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一个坚定忠诚的佛教家庭，成长于一个传统的佛教国家，我完全
不需要去请求怙主萨迦‧天津作为我的上师。我未曾经验过类似那位巴西女士担心上师是否接纳我作为学生的焦虑恐慌。我从来没有自问过：“我会不会是一个好学生？”也许，潜意识里，天生的傲慢让我未曾想过这种事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从不需要去分析我的上师，也未曾怀疑过他是否可信。我也从来不需要去寻找上师，因为在不丹等喜马拉雅山区，我们的上师通常是承袭来的。举例来说，不丹人基本上接受了村里面的喇嘛作为上师，或者家庭上师作为他们金刚上师。金刚乘典籍里完全没有提到这种做法，但当地一般的状态就是如此。在我的情况中，怙主萨迦‧天津之所以成为我的上师，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宗萨佛学院是个萨迦传承的佛学院，而另一个原因，则因为是他认证了我是蒋扬‧钦哲‧确吉‧罗卓的转世。怙主顶果钦哲仁波切之所以成为我的上师，是因为钦哲‧确吉‧罗卓圆寂之后，顶果钦哲仁波切继承了他许多的责任，因此很自然的他就成了我的上师。敦珠法王之所以成为我的上师，则是因为在我出生的村落里，每个人都视他为莲师再世。因此，当我小时候，如果称呼他为祖父，老师还会责骂我。然而所有的这些，跟密续经典所说的完全不同，也就是说，所有我的上师都不是照规矩选择出来的。我从数十位老师那里接受到密续教法，他们大都是钦哲‧确吉‧罗
卓的弟子。我自己并没有去选择他们。他们通常都是由怙主顶果钦哲仁波切或者我的其他上师选择，认为他们是最适合给我某个教法或灌顶的老师。我自己从来没有自愿接受过任何密续教法！但是，并不是因为某个密续喇嘛正好来访，他正好又是钦哲‧确吉‧罗卓的弟子，我就会自动地接受他们的教法。所有我接受到的教法以及给予教法的上师，都是由我自己的上师与指导老师们仔细挑选的，我的教育经过非常细心的规划。我十几岁时，有次想去某一位特定的老师那里接受一个特殊的教法，于是跟怙主顶果钦哲仁波切提出。他听了，说：“让我想一想。”第二天他告诉我：“不是现在。”对我而言，我从上师那里所接受到的指导，就像每顿饭都吃三星米其林主厨所准备的佳肴。我可以很轻松自在的确定，他们对我的教育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正确的。是我太幸运了？还是我是被宠坏了？记忆里，在我请求教法之前，只对三位上师仔细分析过。有趣的是这三位都是女性：萨迦杰尊玛、德谦拉大姑姑、以及门措上师。我后来从萨迦杰尊玛以及德谦拉大姑姑处接受了许多教法，可是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足够的福德从门措上师那里得到教法或灌顶。我持续祈愿有一天会发
生。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有许多机会从我的父亲听列‧诺布仁波切接受金刚乘灌顶，但我从来不想这样做。有几次他在给灌顶之前，要我替他安排法本及布置坛城，但我从来没有留下来接受过灌顶。原因是，我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去维系一直视他为金刚上师的净观。他是我的父亲，我对他作为父亲的观感太深了，所以很难视他为一位金刚上师。因此，虽然他给过很多次黑忿怒母灌顶，我却有意的不去接受它。后来，我请他的姐姐给我这个灌顶。德谦拉大姑姑住在拉萨，那时候几乎没有人从拉萨旅行到印度，所以我们未曾在家庭聚会里见过面。我对她不熟悉，因此对我而言比较容易视她为我的上师，也因此能够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建立上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无论多么注意，我常发现自己坐在某些我并未请求也不想参加的教法或灌顶的场合中。但我又太过胆小，不敢就站起来走开。每次这种事情发生，我都依据金刚乘的指导原则，不去参与它的整个过程。由于我并不是想要接受灌顶而来的，因此对我而言，进行仪式的人并不是一位灌顶授与者。我只是坐在那儿参加一个仪式而已，而我的动机只是希望不要造成负面或不良的气氛。因此从我的角度而言，我并没有接受那个灌顶。我所有的上师都是最温和的人──尤其是怙主萨迦天津、怙主顶果钦哲仁波切、以及怙主敦珠法王。他们总是包容我，滋养我，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我不记得他们任何一人曾经对我提高过嗓门，更不用说叫我去完成例如“在日落前建一座九层高塔”等不可能的任务，或用刮背把子打我。当他们告诉我密勒日巴被上师玛尔巴反复殴打的故事时，我从未想过他们准备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我。玛尔巴和密勒日巴的故事对我启发很大。然而在我出生的地方与时代，这种故事是用来激励我们修持佛法的，而不是用来支持声称精神受损的法律诉讼，或用来让学生退出金刚乘之路作为辩护用的。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一个人是否有可能建造一栋九层楼宇，不仅
