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在当今世界的人类生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有关医学的科研与治疗水平，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打开电视或报纸，这些印象更马上可以得到印证：大量的报道是有关最新医学科研动态的；大量的广告是关于药品与医疗信息的。其实这些都很容易理解，人生在世，最珍爱的便是生命，而生命又总是要受到各种身心疾病的困扰与折磨，因为人身毕竟不是金刚之躯。况且即就是金属，也会因“疲劳”而断裂，更何况我们这原本就如走钢丝一般危险而脆弱，且又危机四伏的人身。

为了维护这血肉之躯的健康，人们纷纷创制出不同的医学理论及治疗体系，以应对千奇百怪的种种疾病。其中人们最熟知的，莫过于中医与西医了。其实，在这两种医学模式之外，尚有我们藏族具有优良传统的藏医学体系。如果人们能深入它的理论及实践当中，我想人人都会惊叹于它的神奇威力与妙用。藏医学的许多独特诊疗方法与病理分析，远远超越了目前中西医所能认识到的程度。

藏医学最大的独特之处，便在于它的理论根植于佛法。不论中医还是西医，在对疾病的认知上，都跳不出有形的身体器官，或无形而可感受其用的“阴阳”、“五行”、“气”等名相的限制，一般很难深入到疾病的甚深根源当中。如此一来，其所谓的治病也就大体不出就事论事、头痛医头的方式方法。中医虽然反对西医不讲联系、不讲阴阳相生相克的单一治病方式，但在中医纵览人与四时、天地的全面谐调关系的目光中，却依然失落了对生命最本质内涵、最根本原因的关注。

而藏医学则认为，人的所有身心疾病无外乎前世业力病与暂时四大不调所引之病两种情况。前世业力在因缘成熟时，会以某种疾病的方式显现，它的根源在于无始以来的贪、嗔、痴三毒。业障病在治疗时，如果按照世俗之医疗手段来治，一般很难治愈，当三毒之果现前时，世法之力如何抵挡得了？！而暂时由于各种违缘汇合所生之病，一般比较容易治愈或得到好转。

我们平常引以为豪的现代中西医的辉煌战果，也大多是在对付这些疾病时，能够发挥助缘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的躯体暂时调和四大所成之五蕴有漏身心。但如果不明、不信三世因果，则前世业力显现之病决定无法得到根治。就像有些人得了癌症，也会顽强而健康地活下去；但有些人却往往被一个感冒夺去性命一样。这其中的因缘，只能从每个人不同的业力中去寻找答案。如果真要与业力病来一场生死决战，则必须借助于佛法的护佑。也就是在这一点上，藏医学远远超出了世俗的所知领域，因为它一直是以佛法的甚深教义，以佛法对人体四大假合之身的彻底洞见为行医指导原则的。

难怪一些东西方医学权威会异口同声地赞叹道：如果说藏族人令人震惊的对日蚀、月蚀等天文历算的精确度已让世人大惑不解的话，那他们对风脉明点的准确把握则更让我们无话可说，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在没有任何现代先进科学测试仪器的前提下取得的。

如果不靠佛法的究竟智慧，藏医学何以能直达所有病痛的本源？如果不是佛陀这位无上医王的宣说，藏医学又何以能独步世间医学之外？

那么，藏医学的传统又到底是何种风光呢？

据《中国医学总述》记载，藏地有医疗实践的历史已长达二千三百年之久。真正有史料记载、形之于史书的藏医学，则发轫于国王拉脱脱日时期。当时他从印度迎请了两位大医师嘎西笨则儿与不拉甘泽儿到藏区，让他们于王宫内专门研究医学，同时还把自己的小公主嫁给了嘎西笨则儿。公主与嘎西笨则儿成家后，生了一个男孩，叫冠螺。冠螺长大以后，开始精研印度医学，并结合藏地实际，创制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医疗理论及实践体系，并开始在藏地广泛弘传。

