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菩萨之三昧。菩萨之三昧纵横八方，广大无边，犹如面面俱罩之罗网，故称方网三昧。从容录第八十二则（大四八・二八○上）：‘如今却向延圣拂子头上，入方网三昧，东方入定西方起，乃至男身入定女身起。’

(一)位于南岳衡山（湖南）莲花峰之中。四面峰峦拥抱，环绕如城，形似千瓣莲花，寺基则在莲房上。为唐代古刹，唐宋时香火甚盛，游人不绝。今已颓废，然规模犹依稀可观，殿上佛像修伟，可见旧时盛况。寺周森林蓊翳，荫蔽天日，泉流竹树间，冷然清澈。寺之西面，林泉夹道，有洗衲石、补衲石，为梁代惠海尊者洗补衲处衣之遗迹。

　(二)位于福建永泰方广岩。创建于宋代，系利用三二○○公尺之石岩所造成，全寺不用一瓦一木。石室可容千人，有胜迹一○八处。寺前巨石横刻‘方广禅寺’四大字。进第二门，有韦驮尊者像，内祀伽蓝祖师等。寺内诗文楹联甚多。

　(三)位于浙江天台山。原属石桥寺之一院。石桥寺创建于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居士葛一鹏重兴之，后分为上、中、下方广寺。上方广寺今存山门、大雄殿、左右廊庑、方丈、罗汉堂、藏经阁、七石塔等。中方广寺仅存客殿。下方广寺为小伽蓝，有大雄殿、左右僧房，及前门等。

指大乘中附佛法之外道。方广，即方正广大之意，系指大乘。道人，即‘学道之人’意。自语义而言，系指大乘之学者；但据大智度论卷一载，方广道人乃误解大乘空之真义，而主张虚无主义之一派。小乘犊子部立补特伽罗说，承认有我之实体；大乘之方广道人则执着于空之思想（即恶取空），不承认因果。以上二者均为附于佛法之外道，应视为佛教内非佛教之教派。［华严经疏卷二十八、摩诃止观卷十、三论玄义］

印度二十种外道之一。系以方位为万物之因的外道论师。据外道小乘涅槃论载，方论师执方为常住，以四方、四维等方位为天地之本源，天地灭后还入彼处，称为涅槃。又大智度论卷十记胜论师亦以方为常住，摄于六句义之第一实句义中。［百论卷下破常品］（参阅‘二十种外道’182）

又作地轮坛、金刚轮坛、金轮坛。谓四方正等之曼荼罗坛，大坛多用之。方形为地大之形，表示万物生长之德。为密教护摩法中与增益法相应之坛，然亦通用息灾法、敬爱法等。［大日经卷七］

六时之一。指巳刻至未刻，即今上午十时至午后二时之间。（参阅‘三时’596）

十二头陀之一。在印度，佛教之修行者，一日中仅一度用食，其他时间不得进食，此为戒律所规定者。［十二头陀经］（参阅‘持午’3815）

指不滞于一处，表示自由自在之境界；犹如宝石，置于日光下，呈现种种色，青黄赤白等，无有定色。此系出自南本大般涅槃经卷二十二所举之譬喻。从容录第十八则（大四八・二三八中）：‘日中宝石，色无定形。’

（1314～1392）日本日莲宗显本法华宗祖。会津（福岛县）人。通称玄妙阿阇梨。初于比睿山修行，为山门之学头。偶读日莲之书，乃皈依日莲宗。其后于弘法寺

、中山法华经寺研究宗义。立一部修行、本胜迹劣之宗义。由于二条良基而与皇室接近，后创建妙满寺，成为根本道场。元中九年示寂，享年七十九。其法流称为日什门流、妙满寺派（今称显本法华宗）。［日什门徒建立由绪、本迹论と日莲宗の分派（望月欢厚，大崎学报第八十一号）］

