’2231、‘陀罗尼’3607）

（627～713）唐代僧。吴郡（江苏吴县）人。唐咸亨元年（670）抵京师，敕居大敬爱寺，恳辞不受，往蕲春参谒弘忍大师。后于广州法性寺宣讲涅槃经，遇六祖慧能大师，始悟玄理，而以慧能为传法师。其采集自梁至唐之诸方贤达者之言，着成心要集行世。先天二年二月示寂于会稽山妙喜寺，世寿八十七。［景德传灯录卷五］（参阅‘法性寺’3359）

指印可决定。即师家洞观学人心地，加以证明认可其悟境圆熟之义。

又作秘印灌顶、手印灌顶、离作业灌顶。乃大日经卷五秘密漫荼罗品所说三种灌顶之一。指未办备支具作业，仅以少量供物供养三宝，而由阿阇黎授与弟子传法印真言之灌顶。印，指传法灌顶之印；法，指灌顶之规持仪则。盖对机性具足之弟子，当行传法灌顶，然弟子资力乏少，未能办备事业灌顶所需之支具时，阿阇黎则特许行此印法灌顶。又为恐弟子生怠慢心有损众德，故对机性、资力具足者，必以事业灌顶传法，而不行印法灌顶。［大日经疏卷十五、大日经疏钞卷三、大日经见闻记卷七］

(一)在禅林中，指师家授法于弟子之信物。

　(二)乃密教于阿阇黎付嘱弟子时之法门授受印可书。印，印可之意；信，符契之意。广义言之，印信乃指阿阇黎付嘱之法具；而一般则指记载所授法之印明（印契与真言）之文书。印信之种类甚多，较普遍者共有三纸，分别记载所授法之印明、血脉与绍文。印明，即秘印与真言；血脉，即法门一脉相承之系统；绍文，则指叙述相承之缘由，以表明此法付嘱旨趣之文。［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

印，指印字、印刷；印前，超越语言文字所能表诠之境界；恢廓，广大貌。即本来之自性。从容录第四十四则（大四八・二五五下）：‘机底联绵兮，自有金针玉线（难谩具眼）；印前恢廓兮，元无鸟篆虫文（字义炳然）。’

梵名Indu 。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之南，为亚细亚大陆中央南方突出之一大半岛。又作身毒、申毒、天竺、天笃、身笃、乾笃、贤豆、呬度、印第亚、印特伽罗、末睇提舍、婆罗门国、沐胥、阿离耶提舍、因陀罗婆陀那。

　关于印度之名称，有诸多异说。早于史记大宛列传第六十三中，即见‘身毒’之名。其后，后汉书西域传第七十八等举出‘天竺’之名。魏晋以来之佛典中，即多用‘天竺’之称呼。至唐代以后，则以‘印度’为主称。此外，据大唐西域记卷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等载，‘印度’之意译为‘月’。另有一说，认为印度一词，系出自信度河（梵Sindhu ）之梵名，后因波斯人与希腊人之次第讹传而成印度之称。

　印度之国土，可分成三个地形区，即北印度、德干高原与南印度。中古时期印度地方之划分，则为东、西、南、北、中等五区，称为五天竺、五印度。略称五天、五竺、五印。境内有印度河（Indus）、恒河（Ganges）、布拉马普特拉河（Brahmaputra）等三大河灌溉之，除西方之印度沙漠外，全境土壤堪称肥沃。恒河流域为全印度最热之地，热季气温经常高达摄氏四十九度，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则为世界雨量最多之处。