另据史书记载，藏地历代国王降生时，都会有一药师佛化现的医师前来助其降生，并负责其日后的成长，故而重视医学研究的风尚在皇宫里十分盛行，这无疑给了藏医学的发展以强大的后盾支持。

不过，此时的藏医学尚停留在口耳相传的阶段，因藏地至此还尚未有文字出现，这种状况在国王松赞干布执政期间才得到彻底改变——自从图弥桑布扎创立文字之后，藏医学的宝贵经验，便开始借着文字的翅膀被传播向藏区的山山水水。

有了文字之助，藏医学便如上弦月一般日渐圆满、发达起来。当时的大医师班玛果哈翻译出了很多印度的医学经典；在他之后，于国王赤松德赞在位期间，全藏医学史上最伟大的宇妥·云丹衮波更是把藏医学的水平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云丹衮波所著的《医学四续》也仍然是当之无愧的全人类的医学宝典。如果说以往的医师多是译介印度等地的医学著作的话，云丹衮波则以开创者的姿态，站在藏民族本身的文化、医学传统上，博采众长，弃旧扬新，以高超的智慧、大无畏的勇气，谱写出藏医学独立发展的新篇章。

藏医学史上最著名的《医学四续》写成于八世纪，共分四大部分：《本续》叙述人身的生理、病理；《释续》叙述病症的形象分类；《诀窍续》叙述了治疗疾病的方法；《后续》则叙述了辨症论治及制药等。也就是说，《医学四续》涵盖了从医到药、从病理病因到诊治用药的全过程，真真切切成为了藏医学的一部百科全书。

据历史记载，这位堪称藏族人民骄傲的伟大医学家在圆寂时，竟是保留全身，直飞药师佛刹土的！如果不是诸佛菩萨慈悲，何以会有这么杰出的医师化现人间？如果不是藏地百姓福报绵长，这伟大的医学家又为何诞生在我们藏区？如果不受佛法的浸润，这《医学四续》又如何能照彻一切疾病显现的本来面目？

稍后于云丹衮波，我们宁玛派大圆满传承祖师之一的贝若扎那，又与汉地大乘和尚共同将汉地的一部医学著作《医法月王论》翻译成了藏文。据说此书的作者为文殊师利菩萨，也有说为古印度圣者龙树菩萨所著。总之，它的出处十分殊胜。

再往后，到十一世纪时，云丹衮波的第十三代传人，后被称为第二云丹衮波的又一位藏医学的伟大人物诞生了。他从小就喜欢研究医学，长大后又六次远赴印度、斯里兰卡求医访道。在依止了许多名医，并参照自己的行医体验后，他重新整理并补充了《医学四续》，特别是其中的《诀窍续》，并在有缘弟子面前广泛传讲，使《医学四续》更广泛地深入于藏地。

从此以后，以《医学四续》为指南，整个藏地的藏医学一直健康地向前发展着，直到十七世纪，该传承都一直被代代藏医们继承、弘扬着。到了五世达赖喇嘛执掌政教大权时，藏医学的发展又被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五世达赖喇嘛在整个藏地以哲蚌寺为中心，建立了许多医学研究中心与医学学校，真正开始把藏医学一步一步推广至民间，同时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养育医才的工作。这确实是极有高瞻远瞩之见的一种作法，从此结束了小范围内如家庭作坊一般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使所有依托上师、前辈得来的清净医学传承，开始被广泛地用于疗救民生之疾上。再往下发展，便有了十九世纪两位佛教巨人对藏医学的伟大贡献。

一位是蒋扬钦哲旺波仁波切，另一位则是麦彭仁波切。这两位佛教领袖均造了许多医学书籍，再加上与他们同时代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大力支持与弘扬，致使藏医学的理论及实践体系得到大踏步的发展与提升。特别是麦彭仁波切，在他的全集中留有许多有关医学方面的窍诀与理论，答疑释难、广济众苦，他将佛法的智慧淋漓尽致地展示在这些拔众生病苦的药方中，使这些关于医学的论典像如意宝一样，成为后学取之不尽的宝藏。这些经麦彭仁波切整理、发展或独创的医学精萃，现在仍然被广泛应用于藏医学的临床实践与理论研究领域。