梵名Āditya 。音译作阿

泥底耶。又作日天子、日神。在印度，将‘创造力’神格化，称为日天。后为太阳神（梵Sūrya ，音译苏利耶）之别称。传入密教后，成为十二天之一。即大日如来为利益众生之故，住于佛日三昧，随缘出现于世，破诸暗时，菩提心自然开显，犹如太阳光照众生，故称为日天。在现图胎藏界曼荼罗外金刚部院作天人形，二手皆持莲花，乘赤五马车。有誓耶（梵Jayā ）、微誓耶（梵Vijaya ）二妃。若于十二天图中，则右手所持莲花之上，尚置有三足乌之日轮。［青龙仪轨、大日经疏卷五、卷十、秘藏记］

禅宗公案名。又作云门日日是好日。碧岩录第六则（大四八・一四五下）：‘云门垂语云：“十五日已前不问汝，十五日已后，道将一句来！”自代云：“日日是好日。”’此则公案谓，不徒悔过去，不托望未来，应积极努力于眼前之生活，故云门文偃勉励佛子，谓日日为最上、最高之日，应把握寸金难换之今日而精进。好日即吉辰之意，亦即日日皆为举扬佛法之吉辰。

于密教，日轮表胎藏界之理，月轮表金刚界之智，故诸佛以善巧智令行者于内心观想日月轮。［菩提心论、菩提心义卷一末］

日月灯明，梵名Candra -sūrya-pradīpa 。又作灯明佛。乃于过去世中出现宣说法华经之佛。其光明在天如日月，在地如灯，故得此名。据法华经卷一序品载，过去世有二万日月灯明佛，同名相继出世，而说法华经。五千五百佛名神咒除障灭罪经亦出其名，谓能持彼佛名号，不生于诸恶趣中。又佛本行集经卷一记六万诸佛皆同号灯明如来。大佛顶首楞严经卷五则谓弥勒往昔曾从日月灯明佛出家。［佛名经卷一（失译）、法华经玄义卷一上、法华经文句卷二下、四明尊者教行录卷四］

鸠摩逻多之别号。据成唯识论述记卷二本载，佛入灭后一百年顷，北天竺怛叉翅罗国有鸠摩逻多（梵Kumāralāta ，意译童受、童首）者，造九百论，喻如日出，明导世间，故称日出论者、日出论师，为经部宗之本师。大乘家以之与马鸣、提婆、龙树等并称四日论师。或谓彼乃成实论作者诃梨跋摩之师，属萨婆多部。［大唐西域记卷三呾叉始罗国条、三论玄义］（参阅‘鸠摩逻多’5710）

即东大寺、兴福寺、元兴寺、大安寺、药师寺、西大寺、法隆寺、新药师寺、本元兴寺、招提寺、西寺、四天王寺、崇福寺、弘福寺、东寺。日本清和天皇（1525）、醍醐天皇（1558），皆曾为攘除兵疫、疫疾，而敕令十五寺读诵大般若经、金刚般若经。奈良朝（八世纪初）以前有四大寺、五大寺之称，至奈良、平安时代方增加至十五大寺，乃至有二十五大寺之称。

依时代而异：(一)飞鸟时代飞鸟京之四大寺（推古天皇以后，百余年间，建都于飞鸟）：大安寺（大官大寺）、药师寺、元兴寺（飞鸟寺）、弘福寺（川原寺）等。(二)奈良朝平城京之四大寺：大安寺、药师寺、元兴寺、兴福寺等。(三)平安朝之四大寺：东大寺、兴福寺、延历寺、园城寺等。其中，平安朝之四大寺，加上‘教王护国寺’（东寺），则称五大官寺，或五大本寺。［元亨释书卷二十二、太平记卷十五］

（JapaneseAssociation of 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学术界为适应国际思想文化学术之交流，而成立‘日本学术会议’。此学术会议由人文（(1)文、史、哲、教、心）、社会（(2)法、(3)经）、自然（(4)理、(5)工、(6)农、(7)医）等七部分构成。首先展开学会活动之‘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即属于七部中之第一部，即‘文学、哲学、史学学会连合’之全国学会连合体。