　印度文明，约于西元前二千五百年时（或谓西元前三千年至前二千年），即于印度河流域滋生，称为印度河文化，当时即已发展出水利灌溉、计划缜密之街道、公共浴室、砖造楼房、排水系统等，极具现代观念之都市设计要素。西元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考古学者在本区发掘出莫汗佐达罗（Mohenjo-daro）及哈拉巴（Harappā）两座古都，即属此一时期之文明遗迹。西元前二千余年，雅利安族越过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ush），侵入印度河上游之五河（梵Pañjāb ）地方，其中之一部更自印度河流域蔓延至恒河流域，征服原住土著，渐次组织社会，形成其特有的种姓阶级文化。有关此类印度太古王统之记事，佛典所记载者不少。另于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梵Mahābhārata ）、罗摩耶那（梵Rāmāyaṇa ）等之记事中，亦举出不少印度太古之国名。至佛陀时代，则有所谓十六大国同时并存，如长阿含卷五阇尼沙经、中阿含卷五十五持斋经、大毗婆沙论卷一二四等，皆详举其一一之国名。此外，关于印度之梵文经典及文学着作，据现存之文献中可知，最古之梨俱吠陀，约于西元前一千二百年左右成立，系世界最古之颂歌集。其后，沙摩吠陀、夜柔吠陀、阿阇婆吠陀、梵书、森林书、奥义书等相续完成。

　印度原住民族达罗毗荼人（Dravidians）为非洲黑人与蒙古人混血而成之种族，其后入侵之雅利安人与之混血，乃成今之印度族。雅利安人阶级意识强烈，将社会分成四种阶级，即：(一)婆罗门（梵brāhmaṇa ，祭司）。(二)刹帝利（梵kṣatriya ，王族）。(三)吠舍（梵vaiśya ，商人、农人）。(四)首陀罗（梵śūdra ，奴隶）。此种阶级制度，称为种姓制度、四姓。此外，尚有不属于种姓制度之贱民。雅利安人之宗教，原本崇拜存于自然力中之灵魂，并想加以统御，后逐渐转变崇拜多神，总称为婆罗门教。

　西元前五、六百年左右，婆罗门教日渐衰微，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以革新婆罗门教之腐败，并为打破阶级制度而组成教团，耆那教亦为此一革新而共同努力。同时，尚有�^伊那、瑜伽等诸派之兴起，呈现蓬勃之现象。当时之中印度，西苏纳加王朝（梵Śaiśunāga ）勃兴，至频婆娑罗王之子阿阇世王时，君临摩揭陀国，为恒河中游之一大霸权。佛教受到阿阇世王之保护，盛行于当时之印度。西苏纳加王朝之后，难陀王朝（梵Nanda ）代之而起。

　西元前三二七年（一说三二六年），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入侵印度，占有印度河河畔之地。于此动乱之际，难陀族青年旃陀罗笈多王（梵Candragupta ）崛起，平定北印度，以摩揭陀国华氏城（梵Pāṭaliputra ）为都，建立孔雀王朝（梵Maurya ），开拓与希腊间之交通，融合印度、希腊二文明，乃有所谓‘希腊印度式艺术’之诞生。至旃陀罗笈多之孙阿育王即位，笃信佛法，推行佛教政策，又派遣传教师至各国弘法，形成佛教之隆盛时代。其后相次兴起者，有贵霜王朝（梵Kuṣāṃa ）、熏迦王朝（梵Śuṅga ）、康瓦王朝（梵Kaṇva ）、萨哈王朝（梵Sāh ）。

　西元三百年顷，笈多王朝（梵Gupta ）兴起，于文学、艺术、建筑、科学等各方面均有辉煌成果，为印度文化史上之黄金时代。另于军事方面，曾讨伐北印度之大月氏，又曾抵御匈奴别支咽哒人之入侵，导致国力大挫，伏下覆亡之机。然于六世纪时之超日王（梵Vikramāditya ）驱逐咽哒，文化武功一时兴隆，而为中兴之王。笈多王朝末期，小邦林立，其中较强盛之一邦建立伐弹那王朝（梵Vardhana ），亦称戒日王朝。六○六年，戒日王（梵Śīlāditya ）即位。王乃一代英主，力行佛教保护政策，玄奘西游印度时，即值此王之治世。笈多王朝之后，又有卡鲁迦（梵Chālukya ）、喀沙里（梵Kesari ）等诸王朝兴起。

