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宇宙看作是由宇宙弦组成的大海，那么基本粒子就像是水中的泡沫，它们不断在产生，也不断在湮灭。我们现实的物质世界，是宇宙弦演奏的一曲壮丽的交响乐。

轴心上的咏叹调

——佛教的机遇与挑战（1）

蒋立群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研究指出，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这段时期可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精神觉醒的时代：在世界范围内希腊、印度和中国同时产生了哲学，三者独自产生，各具特色，并且各自平行发展，至今，仍不失其原有的本质精髓。

“我们当今的历史意识，还有我们对自己目前状况的意识，直至我仅能暗示的结果，都是由轴心期概念所决定的，不论这一论点是被接受还是被否定。”

中西哲学的区别

中西哲学之不同，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1. 不同特质——自然/生命

首先我们来看中西哲学的不同特质。我们仅从一个方面来说明。

大家接触西方哲学已经很久了，但不知是否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在西方哲学的产生、完善、发生重大转折等关键时期，哲学家的研究领域并不仅限于哲学。

比如：西方哲学的创始人泰勒斯，同时也是天文学家、几何学家。古希腊学术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其涉猎领域还包括科学、逻辑学、心理学、政治学、历史学、修辞学、伦理学、美学、经济学。近代哲学家弗•培根制定了实验方法论。笛卡尔将数学与逻辑结合了起来。这一时期我们熟知的数学家莱布尼兹、物理学家牛顿，在哲学领域亦完善了数学－演绎相结合的方法论。我们熟悉的哲学家康德，也创作了物理学著作《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指出太阳是由热气构成的。现代科学家爱因斯坦、波普尔、库恩等等，也是如此。

也许您可能会质疑，他们应该只能算作是“科学哲学家”吧。但是，这恰恰说明了西方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特征在当代尤为明显：在出现了非欧几何、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现代自然科学成就，古典物理学的“厄运”来临之后，逻辑实证主义——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第一个运动——诞生了，它鲜明地提出“哲学就是元科学”。

科学是一个命题体系，它的命题应该是有意义的，即不是形而上学的，而哲学正是为确定命题的意义性提供方法。因此，哲学就是把命题确立为科学命题即有意义命题的方法论。至于命题真理性的实际确定，则是科学的任务，由科学家通过观察和实验的活动来完成。

在这样的背景下，逻辑实证主义哲学改变了传统经验主义依赖心理学的方法，而采用现代逻辑工具对语言做“逻辑分析”。由此开创了西方哲学重语言分析、重逻辑工具的新面貌。这也被称作西方哲学“哥白尼式”的革命。

从古希腊的怀疑派起，到19世纪的经验主义者为止，有过不少反对形而上学的人。各式各样的批判都提出过。现代逻辑的发展，已经使我们有可能对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问题提出新的、更明确的回答。

对比一下中国哲学，在它的产生、集大成以及重大转折点上，极少有哲学家具有哲学和科学的双重特质。

明朝新儒家心学的代表人物王守仁早年曾追随程朱理学，并决心依照朱熹的思想，从“格竹子之理”开始。为此，他七天七夜专心致志地求竹子之理，结果并无所悟。他被迫放弃“格物”这条路。而他后来所推崇的心学，“是比道家更道地的道家，也是比佛家更道地的佛家。”“格物”一词在近代曾被严复当作西方自然科学的对译词，但在理学家那里，“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朱熹语）；到了王阳明那里，更成了“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所谓格物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这其实就与自然科学的方法相去甚远了。

另一方面，中国其实并不缺少科学家，更确切地讲是发明家。但是近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亦称作李约瑟之谜），乃是由于中国的发明家没有把其发明行为理论化，没有发现自然背后更深刻的问题。（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2006）

在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前，不管是在中国还是西方世界，新技术的发明，一般来自于直接从事生产的工匠或是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偶然偏离常规方式的试错结果。这种发明是生产过程的副产品，而非发明者有意识的、具有经济动机的活动的结果。从概率的意义上，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各类发明者“试错和改错”的实践经验越多，技术发明和创新的速度就越快，经济发展的水平也越高。

中国因此维持了1000多年的领先于西方和世界各个文明的地位。但是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技术发明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小，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避免地终将趋于停滞。

到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首先转为发明家有意识的“试错和改错”的实验结果。到了19世纪以后，发明家的实验则更进一步转为在现代科学引领下的实验。所以，真正使得中国从宋朝以来的长期领先，而后迅速转变为近代落后的最主要原因，是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却在15、16世纪时发生在欧洲。而科学革命本身是一种方法的革命。

林毅夫进一步分析指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思维定势有关。（这种定势的形成，哲学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个人认为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原因不在于恶劣的政治环境抑制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创造力，而在于中国的科举制度所提供的特殊激励机制，使得有天赋、充满好奇心的天才无心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无法产生对科学革命来讲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因而，对自然现象的发现仅能停留在依靠偶然观察的原始科学阶段，不能发生质变而成为依靠数学和控制实验的现代科学。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小结，即中西哲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同。西方哲学家是通过对自然的认识，进而思考哲学问题；中国哲人不具备这一特质，中国哲人不关心自然问题，他们关心的是生命。正因如此，造成了中国从宋以后开始走下坡路。“由历史开端时重点有些小差异，就造成后来整个传统发展的不同。”