　西元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五日，日本印度学及佛教学研究学者宫本正尊、金仓圆照、山口益、水野弘元、结城令闻、花山信胜、平川彰、阪本幸男、西义雄、干潟龙祥、■直四郎、长井真琴、儿玉达童等，于东京大学山上会议所，创立‘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总会，审议会章，选举会员，并网罗日本全国著名的国立大学、佛教各宗立大学、私立大学之专门学者，从事学术研究。

　西元一九五二年七月，会员所发表之论文编印成册，刊行学会志，并定名为‘印度学佛教研究’，每年发行二册。最初发行时为七百部，至今则已超过三千册。此刊物除会员本身得以持有外，并捐赠于海外著名学者、大学、研究所、图书馆。该学会之特色，即是每年由某一公、私立大学主持召开一年一度之学术大会。其会员总数现有一千余名。事务所在东京大学文学部印度哲学梵文学研究室，理事长一名，从创立迄今，先后由宫本正尊、平川彰担任。

西元六世纪中叶，佛教东传日本，时为日本钦明帝朝，朝廷分为以苏我为首之尊佛派与以物部为首之排佛系，前者获胜后，创建向原寺，是为日本有佛寺之始。至圣德太子时代（593～622）大力弘扬，佛教基础得以奠立。此后，佛教与日人原有之思想、文化、生活等融汇，形成独特之日本佛教。自飞鸟时代（五世纪中叶）至明治维新（十九世纪中叶），日本佛教教理始终承袭我国，如密宗之即身成佛论、天台之圆顿戒、净土真宗之信念主义、禅宗之生活即佛法、日莲宗之唱念法华等，其思想渊源无一不源自我国，至于修行实践方面，亦多采用我国佛教之修行方法，并加以组织与发展；所异者，即在社会活动（即教化）方面之普化，乃日本佛教最大之特色，此特色绵亘千五百年而巍然独存。

　(一)飞鸟、奈良时代（552～781）：初传时期之佛教，其信仰对象为释迦、药师、观音、弥勒、四天王等，其崇拜目的概为延命、消灾等现世利益。此等贵族化之佛教至圣德太子时，制定十七条宪法，以佛教为国教，而转变为国家化之佛教，此特色维持至明治维新时期。推古天皇（593～627）以后，宗派渐明，最兴隆者为三论宗、法相宗，次为律、华严，再次为俱舍、成实，总称南都六宗。其中，三论宗成佛论重视根机利钝之说，法相宗讲究‘性相相待’、‘理事差别’、‘五性各别’等，均获得当时知识分子与官僚之接受，故特盛一时；华严宗之世界观亦能契合以国民为官吏化身之思想。此时期之学佛者常一人或一寺兼习数宗之学，有别于后代之执于一宗一家之说。此时期之日本佛教，蒙受国家之保护，致无真正之宗教信念，在僧尼激增且日趋腐化之下，空海、最澄二师乃于新京平安另创新宗派（密宗、天台宗）。

　(二)平安时代（约四百年）：于八世纪中，密教大兴于我国，寻即影响日本。空海（774～835）以显教为佛所说法，而佛所证法则为秘密庄严之境界，将‘即心是佛’之思想，直转为即身成佛论，而成‘即事而真’之现实具体论，此种教义颇适合当时人心之需求。至如最澄（767～822），则以天台为经宗，法相为论宗；经宗为本，论宗为末。有关戒律之传授，则设立大乘戒坛，应此而有‘山家学生式’之制定。天台宗一乘主义传至安然（九世纪末）时，更提倡‘现世成佛’、‘即身作佛’，将宗教理想现实化；同时，四种三昧之修养道场亦落为形式化之法会道场。此时期后半，密教事相极盛，比睿山完全密教化，致有东密、台密之分。此外，由于社会扰攘不安，教界堕落，遂有末法思想与本地垂迹说（神、佛结合）之抬头，民众之宗教意识逐渐昂扬。