　在南印度，西元前二二○年顷，有案达罗王朝（梵Andhrabhṛtya ）之崛起，至西元三百余年，此王朝之势始终强盛。于此时期，婆罗门教渐次复兴，而与佛教形成对峙之势，另一方面两教之间又彼此摄取特质。对复苏之婆罗门教而言，此时已渐汰旧更新，种下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勃兴之因；而于佛教之中，则有大乘思想之萌启，产生许多深远独特之教义。其后，由于中印度孔雀王朝之灭亡，佛教之中心乃逐渐移至北印度。直至西元八百年顷，佛教与印度教可谓交替兴隆，此起彼落，其后印度教势力愈盛，渐有全面压倒之势，而佛教则渐于印度本土没落式微。

　于孔雀王朝衰退之同时，大月氏族之阎膏珍侵入北印度，建立犍陀罗国之贵霜王朝，其孙迦腻色迦王大扩疆域，国威盛极一时，并行佛教保护政策，与阿育王同为印度佛教史上两大护法之帝王。曾于迦湿弥罗国，以世友尊者为上首，纂辑大毗婆沙论。另于东印度孟加拉，西元六六○年顷，瞿波罗（梵Gopāla ）建立波罗王朝（梵Pāla ），维持东印度四、五百年之安定局势，历代君王皆崇奉佛教（大乘密教），尤以第四世之达磨波罗（梵Dharmapāla ）致力护持佛教，并建立欧丹多富梨寺（梵Uddaṇḍapura ）、超戒寺（梵Vikramaśīla ）等大寺院，作为信仰与研究之中心，对密教之发展有极大影响。

　西元一○○一年，回教王马穆德（Mahmud）侵入印度，直至一五二六年，蒙兀儿帝国（Mogul）建立为止，形成印度史上为期五百余年之回教时代，期间大肆破坏佛教与印度教之寺院、圣地，虐杀僧尼，导致印度佛教之全面灭亡。蒙兀儿帝国为铁木儿六世孙拔巴（Babar, 1483～1530）所建，亦信仰回教。拔巴之孙阿克拜大帝（Akbare）为帝国最伟大之帝王，在位期间，领土大扩，并对异教采取宽容政策。然至十七世纪，帝国逐渐衰微。

　另一方面，于地理大发现后，印度成为英、法、荷兰、葡萄牙人海外殖民之角逐地。一六○○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逐渐取得控制权。一七五七年，克莱武（Robert Clive）率军大败印度各反对诸侯之军队，东印度公司乃成为印度之绝对领导势力。一八五八年，英国政府接管东印度公司而直接统治印度。于此之前，印度各地已开始酝酿独立运动，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始由甘地（Gandhi, 1869～1948）领导之‘不合作运动’形成普遍而有力之风潮，而于一九四七年八月获得独立。于同年，已有数百年强烈冲突之印、回两教问题，亦由英、印双方同意，成立巴基斯坦回教国。然印度分成两国后，印、回两教间之流血事件更为频仍。此外，巴基斯坦立国后又发生长期内战，经常有成千上万的东巴基斯坦难民涌入印度。至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经由印度援助下，击溃西巴基斯坦军，独立为孟加拉国。另于一九七五年五月，位于印度东北之锡金则并入印度，成为印度共和国联邦政府之最后一州（第二十二州）。

　今日之印度，印度教徒最多，回教徒次之，其余之佛教徒、基督教徒、耆那教徒、锡克教徒则为数甚少，其中佛教徒约有一千一百多万人。近来贱民阶级纷纷改信佛教，遂形成印度社会问题之一。印度教派每视佛教为其一支，而视佛陀为其诸圣之一。印度现今所遗留之古代绘画、雕刻，以佛教之遗迹为其宝库。印度独立后大都以佛教思想为其政治理想之蓝本，且将其国旗之纺纱车改为佛教之法轮，并以佛教之五戒为其推进和平政策之五原则。因此，佛教在印度之重要性有待重新之评估。

