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及最伟大的代表之一，代表作有小说《狂人日记》、《祝福》、《阿Q正传》等，以及散文诗集《野草》。作为一代文坛领袖的他曾再三赞叹过：“释迦牟尼真是伟大的圣哲。”究其原因，就在于令鲁迅倍感困惑的有关社会人生的众多难题，在释迦牟尼佛那里早就有了圆满的答案。所谓佛，也即觉悟者的意思，佛法则是觉悟者所悟出的宇宙真谛及通达这一真谛所必经的阶段、必须采用的方式。

其实不光是鲁迅等文学巨匠，进入19、20、21世纪后，越来越多的东西方自然科学家、哲学家、道德伦理学家乃至普通民众，都开始渐渐深入佛法这块宝藏，并日渐对其博大而精深的思想体系发出由衷的赞叹。特别是对天体物理学家及微观粒子学家而言，只要他们以种种因缘稍涉佛法，最终的结果便只能是被佛法感化。佛法对浩瀚宇宙的揭示、对无方微尘与无分刹那的描述，及至最终揭示出的万法为空，都是这些宏观微观物理学家苦心孤诣、多年深研所可能触及到的微少部分及皮毛，是他们日后继续科研的唯一正确方向。

当把目光从浩淼星空、生命微粒、分子夸克等领域转移到纷纭复杂的大千社会时，佛法高屋建瓴似的洞悉力，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它穿破一切世俗痴暗的慧日之光，所有千缠万结的社会网络、千奇百怪的人生况味，都可以在佛法的观照下豁然开朗。一切对此有所怀疑的人，就请你自己打开一本佛经细细品味吧！

有一本资料汇编上记下了老舍的这段回忆：“前十多年的时候，我就很想知道一点佛教的学理，那时候我在英国，最容易见到的中国朋友是许地山……所以我请他替我开张佛学入门必读的经书的简单目录——华英文都可以。结果他给我介绍了八十多部的佛书。据说这是最简单不过，再也不能减少的了。”他又说道：“佛经太深，佛经太美，令人看了就有望门兴叹之感！”“倘若给予我十年或五年的工夫去念佛经也许会懂得一点佛理，但这机会始终就没有。”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老舍终其一生也未放弃过对代表真善美的佛法奥义的追求，只可惜因缘不济，这位文化伟人始终都未能探得佛法堂奥。他虽在组织上加入了基督教，但明眼人不难看出他对佛教文化所怀抱着的那种浓得化不开的特殊感情。这种对佛教的情感倾向，极大地影响了老舍的人生哲学。他在一次演讲中就说道：“佛陀告诉我们，人不只是这个‘肉体’的东西，除了‘肉体’还有‘灵魂’的存在，既有光明的可求，也有黑暗的可怕。这种说‘灵魂’的存在，最容易激发人们的良知，尤其在中国这个建国的时期，使人不贪污，不发混账财，不做破坏统一的工作，这更需要佛教底因果业报的真理来洗涤人们贪污不良的心理。”他还希望“富于牺牲精神的和尚们，发心去做灵的文学底工作，救救这没有了‘灵魂’的中国人心”。

老舍说到底还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文人，其受儒、释、道的影响远远大于基督教的洗礼。而在他拯救社会人心的方案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佛教的因果业报学说在其中所占据的分量。对任何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而言，为避免既有的人伦秩序大混乱、大颠覆局面的出现，为填补新的更有力而合理的道德规范产生之前的这段真空，明智的老舍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自觉地将目光投注在了佛教上。

的确，法律永远只能是外在于人的一种强制约束，它可以借助监狱等国家强权机关，将所有试图对既有社会秩序、结构、国家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逾越、叛逆、颠覆的无法无天之人强行约束起来，甚至剥夺其生存权、发言权等所有自然及社会权利。但人的一切外在行为全都听凭心的指挥，而法律在面对人心时则显然无能为力。你可以斩断一个人的手脚，但你永远无法斩断一个人的心识。对心这匹野马来说，佛法无疑是最好的驯马师，特别是它的三世因果思想。

有了这种思想，心就有了一道最有力的闸门，不至于再恣肆泛滥。既然因果律是整个自然界、人类社会颠扑不破的一个真理；既然大家又都承认因缘必须聚合才会产生果报，而有时这种因缘的聚合则需要我们等待漫长的时间；既然自然界遵循能量守恒定律，一种能量不会突然断灭，转换了形式后，它还将继续存在，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反对佛法的因果报应之说？所谓转世只不过就是你那些因条件不具备所以暂时未报的业，换一种生命存在形式（也即载体），以继续它未竟的因果之旅而已。