一次，而是十一次。我甚至没有“这个故事可信吗？”的这种想法。我也没想过：密勒日巴是训练有素的建筑师吗？那洛巴真的能从高楼的屋顶上跳下来还安然无恙吗？我不知道，也不在乎。我们所有的人都如此。启发
我们的是密勒日巴和那洛巴对佛法的一心向往，对我们来说，启发比可信的细节更重要，我可以诚实地说，对于这些故事，我在今天比半个多世纪前更感受到强烈的启发性。这是否表示我易于受骗或像个孩子？也许吧。但是，谁不是呢？现代人往往把密勒日巴和那洛巴的人生故事看成神话或童话。史蒂芬‧巴彻勒（Stephen Batchelor）在他的文章《为什么我放弃上师瑜伽》
(注 1)中提出，帝洛巴和那洛巴是寓言故事中的人物，他们的人生故事只是寓意。由于无法想象他们那时的环境背景，因此他选择相信这些人根本不存在。相反地，我不仅选择相信密勒日巴和那洛巴曾经活生生地存在过，而且相信他们的故事是真的。某些人类愿意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而牺牲。舞蹈家、画家和音乐家为了艺术而承受痛苦，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受到严重的凌虐。我听说传统塔布拉鼓 (tabla) 学生受训练时，首先拍打的是石头，而不是鼓。而且为了教导他们正确的手姿，有时甚至把石头绑在他们手腕上。社会运动者为了追求自由公平而忍受监禁甚至酷刑。我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愿意忍受多少痛苦，似乎取决于我们想在生命中实现的是什么。如果目标是安然生活于舒适圈中直到死去，你就不太可能挑战自己或承担任何风险。但是如果你的野心是要成为一名专业的芭蕾舞者，你就不会因流血的双脚而泄气；如果你渴望成为一名卡塔卡利 (Kathakali) 舞者，那么学习如何在眼皮下放进一粒小籽使眼白变成传统的红色，会让你感到兴奋。如果纳尔逊‧曼德拉优先考虑的是他个人的舒适和福祉，当初他会对种族隔离制度提出挑战吗？尽管我的上师们真诚的谦逊以及对我做为一个人而给予的尊重常令我感到
不安，但我的不安总是夹杂着钦佩，甚至敬畏。上师们总是非常谦虚，不
仅对我，他们对所有的人都是如此。他们讲课时总是说：“我有什么资格告诉你们该怎么做？这并不是我的工作! 不幸的是，真正有资格提供这种建议的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因此这个任务才落到了我身上。”现在有太多的喇嘛所说的正好与此相反：“听着！把我说的每句话都记在心
里，因为我完全知道我在说什么！”
许多年后，为了训练自己的谦逊，我把上师告诉过我的话讲给学生们听。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在教授佛法时，文化背景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但是当时的我并不了解。因此，有一次我告诉某位女士我之所以给她建议，是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协助她时，她变得非常不开心，我也完全不知所措。我还告诉她，我既没有高度证量，也没有多少学识。她对我发了好几个月的火。她说，如果我真是个无名小卒，那她做我的学生有什么意义？不用说，她既不是藏人也不是不丹人。在喜马拉雅文化中教导学生要敬佩大师的谦逊。不知如何，这位女士“被谦逊所激励”的福德并没有跟“值遇正确上师”的福德相随而来。如果我真的像现在很多上师一样，把自己推销成一个心灵上的“人
物”，会发生什么事？如果人们被所有华而不实的言辞所迷惑，相信我是某种圣人，那又会如何？从长远来看，这比起发现教你学佛的人只是个无名小卒不是更危险吗？令人费解的是，我发现许多现代人愿意从那些公开宣称自己已经证悟而且具足遍知全能的上师那里去接受教诲。如果上师真正已经证悟，那也无妨，但如果他们不是呢？如果这是个骗局呢？难道你不愿意接受一位坦诚地告诉你虽然他没有证悟，但可以提供你一些经过实证的好建议的上师，反而愿意去被一位自封为上师的人所欺骗？如果你决定跟随吹牛者而错过了从一位谦虚、低调，后来却证明是证悟的上师那里
去接受教诲的机会，那又怎么办？你会不会因为错过这样的机会而自责？现在的学生似乎都喜欢那些说大话的人，而当那些人令他们失望时，学生
们就诉之于法律。但是，如果学生在跳入深渊之前多做一点努力来分析上