　印度现有人口约六亿五千万，占世界总人口百分之十五，仅次于中国大陆。种族繁多，素有世界人种博物馆之称；语言纷歧，多达一百八十种（最常用者有十四种），成为印度发展之一大障碍。今日之印度，虽已拥有核子武力，然就全国而言，仍为贫穷落后之国度。矿产虽丰富，大多数却未开采利用。全国人口暴涨，文盲偏高，贫富甚为悬殊。卫生情况极差，人民普遍营养不良，医疗设施不足，死亡率极高。虽经政府积极推动长期五年经济计划，然成长率缓慢，各种建设大多仰赖他国之补助或贷款，国民生活水准低落，迄一九八○年为止，其国民年平均所得仅约八十美元（以一九七七年而言，我国国民年平均所得为一一八二美元，美国为七六八四美元），其生活之贫困可以想知。此外，宗教、种姓、种族等旧有纷歧，仍是社会之严重问题。［佛祖统纪卷三十二、唐书西域列传第一四六上、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第五十八、慧琳音义卷十、希麟音义卷二、卷三、卷八、V.A. Smith: Early Historyof India； S. Robert: Indian Chronography; J. Dowson： A Classical Dictionary of Hindu Mythology］

（The Discoveryof India）印度政治家、首任总理尼赫鲁（Pandit Jawaharlal Nehru, 1889～1964）撰，一九四六年刊行。尼氏因参加反英独立运动而多次入狱，本书即于狱中执笔，阐示其印度史观及对独立运动之主张。内容包括：狱中生活、家族回忆录、概说印度河太古文明至蒙兀儿王朝之辉煌文化史，及详说英国之统治、印度民族运动之兴起、与英帝国主义之抗争、二次大战与印度之状况等；重点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及甘地所领导之不合作运动等。由作者对印度之精神基础、道德观念、文化遗产等，所作之冷静分析、评价，可略窥印度之真实风貌。

为研究印度学术之机构。初名‘印度研究所’，隶属于中华学术院，所址设于中国文化大学。其成立之宗旨，在培养印度佛学及印度社会文化方面之专门人才，以促进中印文化之交流。民国五十七年（1968）八月，首届国际华学会议于华冈召开，与会之印度学者建议由创办人张其昀设立，翌年成立筹备处，聘请罗家伦任理事长。六十二年三月一日正式成立，邀请国内专研印度文化、宗教之学者为研究委员，从事研究工作。历任所长有沈��、吴俊才、陈民耿、王汉中等。六十九年五月，张其昀礼请佛光山星云大师出长该所，同年八月展开招生工作，作育志于研习印度宗教、文化之专门人才。师资、设备完善，七十一年由中国文化大学以‘印度文化研究所’之名，向教育部申请立案，翌年获准。

指印度西北境印度河流域，盛于西元前三千年顷，前后约五百年间之文明。由莫汗佐达罗（Mohenjo-daro）与哈拉巴（Harappa，现属巴基斯坦）两废墟之研究，可知其为铜器时代之文明。莫汗佐达罗含有死丘之意，位于印度河下游之信度省，面积约十六平方公里。此废墟分上、中、下三部，上有三层（后期），中有三层（中期），下仅一层（初期），共计七层，由此七层可推定上、下层约间隔五百年。距此废墟东北方向约六五○公里之哈拉巴古城，由其出土物观之，知其与莫汗佐达罗为同一时代、同一民族所创同一文化之遗迹，且较前者为一更大规模之都市。两处道路皆井然有序，具都市计划之型态，为世界建筑史之特殊者。住宅之外，大浴场、市场、储藏室等公共建设皆具之，市民之主食为大麦、小麦等谷类。从众多陶制女神像遗物可知，母神信仰之偶像崇拜盛行于当时之西亚、中亚。此外，亦有树木、动物、自然现象、性器等崇拜之风。又虽有墓地遗迹之发掘，然死者埋葬法不详。政治型态不明，王宫之形式亦难确知。

　此外，于印度河流域中，另又发现旃符达罗（Chanhu-daro）、阿母利（Amri）、集夫卡（Jhukar）等处有铜器与石器并用的古代文化之遗迹，此遗迹类似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等太古文明。就印度民族文化之独立性而论，虽不可视之为模仿自苏美文化，但由此文化遗迹亦可推证印度与西方文明国间之贸易关系。