既如此，最严厉的惩罚当然不可能来自外部；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必须为自己负责，因为自己造业自己承担，谁也替换不了，也不可能错乱。老舍正是看到了这种内在约束所可能具备的力量，才大声疾呼借助佛法的因果律去改造人心、匡扶正义。假如人人都明白因缘果报毫厘不爽的道理，那他还会肆无忌惮地任意胡为吗？

每个人都在编织着有关未来、有关明天的梦，而我们凭什么就可以确信明天一定会出现？既如此，那就不妨把眼光再放长远一些，让我们为来生好好筹划一番吧。

老舍从切近社会的角度引入佛法的思想，试图建构起他的理想基石，还有更多的文人以佛教的精神、佛法的真髓，试图建构起一条通达新文化、新人格的通途。

梁启超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曾说过：“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这句话透露出很重要的一点信息：要建起新文化的大厦，佛学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一种摆设，它甚至就是支柱！那么梁启超又从佛学中借鉴了哪些思想呢？

在《唯心》这篇散文中，他发挥了一下“三界唯心”说：“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唯心造之境为真实。”既如此，所谓事物固有的属性，也就不再可能是事物所固有的，而是人心观照下的产物，正如“戴绿眼镜所见物一切皆绿，戴黄眼镜者所见物一切皆黄”。再进一步，他又引申道，人们之所以忧惧不已，或耽于享乐，根本就是不知自心、只被外物役使的结果，正所谓“知有物而不知有我谓之我为物役，亦名曰心中之奴隶”。全文主旨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颇有些相通，都在告诫人们勿贪执外物、勿神被形役。只要息心除虑、少欲知足、随遇而安、旷达自适，幸福自可永存于心，苦恼痛苦皆可息灭。这种思想肯定会对人们去除过多贪欲起到促进作用，梁启超是能够感受到思想的巨大作用的，因此他欲借助佛教以涤荡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人性的种种贪执之处，使社会回复到一种相对简单、单纯的状态。

可惜梁启超大多数时候都是把佛教当成一种纯学术，这种学术化的佛教又能有多少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书斋中的佛法发展到极至也只能流于佛法的末梢，它往往就会成为文人口中的清谈，或者闲士茶余饭后的精致点缀，毕竟“能所两忘”、“物我俱遣”的境界，还是很能供他们大谈特谈的。

书斋中的佛法什么时候才能落实到社会中去呢？这恐怕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文化人都必须直面的问题。我的建议是：可否先从自己做起，把佛学与学佛结合起来？口头上的巨人终究抵挡不了生死的严峻考验。

让我们把叙述重点再转回到老舍身上。

在《四世同堂》中，他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刚正不阿的明月和尚。明月和尚在沦陷后的北平坚持抗日活动，影响并团结了一大批抗日积极分子，其中就有钱默吟。老舍借钱默吟之口说道：“虽然我不接受他的信仰，可是我多少受了他的影响。他教我更看远了一步——由复国报仇看到整个地消灭战争。这就是说，我们的抗战不仅是报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打击穷兵黩武，好建设将来的和平。”“他是从佛说佛法要取得永生；我呢是从抗战报仇走到建立和平——假若人类的最终的目的是相安无事的，快快活活的活着，我想，人也会得到永生！”

在这里，我们已能比较清楚地看到，老舍对佛法同体大悲的思想已经有了较深的领悟。痛苦不堪的八年抗战并没有激发起他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这位艺术家在一片狼藉的废墟上已开始思考崭新的建设了。胜利并不仅仅意味着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而是指永久消灭战争得以滋生的环境与军国主义温床；过去的痛苦不应该成为不堪承受的血肉记忆，站起来，向前看，人人都会从烈火中得到永生。

也只有佛法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境界，才可以让我们包容一切的流血与创伤，才可以让我们心甘情愿地通过牺牲而接近涅槃。老舍就显现说来并没有彻底证悟、通达生命的最究竟涵义，但他毕竟比别人更早地看到了荒原上的第一线天光。