说到藏医学的不共特点，除了它是以佛法为理论及实践指导原则外，藏医学在临床研究的方方面面，都把慈悲与爱心灌注其中。它不像任何医学体系，特别是现代西医体系那样，把治疗的可靠性与理论的可行性研究奠立在动物实验的基础上。从古至今，藏地的医学研究从未做过任何动物的活体解剖！以善念悲心浇灌的藏医学的治病理念，是给予众生以幸福安乐，但绝不把人的幸福与对别的众生的杀害划上等号。藏药里面的所有动物性成份，都是在动物死亡之后才入药的，既然连动物活体实验都不做，又谈何杀生以配药呢？这就是佛法的慈心、悲心、爱心在藏医学里最充分的展现。众生本来就是平等的，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既然我们治病是因为我们珍爱生命，如果珍爱生命是人间最自然、最美好的一种情感，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用最丑陋的杀害众生的生命这种方式，去给这种情感蒙上一层血淋淋的遮羞布呢？

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中，藏医学的这个特点尤其显得珍贵。当越来越多的人用越来越多的众生生命作为自己生命的营养液时，当人们越来越笃信活物的医疗价值时，当人们越来越贪恋自己的肉身时，藏医学以古老而又永远不会过时的崭新生命观，向世人亮出最耀目的一道风景：珍惜其它众生的生命，才是最好的维持自己生命的方法，因为我们与众生原本就休戚与共。前世的业障病，依靠杀生根本得不到救治；今世暂时的四大不合，依靠杀生也绝不会达成延命的效果！哪怕有表面的一时好转，也决定会潜伏下未来恶化的种子。

其实，只要有了一颗爱心，智慧之医道、医“树”就一定会常青。放眼望去，满大地何处不是灵丹妙药，只看你有没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藏医学的传统历来就认定，世间上的任何一种动植物（动物当然是指死亡以后的动物）全都可以入药，正如《医学四续》所云：“大地上没有一物不是药，如果不能把所见所闻的动植物配成药，此人根本就不是一个好医生！”既然如此，我们为何还要迫不及待地现杀现宰活生生的生命呢？既然如此，我们为何不能多费点心机、多费点周折去找一些具备相同性能的替代品呢？在这一点上，如今的藏医院、藏医学校及研究机构倒是基本保持了不杀生这一传统，让人多多少少还能感觉到一点欣慰，特别是在我们的诸多传统都已遭到破坏的当前。

藏医学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在具体治疗及用药过程中，往往要依靠并借助上师三宝的加持，故而能使看上去很普通的粉、丸等药物发挥出不可思议的功效。有些医师在配药时，常常念诵药师咒以加持所配药物；有些则按佛教仪轨配药，配药时还要作观想；有些医师在给病人动手术时，也不忘诵经求加持、观想求感应，这样做的结果便是疗效往往出奇地好。

比如炉霍有位塔洛医生，他从十几岁时起就开始研究藏医，同时还精研藏传佛教，特别是对麦彭仁波切的医道研究尤深。他曾经说过：只要你真正精通了麦彭仁波切的医学思想，那世上就没有不治之症了。

记得在我们上小学时，上下课的路上总会经过他的诊所，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有千里迢迢赶来看病的人。塔洛在给病人诊断之时，口中一直念念有词，其实他念的全是佛教的念诵仪轨，而他最爱念的便是药师佛仪轨。经过药师佛默默无言的加持，成千上万的人最终都在塔洛的诊所里得救。而在甘孜州的一所藏医院里，一位研究人员也告诉我说，“我们藏医学因为有了麦彭仁波切的传承与加持而变得十分殊胜，麦彭仁波切的不共窍诀实在是灵验异常。”