　印度古文明既非雅利安人所创，且较吠陀文明为早，与印度先住民族达罗毗荼人（Dravidians）有无关连，不得而知；即以遗骸之鉴定研究，亦难有定论。所发现者，仅能了解后代中非雅利安系之宗教曾受其影响而已。所遗留之文字，现代人亦无法全然解读。

　莫汗佐达罗与哈拉巴二城市之毁坏，或因大洪水，或遭雅利安人之毁灭。后一说法，近来学者颇为流行。人类历史于短暂间发展迅速，令人目眩；亦于刹那间忽焉而逝，令人兴叹！凡此种种，皆可视同人类文明史上之金字塔，予人无限回味。［Sir JohnMarshal: Mohenjo-daro the Indus Civilization, 3 vols., 1931； E.Mackay: The Indus Civilization,1935; Wheeler: The Indus Civilization, 1958］

自佛陀以来，至部派佛教、大乘中观、瑜伽派等次第衍出，印度佛教之概况，分述如次：

　(一)原始佛教：瞿昙佛陀于西元前四六三年在迦毗罗卫城（梵Kapilavastu ，巴Kapilavatthu ，即今尼泊尔边境）诞生，自三十五岁悟道，至西元前三八三年入灭，其间对弟子之教示，于灭度之后，由弟子们结集之；这一段时期之佛教，即称为‘原始佛教’或‘根本佛教’。

　佛陀的说法，最初乃以记忆或诵读互相传授，其后始以巴利语撰写，经（巴sutta ）中最古老的要数经集（巴Sutta-nipāta ）、法句经（巴Dhamma-pada ）、如是语经（巴Iti-vuttaka ）、无问自说经（巴Udāna ）等，以上诸经及律（巴vinaya ），皆被承认为佛陀所说之法，至于是否杂有弟子的言论在内，则无法判别，故一概冠以‘原始佛教’之名称。

　原始佛教之思想立场，乃在现实生活中认识‘苦’，了解苦之根源为无常变迁，主张一切存在之物并无一主宰的我存在，而树立‘无我’之观点。无我的现象世界即由‘缘起’而生，‘十二因缘’则在说明缘起的道理，总括以上所说，而有‘四谛八正道’之教说。其他尚有戒定慧三学、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及四神足、五分法身、五根、五力、七觉支等教义。系以出家之比丘、比丘尼为中心，再加上在家之信士、信女而构成之僧伽（梵saṃgha ，巴同），于戒律中皆有制定。教团不承认造成印度社会弊端之种姓制度，虽是贱民出身之比丘，其出家受戒之戒腊（年资）高，一样位于帝王出身的比丘之上首。此外，教团亦经常为在家居士解说布施、五戒、生天论等法。

　(二)部派佛教：佛陀入灭一百年顷，即西元前二八三年以后，佛教教团分裂成革新之大众部及保守之上座部两个部派。据北传佛教资料记载，分裂原因系由于大天（梵Mahādeva ）的提倡五事新说；据南传佛教资料锡兰岛史（岛王统史，巴Dīpavaṃsa ）、大王统史（巴Mahāvaṃsa ）记载，则谓由于跋耆族（巴Vajjiputtaka ）之比丘倡导十事新说而造成分裂。大天为摩偷罗国（梵Mathurā ）出身之比丘，于华氏城（梵Pāṭaliputra ）宣扬佛教。在阿育王所建之鸡园寺（梵Kukkuṭārāma ，巴同）提倡五事新说，为保守派长老斥为妄语，僧团因此分裂为二。所谓五事即指：(1)余所诱（余人污染衣），阿罗汉仍抵制不了天魔之诱惑，而偶有梦遗之现象。(2)无知（无明），阿罗汉等四果犹有‘不染污无知’。(3)犹豫（疑），证四果之圣者，对于佛法诸谛尚有疑惑处，并非完全彻悟无疑。(4)他令入（他度），若干阿罗汉证果时，必须由他人（如佛陀）印证、提醒，才能对圣道真正悟入。(5)道因声故起（圣道言所显），修行者若修习出世智慧之圣道，必须至诚唱念‘苦哉’之语，才能使圣道现起。