还有一位很特殊的人物，暂时抛开他日后的政治歧途，我们只看他早期的一些思想，依然能从中看到佛法的影子，他就是周作人。

周作人（1885-1967），现代作家，“五四”运动时期文学革命的重要参加者，代表作有《苦茶随笔》、《雨天的书》、《苦竹杂记》等散文集。此人一生都反对极权、专制、盲从，力主自由、宽容、平等，反对偶像崇拜的他很容易就在情感上投向释迦牟尼佛的怀抱，因佛教本来就反对一个万能的神操纵人类的命运这种观点。

正所谓因果自负，决定人命运的力量就在一个人自己的起心动念、言行举止上。几乎所有的东西方宗教都有一个永恒的主题，那就是灵魂的救赎，但与别的所有宗教不同的是，佛教主张：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救赎是个体自觉自愿，并以自力为主的自我拯救。佛教从头到尾讲的都是自我的觉悟，觉悟自我的虚幻不实。就好像在六度之中，智慧度必须摄受其余五度，否则就不可能达到究竟解脱。同样，佛教认为人最需要的是看透世事无常的智慧，这种智慧可以由佛陀来启发、点亮，但它绝不是某一位天神的特权，也不是这位天神的恩赐，而是源自我们失落已久的本性，故而心、佛、众生才三无差别，只是觉与未觉、悟与未悟而已。

周作人同样反对一切不能以理性来衡量、约束的宗教狂热，坚决反对盲目崇拜，反对个体无条件地交出自己的思考权，拜倒在一个永远在各方面都远超我们、我们永远也无法与其比肩的一位权威脚下。他对宗教的态度自然也延伸进他对政治制度的看法，所以周作人才极力反对假借一切形式进行的或公开或隐蔽的专制统治。在他看来，专制统治的民众基础就是迷信的大众，方法就是移植宗教的一神论为实际政治生活中的一人、一个团体的极权专制。

而且周作人还深刻地意识到，对中国人而言，大多数底层民众从佛教中吸取的恰恰不是佛法的思辨、理性、平等、慈悲、智慧等内容，而是硬把它降低到与自己的根基、民族性相适应的原始巫术的水平，因此他非常伤感地议论道：“习惯了的迫压与苦痛，比不习惯的自由，滋味更甜美。”所以他才格外注重启蒙民众的理性、普及教育、推广科学，打破偶像崇拜、惧怕权威等民族劣根性，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从迷失已久的兽道鬼道中步入“人道”。

周作人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种业论”，用他的原话来说即为：“一国文明之消长，以种业为因依，其由来者远，欲探厥极，当上涉于幽冥之界。种业者，本于国人彝德，驸以习俗所安，宗信所仰，重之以岁月，积渐乃成，其期常以千年，近者亦数百年……”

许多世间学者对种业论做出了种种分析，其实一言以蔽之，我们在这里总能看出佛教中“共业”的理论苗芽。周作人认为中国人国民性当中的盲从、麻木、奴性十足、匪气十足、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等等劣根性，都是一种精神遗传。不过也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周作人佛学思想的盲点。因种业的强大，周作人感觉到了整个中华民族种姓的先天不足，因而从根本上讲，他大体是悲观的，但真正的佛子绝不是这样。

周作人看到了民族种业劣根性的存在，也即“共业”的强大，但他根本看不到个体的本质及个体真正意义上的行动完全可以彻底改变自他的全部生存实际。大乘佛法的精髓就在于，通过自利利他的种种行持，在佛陀的教法指引下，我们一定可以回归人人本具、本有的清净状态。这种原始的无生状态，没有任何一种世间理论描述过；个体如何由于无明妄动而自陷轮回，也没有任何一种世间学说揭示过；众生如何去妄显真，再度回归本来面目，同样也没有任何一个理论家、实践家摸索进正轨并最终通达目的地。大家基本上都是悲哀地看到在现在这一短暂的生存时日中，我们不知生从何来，由哪里继承下来这一大堆摆脱不掉的生理及精神遗传特质；我们也不知死往何处去，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自身的种种自然、社会属性，又会通过DNA再遗传给下一代人。

从这里，我想我们应该发现他以及一大批悲观者的致命伤了。所以尽管他本人对未来尚保留有一定的希望，但我们总能感觉到这希望来的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原因就在于他没有看到“共业”中“别业”的力量。所有的怨天尤人、悲观郁闷都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因为这种种心态全是就事论事，没跳出自身的框框，也没把握住自身的本质。拔着自己的头发，你是离不开地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