正像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著名藏文化研究人员杨岭多吉所说的那样：“我们藏族的文化传统，仅从藏医学文化的角度而言，就已令世间医学叹为观止、无法比拟。许多中医药、西医药根本无法治疗的顽疾怪病，用藏医药一般都可取得令人满意之疗效。有一次在开人大代表会议时，一位与会的女士突患肠胃疾病，痛苦难忍。叫来许多中西名医参加会诊，虽经诊断为肠胃中毒，但用尽种种方法，收效却始终不大。这时，我突然想起自己随身带有德格藏医院配制的解毒丸，便马上送给她。她服下后病情很快好转，坚持服用了几次后，症状就全部消失了，后来这位女士也对藏医药生起了很大信心。可惜的是，我们藏人大多没有适应商品经济社会的头脑，根本不会自我宣传、自我推销，不会大张旗鼓地广而告之。否则，世人一定会对藏医学刮目相看的，因为藏医药的神奇威力本来就不可思议。”

多年来一直从事民族工作的杨岭多吉的这番话，确是道出了真正了解藏医学奥秘之人的共同心声。杨岭多吉尽管一直在汉族聚居区搞民族工作，但他一口标准而流利的藏语，真是应该让那些动辄就以容易引起轻浮之人喝彩的语调、态度去“自我批判”，实则自我贬损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人汗颜。他们在对传统价值一窍不通的情况下，信口开河、到处评点，对藏医学的态度也同样是这般幼稚无知。

而令人遗憾的是，现在的藏族人当中，对传统藏医学这般无知的人已越来越多了。一方面是由于我们自己不擅宣传，致使博大精深的藏医学在一个越来越需要包装的社会里被人轻视，以致湮没无闻；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我们自己首先失却了继承传统的热情与兴趣。在不了解藏医学特征的前提下，轻易就否定了自己祖先的创造性才智，把目光抛向了别的医学体系。

现在许多人纷纷以学中医或西医为时髦，我当然绝非号召大家只能学藏医，不能学中西医。因为任何一种理论、思想、实践体系，都是在与别的理论、思想、实践体系发生碰撞时，才有可能焕发出最亮丽的光彩。就像近亲繁殖到了一定时间以后，都得走向狭隘与退化的地步一样。我想强调的是：我们的所有发展，都应该建立在不失却自己传统的立足点上，因为这些传统绝非落后、腐朽，它们足以建构起我们藏族在新时代中的文化与精神脊梁。就像阿坝州的名医若给单括说的那样：“现在的年青人真应该好好学习《医学四续》，如果我们废弃了藏医学的这个宝贵传承，将来反而要到红头发、蓝眼睛面前去求传承，那会多么令人尴尬、丢脸与难过。”

现在看来，若给单括的话一点也不是危言耸听，因为东西方正有越来越多的智者开始把目光瞄准了我们的藏医学宝库。我们当然不是自私而狭隘的守财奴，我们从内心里希望藏医学能更好、更快地利益全世界的所有众生。我们的担心只在于，我们自己的后代把一块无价之宝就这么随随便便给扔掉了，而没有了藏医学文化的藏族文明，又该是何等的单薄且干瘪呢？

为了自他的身心健康，多么希望新一代的藏族人能重新捡起藏医学这块宝藏。这充满慈悲法雨的医学之宝，对救疗末法时代贪、嗔、痴俱全的众生，定会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当如意宝传到我们手上时，不加爱护的作法一定会让我们的祖先深深失望的。

在藏医学的治疗手段中，我们可能缺乏西医那样雄厚的物质设备、医疗机械，特别是在外科手术方面。但我们的独特与先进恰恰也就是在这些地方表现出来：我们不是用金钱去堆砌一堆钢铁的玩意儿，我们也不是让生命与昂贵、与复杂相关联。只要懂得了藏医学的窍诀，我们便可还给生命以并不复杂的本来面目。在简单的设备支持下，在一点也不昂贵的药物调理下，在远离复杂的程序里，以佛法武装起心智的真正的藏医们，真的可以让你在谈笑之间就恢复如初。

不相信的话，就请你亲自深入到藏医学的宝库当中，去慢慢发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