　跋耆族比丘所提倡之十事乃指：(1)角盐净，可以蓄盐于角器中。(2)二指净，如未吃饱，可以于规定时间后经二指量（日影）之时间内，继续进食。(3)他聚落净，即在一食之后，仍可至另一聚落复食。(4)住处净，同一教区内之各群比丘，可以在各居处举行布萨。(5)赞同净，于众议处决之时，若得应到比丘之同意，则虽应出席之总人数仍然不足，仍可举行羯磨。(6)所习净，可以随顺和尚阿阇黎之常习。(7)生和合（不攒摇）净，可以饮食未经搅拌去脂之牛乳。(8)饮阇楼□净，可以饮用末发酵或半发酵之椰子汁（即阇楼□）。(9)无缘座具净，缝制坐具可以不贴边，大小随意。(10)金银净，可以接受金银。倡导十事新说时，耶舍比丘得到离婆多长老（梵Revata ，巴同）之援助，在毗舍离城举行大集会，一致决议此新说不合法，故称之为‘十事非法’。此次之集会，同时亦为律典之结集大会，参加比丘共七百人，故称七百结集。

　又所谓‘大天五事’之说，或系后来从大众部分派独立出来之一位同样叫大天者，所扩大影射大天之言行思想附会而成者，故若论佛教根本分裂之因，当以十事非法较为恰当。当然，根本分裂并非当时立即发生，而系稍后才逐渐形成者。思想前进之比丘所主张之十事新说，对于保守派之长老而言，一时无法接受，因此乃有十事非法之说，而造成教团中保守派及革新派壁垒分明之对峙。西元前二八○至二三○年顷，革新派之比丘成立另一派系，可谓分裂由此开始。因为加入此派者多，故又称为大众部（梵Mahāsaṃghika ，巴同）；相对而言，长老上座们之保守派即称上座部（巴Theravāda ）。

　(一)上座部：此一部派认为阿罗汉即佛，亦即持有‘由于修行而证得罗汉果者如佛一般’之看法。此派于佛陀入灭后三世纪，亦即西元前一八三至八三年顷，分裂为本上座部与说一切有部（略称有部）两个部派。本上座部派迁往喜马拉雅山，被称为雪山部（梵Haimavata ，巴Hemavatika ）。说一切有部以迦湿弥罗为根据地，发展成一大势力。有部之下又分出犊子部，犊子部又分出法上、贤胄、正量、密林山住四部。其次，佛陀入灭后三世纪，有部又分裂出化地部，再从化地部分出法藏部；佛陀入灭三世纪末自有部又分出饮光部（善岁部）；佛陀入灭四世纪又自有部分出经量部（说转部）。故原来的有部即称为根本说一切有部，而上座部本末一共成立十一个部派。

　根本说一切有部之特征，不同于根本上座部之重视经与律，而特别重视论部。曾编辑大毗婆沙论、发智论、六足论等庞大论书，主张我空法有、三世实有、法体恒有，强调一切存在之物皆为实在，故被称为‘说一切有’。

　(二)大众部：此部派认为佛陀乃是一种人格之超越者，而加以崇拜。主张佛的肉身异于常人，常人即使修行而证得阿罗汉果，于现世亦无法与佛相等。大众部于佛陀入灭后二世纪又分出一说、说世出及鸡胤等三部。陆续又分出多闻部、说假部二派。继之，又分制多山、西山住、北山住三个部派，本末一共成立九个部派。大众部革新之风气极盛，由于对佛陀怀有很深的敬意，故促使大乘佛教产生，并形成其势力范围。