师，就可以完全避免失望。在我心智完全成熟时，已经接触到提倡知识好奇心与批判性思考的西方文化与文学。在西方，你被教导要自己思考，要分析和质疑。在我发现这种探究精神的运作方式之后，它也开始影响了我的思考方式。即便如此，佛的话语仍然对我有更大的影响。佛说，在认定一位导师之前，我们应该先审视他。我们不应该因为某人有魅力、有娱乐性或有名气就跟随他。他说，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应该追随教法，而不是追随教师。因此，虽然是回顾性的，最近我决定去尝试一下佛的这个教诲。一开始，我运用一些西方式的智识好奇心在我的上师身上。当然，我现在比小时候更了解我的上师们的真实质量。尽管如此，我还是绞尽脑汁，在记忆中去寻找怙主顶果仁波切、怙主敦珠仁波切和怙主萨迦天津的缺点，然后用我所了解的21世纪评断力来过滤这些记忆。结果是，我深深地感到无以言喻的后悔，后悔我当初没有五体投地于他们脚下，乞求他们接受我的身语意作为他们的学生。如果我能按下我人生的退格键，我一定会这么做。如果我能够以这种方式乞求他们接受我作为学生，那么一定会让我洗去无数的蔽障，并积累如海的福德。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我的教师工作并不是申请来的，而是承袭来的。在
我成长的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藏族人迫切地觉得需要保护自己的文化、
传统与佛法，这完全可以理解。因此，由于我的家庭背景，我未来的职业
也就确定了。当喇嘛常是一份有利可图的工作，但我可以自信地说，我的
家人让我接受教师培训的动机，从来都不是为了一己的目的。他们从未期望我成为养家糊口的人，我也不记得他们曾经从我的地位中获得任何物质上的好处──事实上可能恰恰相反。我的父亲，听列诺布仁波切，坚决反对任何人靠佛法谋生，他对这种行为尖锐而严厉的斥责，众所皆知。当我被认证为蒋扬‧钦哲‧罗卓的
化身时，他不仅没有告诉我说他有多骄傲，还说他希望我只是一名“贡
千”(gomchen)，也就是普通的修行者。为什么？因为他担心我作为钦哲转世之后，会变得骄傲自负，因而玷污了钦哲‧确吉‧罗卓的名声。他也担心我接受了那些生计困难者的礼物，会招致沉重的业债。虽然我们不常见面，但只要见了面，父亲的第一句话总是责备，而且通常都很有道理。他给过我唯一的一封信，开头是一首礼赞诸佛菩萨及上师的优美颂词，接着，是整整十页精美的诗句，每一句都是一个严厉的斥责。没有人喜欢被责骂，但我父亲是个出色的作家，我也喜爱他的诗句。我重复读诵这封信，直到我完全熟记于心。至今，我仍然记得大部分的内容，我的教师也仔细地教导我如何欣赏信中每个音节的珍贵之处。现今，有个儿子是转世祖古，就像中了彩票一样。然而，对我父亲来说完全不是如此。他的态度与今天贪财的心灵物质主义者正好相反，就这一点，我真的很佩服他。有太多的家庭都是为了福利和特权，争先恐后地把他们的儿子推出去当上师。我不能说我没有享受到作为喇嘛的一些好处。我总是得到最好的座位，我
从来不需要排队，从不缺乏同伴，仁波切的标签可能使我对异性更有吸引
力。但所有的特权都有其相反的一面。喇嘛的生活常常因为其他人无中生
有、不合逻辑、不公平的假设和期待而产生很大的压力。作为喇嘛，不只要与许多勤奋正常、头脑清晰的学生相处，还要与一小部分患有耗损元气的自我憎恨症者相处，这些人常将无数的想象与假设投射到喇嘛身上。喇嘛往往孤独而无聊，却又是众人眼光的焦点，这点特别会令人感到不舒服。喇嘛生活的每个面向总会被指指点点，会有受到严重的侵犯的感觉。有一段时间，我很偏执地将我所有的短信和微信对话，无论多么单纯，全
都删除。但现在，我却保存每一个字，以防必要时作为证据。即使对某人
微笑也会有风险──它会被如何理解呢？现在每个人都是配备齐全的摄影
师，我的每个眼神和姿态都会被拍摄下来，然后贴满在社交媒体，被无休
止地臆测。喇嘛说的每一句话，尤其是在听众面前说的，都可能被随意解读，以至于白的常变成黑的。喇嘛们再也不可能玩笑戏弄别人了。我说的每一个字，即使是有关唐纳‧川普的，也都会被认真看待！讽刺的是，生活在这种聚光灯下的喇嘛也会引来嫉妒，不止来自他们所谓的学生之中，而且还来自其他的喇嘛。由于伪善和虚假在藏传佛教中已经制度化了，而且还原封不动地传给下一代，因此某位喇嘛对另一位喇嘛的嫉妒，鲜少在公开场合显现出来。我想知道，传承持有者如何应对这种状况？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传承持有者？我如果作为大提琴手或是律师的话，会不会更快乐一点？我的父亲是对的吗？我是否应该做一个无名贡千？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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