　(三)镰仓、室町时代（约四百余年）：净土、禅、日莲宗之振兴期，亦为日本佛教史上最活泼、辉煌之时代。以平安朝末法思想为背景，应时而生之净土宗，原是形式性、彼岸性与深奥性的，至此时期，则转为现实性、此岸性与浅现性。法然（1133～1212）提倡专称名号，以称名为往生之本愿，其他杂行仅为助行；其高足亲鸾（1173～1262）更以信心为往生极乐之首要条件，一念之信为纯真且最清净之宇宙实相。信念主义之净土宗为易行化、社会化、民众化之佛教，故渐产生放弃修道、破除戒律之弊端，应运而生者即修道性、戒律性之禅宗。临济宗以棒喝禅、学人禅为特色，机锋激烈，为求证悟，不择手段；曹洞宗以默照禅、达人禅为特色，认为临济宗不但妥协且又公式化，道元（1200～1253）并著「正法眼藏’，阐扬曹洞禅之正法主义。值此禅净并盛之际，旧宗派如法相、真言、天台、华严等亦各自将教义易行化、民众化，天台宗甚至染上净土色彩以应时需。日莲（1222～1282）主张信仰久远实成之释尊，一心称念‘南无妙法莲华经’经题即可成佛，成就无作之圆顿戒，更以‘念佛无间、禅天魔、律国贼、真言亡国’之口号，破斥他宗之偏见。新兴宗派力求民众化之同时，南北八宗亦藉着民众化以维系命脉，旧宗派虽亦尝藉政治势力以阻止新宗派之发展，如正中二年（1325）之正中宗论、文明元年（1469）之决议放逐日莲宗徒等，然因禅、净诸宗所具有普遍化与生活化之特性，反浸透旧宗派。

　(四)江户时代（1600～1867）：此时期幕府以法令制定各宗派寺院之本末关系，末寺须服从本寺之命令与支配，各宗派内纠纷因此顿减。此外，与朝廷或皇室有关之寺院，如门迹、院家、院室等，亦被剥夺实力，一扫向以俗权影响宗教之弊。先此，基督教已传入（1549），幕府乃利用佛教建立寺檀制度，使全民皆为佛教徒，各择一宗一寺而自为檀越，负责维持寺院所需，虽因而肃清基督教余势，佛教亦丧失朝气。此时，我国隐元（1592～1673）东渡，开创日本黄檗宗，与临济、曹洞鼎足而立，宗风大抵同临济，惟以唐音讽诵经文、法式亦悉用明风。其时，在寺院法令中，奖励学问为要项之一，故各宗纷纷兴办檀林、学寮等教育机构，由于教学兴隆，各宗学者辈出，天台宗有妙立（1637～1690）、灵空（1652～1698），日莲宗有日奥（1565～1630）、日讲（1626～1698），真言宗有运敞（1613～1693）、亮汰（1621～1680），禅宗有泽庵（1573～1645）、愚堂（1579～1661），净土宗有满誉（1562～1620）等。虽然人才辈出，却由于生活有保障而思想逐渐沉滞，复以儒学、国学抬头，佛教遂面临危机，此即明治时代神佛分离政策之执行。

