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27日晚上』

（一）问：现在人把大量资金花在重塑佛像这类事情上，与主流价值观相违。我觉得，佛教想有生命力，把钱花在慈善或什么更该花的地方可能更好，您怎么看？

答：捐款塑佛像、造寺院之类的善事，自古就有。现在修建寺院，藏地有耗资几百万、上千万的，汉地也有用掉几个亿的，都是依赖捐赠，资金量确实不小。不过这完全取决于个人意愿，出钱的人要求塑佛像，我们就塑佛像，不允许挪作他用；他想做慈善，我们就做慈善，不会塑佛像的。

和塑佛像、造寺院相比，我个人更重视教育。我甚至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多花些钱培养佛教内外的各类人才，比塑佛像的功德还要大。尽管如此，我们尊重施主的发心。

（二）问：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转基因技术已经开始席卷全球，对宗教也产生了影响。我注意到，转基因的相关问题没有在《圣经》里出现，成为欧洲宗教界反对转基因的一个理由。但我想知道，您对此项技术是如何看待的？您对中国社会如何应对转基因浪潮，有什么想法？

答：在佛教《毗奈耶经》的许多公案中，常会出现一些让当时和现在人都觉得非常稀有、奇怪的因缘，这让我想到要理解转基因、克隆等问题，“万法因缘生”是最好的解释。每一个事物的出现都有其特定因缘，而且是各式各样，有的能够被人们普遍接受和承认，有的就不被承认，甚至受到排斥，但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没有离开因缘生的范畴。

概括来讲，因缘就是近取因和俱有缘，近取因是主因、内因，俱有缘是辅缘、外缘。那么在这个因缘当中，让我理解，转基因的成功，是在于对缘所做的改变，不是对因。

所以，从佛教的观点看，就是因缘生：任何事物，它的因缘有了，它就呈现了。你不承认，它也已经存在了。现在也好，未来的多少世纪也好，都会有这种现象的。

至于在中国它会成为什么样的理念，现在不好说，因为它的背后跟着许多不同观点，要是抵触某些观点，对两边都不好解释。带着因缘生的理解，慢慢会发现结果的。

（三）问：现如今我国刑法中最严厉的是死刑，您对死刑有怎样的看法？在社会逐步走向和谐的趋势下，您认为会废除死刑而使用其他刑法吗？

答：《金光明经》等经典都认为：不应该使用死刑。儒家对此的态度也比较谨慎。有国王问孟子，犯了罪该不该杀？孟子说：左右大臣都说可杀，先不要听；大夫或说有相当职责的领导们都说可杀，也不着急；如果全国民众都说这个人一定要杀，这时候再审察他，发现可杀，才可以判死刑。

这就是德治理念，是从孔子到孟子的一贯思想，它主张以德和礼来教化民众，而非刑罚。老子的无为而治也被很多国王采用，因为顺应民意，也比较柔和。不过，权衡时代背景，在今天的社会现状下，完全以德量刑似乎不太可能。

所以，就我个人理解，考虑到罪犯在被处以死刑时非常可怜和痛苦，如果是判以终身监禁，要好得多。然而，每个国家和地方都有自己的法律和规定，只有遵照执行，任何宗教都干涉不了。宗教也要随顺国法，有时依据佛陀的戒律精神，对待偷盗这类行为，就是按当地法律去处罚的。

佛教本来不允许杀生，即使是凶恶的动物，在这种理念下，佛教徒当然不可能随喜死刑。不过我相信，它的使用或废除，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中，一定会有不同考量的。

（四）问：什么是信仰？法律能否作为一种信仰？

答：从广义上讲，法律也是一种信仰。或者说，如果你特别喜欢钱，也是对钱有信仰；喜爱无神论，就是对无神论有信仰……但要从狭义理解，它是单指对宗教的。

起先我不明白，你们学院让我讲的信仰是指什么，来的路上我还在想，既然是和科技、法律一起讲，应该是指宗教了，就是狭义的信仰——“你有没有信仰”，指这个。这就不是信仰法律那种了，执法人员也不一定有信仰。那天我在哥廷根和个别人在思想上有冲突，就是因为这个。

回过来讲，当你对某种思想或事物产生了一定的信赖和仰慕，甚至是兴趣和投入，就是信仰。在这种广义理解上，我觉得法律重要，我相信法律，那我就是信仰法律。

主持人：我补充一句，哥廷根只有12万人口，却出了4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很不简单。一座诺贝尔奖大城。

（五）问：现在很提倡藏传佛教与社会相适应，这是否意味着，藏传佛教的神圣性将被削弱，变得世俗化？

答：朱老师说得对，12万人里有45位诺贝尔奖得主，确实让人惊讶。也许这跟他们喜欢传统有关：在哥廷根大学，北大季羡林先生的房子还在；在德国，两三百年甚至七百年前的房子还在；他们的思想也不是今天这个、明天那个；车子没坏之前是不会换的；买栋房子就一辈子住在里面……他们似乎不寻求改变，不像其他地方的人，变来变去。