2. 不同逻辑——确定性/非确定性

那么关心自然与关心生命的区别表现在哪里？它是如何造成这种结果的？笔者根据自己的体验，从逻辑这一角度试予说明。

笔者早年曾参加过寺院举行的禅七活动。每天除了早课、晚课、吃饭、睡觉以外，其他时间都是用来坐禅。当然，坐禅时并不只是坐着，脑子里也没闲着。每次坐禅前，师父都会有一段开示，提醒大家万法皆空的道理。禅宗寺院多以《金刚经》为印，每日早课也必诵《金刚经》。笔者当时接触的佛经不多，因此在坐禅的时候，每每把《金刚经》中的经文拿来思索。其中最朗朗上口的一句就是“非法非非法”。经过思考发现，《金刚经》中运用了一个与传统逻辑不同的“逻辑”。

在形式逻辑的课本中，总会讲到逻辑学中的三条基本规律，即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要求与保证思维有确定性，要求与保证任何思想有确定的内容，确定地反映客观现象。”“一个事物如果它存在，那么它就存在；它不能既存在又不存在；它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一个事物，如果它在某个时间某个方面具有某个属性，那么它在这个时间这个方面就具有这个属性；它不能既具有又不具有这个属性；它或者具有这个属性，或者不具有这个属性。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事物客观的确定性。”

如果我们把上文中所说的某事物的肯定面用P表示，用-P（非P）表示它的否定面，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域（可看作是客观对象的全部属性）。根据逻辑基本规律的要求，它要么P，要么-P，不能都肯定，也不能都否定。

而在《金刚经》中，我们却能看到完全不同的思维“逻辑”。首先我们需要将经文（这里仅举5例）做符号化的处理：

佛说般若波罗蜜（P），即非般若波罗蜜（-P）（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我相（P）即是非相（-P）（离相寂灭分第十四）；

如来说人身长大（P），即为非大身（-P）（究竟无我分第十七）；

所言法相者（P），如来说即非法相（-P）（知见不生分第三十一）；

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P）非非法（--P）（无得无说分第七）。

这样，我们就得到两对概念：P/-P（P与非P），-P/--P（非P与非非P）。其中，P与-P互为否定，-P与--P互为否定。如果把P/-P，-P/--P各自看成一个独立的概念，则P/-P，-P/--P也互为否定。

佛经中的意思，正如上面的引文所明确指出的，并不是肯定P，否定-P；它似乎是既肯定P又肯定-P。它恰恰是不遵照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的。在经过了几天的思考之后，笔者突然萌发了这样的想法，即：把中间变成曲线，让P与-P之间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让它们之间更显圆融。同时，P与-P之间还可互相包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得出来的结果居然是太极图。

我们知道这个叫做太极图的图形，曾经历了长期的演化过程。简略地讲，它是儒家为了说明“道”、“理”这个抽象概念而最先创制的。其中间的曲线意为“太极”，黑白两色意为“两仪”。道家借用这一图形，在其四周加上八卦，就完美体现了《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也很好地诠释了《易》之体，或称之为宇宙生成论。

反观此图，它并不表示上述儒家、道家所承载的意思，而是笔者为否定非此即彼的（P与-P）矛盾关系时，临时想到的解决方法：图中的曲线，表示否定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这样看似矛盾的双方圆融共生。应该说，这种阴阳（矛盾的两个方面）互相依靠，互相转化的复杂共生关系，可以反映佛教中观思想的某些方面。比如：

第一，相互矛盾的两方可以互相包涵，至大可在至小之中。《噶当师弟问道录》中记载：某日，阿底峡尊者通过神通变幻，把自己的整个身体缩小，钻进一个碗口大小的泥塑佛像之内，说道：“今天我所示演的这一切，在诡辩逻辑学家们的眼里，是极其矛盾的。就让他们这样认为好了，诸法之本性不就是如此吗？”

第二，相互矛盾的双方之间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两者都肯定，圆融共生。一旦我们达到了古代咒师们所描述的“究竟法性、超越思议”的境界时，“大地”、“岩石”、“因缘”、“三宝”等，所有善恶两极以及中性的感觉将统统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体用双运”、“二谛双运”、“善恶双运”、“吉凶双运”。这时，遍知一切智慧的千千万万的部分，将圆融在真实法性的智慧中，与之融合为一体。

总之，此太极图是可以说明佛教的某些观点的。但是，佛教毕竟不是理学、不是道教。虽然它们有某些共通的东西，但在根本问题上，应是泾渭分明的。

经过思考，笔者认为，《金刚经》所反映的“逻辑”更可能是这种样子：在太极图的基础上，先擦去里面的阴阳部分，这可以称之为“破人我执”，即这种互相依存的分别见亦应破掉。然后再把那个圈（这里所指的是佛法）擦去，以期“破法执”。

通过“擦”这个动作，使得对万物所有的一切分别，在自己的内心中不留任何痕迹。也许神秀的偈子：“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坛经》自序品第一），想要表达的就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第二个小结，即西方的哲学、科学，从逻辑上来讲，是要寻找确定性的；而中国哲学（佛学、道家）则是相反，是要否定这种确定性。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中西哲学之间的区别可以讲出很多，读者可参考有关论述。本文因系讲演稿，故只举一表面现象以说明问题而已。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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