　(五)明治维新以后：明治元年（1868），颁行神佛判然令，禁用以佛语称呼神号、供佛菩萨形貌之神像、用木鱼梵钟等佛具，神社遂脱离佛教而独立。同时，受‘毁释排佛’舆论之影响，朝廷以佛教在伦理实践方面不及儒家，经济建设方面不及西洋科学文明，政治目的方面不及神道等为由，迫令僧侣用俗姓，解除僧侣食肉带发娶妻之制。幸有福田行诫、大谷光尊、赤松光映等新佛教先驱之屡次抗辩，并赴欧美考察，以世界宗教大势评驳政府之宗教政策，使佛教得以渡过困厄而进入新时代。明治二十年前后，自由研究佛学之新风气普遍展开，在佛教原典方面，有南条文雄、荻原云来、高楠顺次郎等梵文学者，河口慧海、寺本婉雅等西藏文学者，长井真琴、高楠等巴利文学者；佛教史方面，有村上专精、境野黄洋。大正年间，复有织田得能、姊崎正治、望月信亨等人。同时，佛教大学如真宗本愿寺派之龙谷大学、大谷派之大谷大学、日莲宗之立正大学、真言宗之高野山大学、曹洞宗之驹泽大学亦纷纷建立。经典之整理，如缩刷大藏经、卍字正藏、续藏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等亦陆续刊行。又辞书之编行，日本佛家人名辞书（鹫尾顺）、佛教大辞汇（龙谷）、佛教大辞典（望月）、佛书解说大辞典等之问世，更充实了日本现代佛教学之内容。信仰方面，在基督教与西洋哲学影响下，已逐渐脱离中国佛教之形态与观念，凡普及于民间者，方得发展；同时，民主思想之抬头，僧人亦获参政机会。除佛教专门著作外，一般刊物亦多不胜数，如大法轮、世界佛教、女性佛教、东方佛教徒（英文）等近四百种。

　盖佛教自印度兴起，经中国、朝鲜而传至日本，然为适应日本人之思想、文化、生活等而浸入其中给予影响，其后，则由于同化之结果，而产生一种独特之日本佛教。总结其特色有下列诸点：(一)日本佛教被视为镇护国家之道具。佛教徒亦以协助者自居，故佛教成为与皇室有密切关系之国家佛教。(二)日本佛教为镇护国家，而特重密教之咒术祈祷。故咒术祈祷深深浸透日本民众生活之中，成为追求现世利益之具。(三)日本初期佛教，僧人并不参与死者之丧葬。至中世，禅宗传入以后，中国葬礼法亦随之传入，僧人始担当死者之葬礼。其后，由于净土信仰普及，故葬式成为僧人之重要职务。(四)以江户时代之檀家制度，致使佛教成为‘家之宗教’，而个人信仰方面之培养，反致薄弱。(五)日本佛教因与其古来神道思想同化、融合，而有所谓本地垂迹思想之产生。其中由于避免思想对立，而有神佛妥协之浓厚色彩，故佛教徒之信仰富有强烈之诸教混淆（syncretism）性质，惟此点仅为日本佛教性质之一。若将日本佛教与他国此较，则有下列几点特色：(一)日本佛教之致力于社会救济与慈善福利者甚多。(二)日本佛教从事深具意义而持续不断之民众教化工作。(三)日本佛教在思想方面，倾向于纯粹化，至中世以来尤为显著，如源空、亲鸾、道元、日莲等人辈出，于佛教思想发展上各有千秋，此诚为不可忽视者，亦为日本佛教特出之处。要言之，日本佛教之特质是国家化、社会化、信仰化、家庭化、宗派分明与现代学术化。此外，他国虽亦可举出类似之特色，但日本佛教与国民之间，具有密切之联结，确已形成日本佛教之特质。［日韩佛教研究（现代佛教学术丛刊(82)、中日佛教关系研究（现代佛教学术丛刊(81)）、日本佛教史上世篇（■善之助）、东洋人の思惟方法（中村元）］

其前身为日本佛教学协会（The Nippon BuddhistResearch Association）。此会创立于昭和三年（1928），系大正大学渡边海旭发起，经龙谷大学森川智德、大谷大学藤冈了淳之加入，并网罗有关佛教学之大学、专门学校、学会，而成为全国性组织之学会。

　第一次日本佛教学会大会，于昭和三年十二月九日在大谷大学召开。除上述三大学外，尚有立正、驹泽、高野山、真言宗京都、临济宗等诸大学，以及祖山学院、东京帝大印度哲学宗教学会、东北帝大印度学会、佛教专门学校、智山劝学院、西山专门学校、比睿山专修院、名古屋真宗专门学校、京都帝大印度学会等十七个团体参加。各大学推选理事一名，再由其中选出常任理事。

全一卷。庆滋保胤编。日本宽和年中（985～986）作，即圣德太子以下四十五人之往生传，为日本最早之往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