我在哥廷根大学参观了一个地方，那里摆着十三个诺贝尔奖纪念碑，都摆在一起，包括马普研究所创始人马克斯•普朗克（1918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1954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等。有趣的是，这种将荣誉集结一处的现象，并非独有，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发现，那里也涌现过98位诺贝尔奖得主；哈佛大学也一样，除了上百位诺贝尔奖得主外，还培养了包括奥巴马在内的8位美国总统。

我不知道这些学校有什么共同性，不过，老师们强调并引导灵活性思维，或许是一个因素。他们似乎喜欢学生提怪问题，一提怪问题，“嗯，这个孩子很有创意。”这也确实比一般的灌输好，能够启发开放的思维能力。

我对一位德国学者说：“你们这种教育方式和藏地的辩论差不多，我们辩论时，也一定要提最尖锐的问题，要刁难对方，这样才能对自他的智慧增长，起到最大的帮助。”

回到你的问题上。现在有很多专家在研究怎样把佛教变得世俗化，因为社会这么进步，这么科技化，佛教要生存其中也得通俗一点。但通俗的后果，我觉得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不变味。例如藏传佛教，只要能保持原有的讲辩著体系以及培训方法，不损失主体，那它的生命力就可以贯穿到今天，进入任何文化或知识分子群体，都不会变味。同时也能适应时代，因为它有理论——就是这套经得起科学最严厉质疑的思辨方式，让它不至于沦为简单的感性信仰。

在今天的西方，很多老年人爱学其他宗教，但年轻人喜欢藏传佛教，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跟科学同步。爱因斯坦不是说过，“任何宗教如果有可以和现代科学共依共存的，那就是佛教。”“那就是佛教”，很多成分指的就是逻辑学。

当然也包括其他学问。当年法尊法师入藏求学，学因明、学密法，也学历史、地理、文艺、工巧甚至政治学，他学的不仅是宗教，是多元的文化，而这些在藏传佛教里都有。

举个例子，比如天文学，我们佛学院有一个六七位喇嘛的团队，他们不依靠任何仪器，用时两个月，就可以把明年的日历提前写出来，包括所有日食、月食的准确时间。这是很高级的天文历算，我亲眼所见，不是吹嘘。藏传佛教之所以能折服今天的很多知识分子，应该是有原因的。

那么，如果是这种原汁原味的藏传佛教进入市场，以融入的方式被世俗化一些，是不会改变的。

还有一种可能是，如果没有保留传统，也没有掌握佛教原本的思想精髓，直接世俗化，那可能就要变味了。

主持人：我再补充一句，今年我参加了中国藏学会第三次北京论坛，分的组就有天文、历算、医学、建筑、美术、音乐、哲学……有一个上海复旦大学的博士，就在社科院学因明，从哲学角度研究藏传佛教的因明学。这次活动分得很细，而且很官方，三百多人，分了若干组，由中国藏学研究会举办，国家非常重视。堪布讲到这，我也顺便证实一下，确实有很多现代科学也在研究藏传佛教。

（六）问：当下中国有一种社会现象，老人倒了没人扶、小孩被车轧了没人救，这都是之前法院的判决先例对善心人士不利导致的，伤害了人们见义勇为的热情。法律不鼓励，所以大家想做而不敢做，请问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答：我没有丧失希望，个别现象总归是个别现象。

前段时间，复旦大学一名研究生被同学毒死了，到处在传，这和你说的那些事件一样，也是个别现象，不代表学校如何、整个社会如何。人们对佛教的看法也是如此，一个人不如法，不代表所有佛教徒、所有佛教团体都不如法。只要跳出那些报道，擦亮眼睛看看，社会也没有那么不好。

同样的，一个人做好事，也不代表整个社会都那么好。凡事要一分为二地看。

问：那该怎样运用法律或信仰，解决好这些问题呢？

答：二者都取其优点、补其不足，应该能解决很多问题。

法律有强制性，案件发生了，由法官依法判决，立竿见影，这是法律的优势。但在犯案前、做坏事还没构成犯罪或犯罪后没被发现时，法律就没办法了。这时要靠信仰。信仰有自律性，即使没人看着，也不会偷东西、不会干坏事，内心的自我约束力量，让他不会去犯法。然而，事有偶然，一旦犯了罪，信仰就无能为力了，这时候要用法律。

所以，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既要提高法律意识，也要提高信仰意识。光是依赖法律，从许多国家的现状看，也并未达到理想的治理状态；只用信仰守护，不说现在，就是2500多年前佛陀在世时，也很难控制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