　(三)菩萨团：与部派佛教平行之大乘佛教，产生于西元以后。在此之前，即有在家信众组成之集团，亦即菩萨团。菩萨团于阿育王之治世（268 B.C.～232 B.C.）前后开始，即以印度各地之佛塔（梵stūpa ，奉祀佛陀遗骨之塔）为中心而团结成者，由于礼拜佛塔，而对佛陀产生坚定之信仰，深得宗教之法乐。相对于比丘之僧伽而自称菩萨团（梵bodhisattva -gaṇa ）。‘团’本为商人之组织，因菩萨团中多数为都市之工商业者，故以团称名。此一佛塔信仰团体即发展成后来的大乘佛教教团。

　(四)大乘佛教：佛塔信仰之菩萨团，除礼拜佛塔外，更进一步编集属于他们的经典，首先有完成于西元前后之般若经，其次有法华经、维摩经、华严经、无量寿经等，分别为菩萨团所辑成。此种大同团结之精神，成为大乘佛教之根本精神。大乘佛教之思想立场为‘空’（梵śūnyatā ）。所谓‘空’，原指‘什么都没有’或‘什么都没有之状态’，亦即认为于此现象世界中，没有任何可以执着之物，所以除非能抓住能生存之东西，否则就不能说是真正存在。就存在本身而言，仍须透过眼前之事象方能把握，此外别无他途。故般若心经中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即是此理。色（梵rūpa ），即指有形之物质，意谓一般存在之现象。法华经中除主张‘一佛乘’之说，另又举出‘二乘作佛’之思想。所谓‘二乘’乃声闻、缘觉，亦即指传统教团中之比丘。二乘作佛，概谓教团中之比丘们皆应归于菩萨道。

　法华经又主张‘久远实成之佛’（即指久远以前就存在，并且拥有无量寿命之佛），无量寿经则说‘无量寿命之佛’。两者同样说明其存在之根本，源于有永远不灭之生命，即称为佛。般若经之空，乃就哲学立场而言，而此处所说之空则自宗教观点来看。维摩经以戏剧结构来强调菩萨道精神之伟大，远超过比丘之立场。华严经则出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之大世界观。其中不论任何说法，皆以大乘之名而扩大人生观及宇宙观，此即其立论根据。大乘佛教之中、后期，大论师辈出，并有庞大论书著作出现，美术、建筑等方面亦大受影响。不久，传至西域、中国、日本，而产生独特之大乘佛教文化。后期之大乘佛教，由于受到印度教之密教性格，以及印度土著信仰之强烈影响，乃呈现显著之密教化，以致逐渐衰落，回教徒入侵印度后，佛教亦随之灭亡。

　(一)中观派：中期之大乘佛教分为中观派（梵Mādhyamika ）与瑜伽派两大派。中观派以龙树‘中论’为根柢宣扬般若空观。中论之说法为觉悟一切之存在皆源自缘起性（相互依存之关系），不主张‘无’，亦不主张‘有’，而主张真空中道之正观。龙树之门人提婆（梵Āryadeva ）著「百论’等书以破斥外道，及小乘教义，罗侯罗跋陀罗（梵Rāhulabhadra ）则注释中论中‘八不’之意义。笈多王朝时代初期，则有梵志青目所撰‘中论本颂’之注释、婆薮开士之‘百论本颂’注泽本。其后，四至五世纪出现之佛护（梵Buddhapālita ）之系统称为具缘派（梵Prāsaṅgika ），清辨（梵Bhāvaviveka ）之系统称为依自起派（梵Svātantrika ）。此即中观派分出之二大派系。此二人皆为僧护（梵Saṃgharakṣita ）之弟子，此外又研习龙树之学。佛护主张缘起诸法之毕竟空，清辨强调自俗谛门观缘起法皆无自性不可得，若自真谛门看，则主张一切法皆有常住之本性存在。佛护的具缘派之派系中，于七世纪顷有月称论师（梵Candrakīrti ）出，著「中论注’，其教势遂盛。

　(二)瑜伽派：系以弥勒（梵Maitreya ，270～350 顷）为开祖之学派。相传瑜伽师地论（梵Yogācāra -bhūmi ）、大乘庄严经论颂、辩中边论颂、现观庄严论等书即为弥勒所撰。以般若空之思想为本，以瑜伽行（调息，摄心，令之与正理相应之修行）为基础，建立唯识说（一切存在皆由心识之变现，主张唯有心识才是实在的），一方面由于自性清净而有‘如来藏缘起’之思想。无著（梵Asaṅga ，310～390 顷）为此派第二祖，着显扬圣教论颂、摄大乘论（梵Mahāyāna -saṃgraha ），及大乘阿毗达磨集论（梵Mahāyānābhidharmasamuccaya ）等书，而确立瑜伽派。其弟世亲（梵Vasubandhu ）着唯识三十论颂（梵Triṃśikā -kārikā ）、唯识二十论颂（梵Viṃśatikā -kārikā ）、摄大乘论释等书，宣扬瑜伽唯识之说。世亲学系分为陈那（梵Dignāga ）与德慧（梵Guṇamati ）二大系统，陈那亦为印度论理学之集大成者。

　至七世纪中叶，佛教急速印度教化而产生密教。因七世纪顷，在印度边境建立回教国家之阿拉伯人压迫印度人，对此，印度诸王及人民由于反抗意识而倾向民族宗教之印度教。佛教于此政治背景下，认为与印度教妥协乃保存佛教本身之最妥善方法，遂逐渐融合印度教而倾向密教化。至十二世纪末，回教徒侵入佛教中心地（即南部之比哈尔州一带）时，佛教已完全融入印度教中。同时，由于回教军队屡次入侵，彻底摧毁佛教寺院，僧徒亦多逃往国外，至此，佛教在印度乃告消声匿迹。（参阅‘佛教’ 2658、‘佛教教理’2688）

释尊在世期间，优填王曾以旃檀木雕制佛像，然此仅系传闻而已，自现在之尼泊尔境内所发掘出土之舍利瓶，上有释迦族奉祀之刻铭，为价值颇高之美术品，但佛教美术最著名之遗品，则以西元前三世纪之阿育王所建之石柱头兽类雕刻为最古老。



　西元后一世纪至熏迦、案达罗王朝时代之遗物有山琦（Sānchī）、巴赫特（Bharhut, Bharrhut）、菩提伽耶（Buddhagayā）等塔或塔之栏楯，此一时代，菩提树、法轮、足迹、塔等皆为佛陀之表征，然亦未直接表现出佛陀形像。题材除上述外，以佛陀本生故事及佛传居多。二世纪时（即迦腻色迦王时代），表现西北印度佛教之犍陀罗（Gandhāra）美术（又称希腊佛教美术）勃兴，其题材以佛菩萨像及其他佛传图居多，塔之覆钵部分高度增加。稍后，中央印度之秣菟罗（梵Mathurā ）及南印度之阿摩罗婆提（梵Amarāvatī ）亦盛行佛像之雕刻，西印度另有那西克（Nāsik）、迦利（Kārle）等窟院之挖掘。四世纪至七世纪前半，以笈多王朝（梵Gupta ）为中心之时代，其遗物有菩提伽耶之佛殿及鹿野苑（梵Mṛgadāva ）之达密克塔（Dhamekh）、祇园精舍（梵Jeta -vana ，巴同）遗迹、那烂陀精舍（梵Nālanda ）遗迹等。雕刻除释尊像外，仅见观音、弥勒、金刚手等菩萨遗品，手法几近完成，形式也逐渐定型。窟院有阿旃多（Ajantā，创始于西元前）、伊罗拉（Ellora）、巴格赫（Bāgh）、甘赫瑞（Kāṇheri）等之挖掘，其中一部分还有壁画。此期之美术对中国唐代艺术及爪哇等地美术都有影响。自八世纪至十世纪初期，以东印度波罗王朝为中心之时代，则有密教美术之兴起，有那烂陀精舍遗迹及其他千面千臂观音、文殊、多罗等密教佛像出土，此外，造像量度经及造像法等专书亦随之出现。其后，佛教衰灭，佛教美术也随之衰亡。［Hugo Munsterberg: Art of India and SoutheastAsia, 1970； Owen C. Kail: Buddhist Cave Temples of India,1975; David L. Snellgrove： TheImage of the Buddha, 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