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消费者”和“消费主义”2

在亚洲，很多佛教作家，主要是上座部佛教作家，一直致力于提倡一种“佛教经济学”。它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学，又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二战后这两种经济学对亚洲政府有极大影响力。这些佛教作家的灵感源自于天主教作家E. F.舒曼彻（E. F. Schumacher）的短篇论文《佛教经济学》。该作者是一位“中间技术”的倡导者和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的批判者，上世纪五十年代，缅甸在实行目前所贯彻的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经济学之前，他一直担任缅甸政府经济顾问。他的《佛教经济学》最初发表于于1966年，后又于1973年出现在他的著作《小即美：以人为本的经济学之研究》中。

他认为，在实践中，“现代化”往往导致“乡村经济的崩溃，城乡失业人数急剧攀升，城市出现大量缺乏物质与精神营养的底层阶级”（56页）。因此，他批评缅甸与其它亚洲政府简单照搬西方经济模式，完全不能静下来“思考一下一个佛教盛行的国家所需要的佛教经济学”（48页）。他认为，正确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的是“一条介于物质主义放纵与传统僵化之间的‘中道’”（56页），他寻求通过以一种他所看到的，在缅甸佛教生活中隐含的经济模式相衔接的方式，来发展这种完美的模式（48页）。不幸的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缅甸政府将国家拉回到一种压制性的统治方式之下，尽管这使得缅甸与席卷邻国泰国的消费至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大潮完全脱离开来。

在上座部佛教盛行的泰国和斯里兰卡，大多数僧俗奉行相对保守的佛教思想，既适应社会现状的同时，又支持政府为经济发展作出的努力。然而，也有人谴责说，因追求现代化、西方化和世俗化而导致了“崇尚佛教理念的社区”在逐渐消亡 (Swearer, Sivaraksa 196)。 唐纳德·斯瓦雷（Donald Swearer）将此归纳如下：

1、新传统主义者：类“原教旨主义”运动，他们倡导回归到“理想化的个人虔诚，对于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一系列问题与冲突的本质，既不忽视、也不误解。”

2、自由派改良主义者：他们参与了现代社会中诸多问题的研究，寻求以创造性方式解读传统信仰与传统习俗，以期找到破解办法 (Swearer, Sivaraksa 196) 。

在泰国，新传统主义既包括“善地阿索”运动——这是受甘地思想影响的乌托邦主义运动，该运动谴责泰国社会的道德沦丧（Swearer World 136-139; Harvey 391-394）；也包含“法身”运动——这是一个成功的冥想运动，其支持者中有军队和政府领导人，他们运用媒体扩大宣传，强调冥想和道德升华（Swearer World 114-115; Harvey 388-391）。改良主义者中也包括这样一些人，他们力图让“佛教经济学”的理念深入人心。

在斯里兰卡，时任斯里兰卡央行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的H. N. S.卡努拉提雷克博士（Dr. H. N. S. Karunatilake），在其《这个混乱的社会》（1976）一书中，寻求“发展一种以佛陀教言为基础，又适应现代社会的经济模式”（卷三），尽管他提出的是一种太过理想化的模式。他将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268-239 BC在位）时代，以及古僧伽罗人的大型灌溉体系（74页）视为实施佛教经济原则的典范。他指出，“佛教经济体系应以促进群体的合作、和谐为基础。通过人的自我提升来根除自私贪婪”（29页）。另外，斯里兰卡心理学家、哲学家帕德马斯里·德·席尔瓦（Padmasiri De Silva）在其学术文选《价值取向与国家建设》(1976年)和《佛教经济研究》(1975年)中，归纳了他所看到的佛教对社会各领域进步所做出的贡献。

在泰国，P. A.帕于托（Ven. P. A. Payutto），一位著名的学者型大法师，在其佛教经济学著作《市场经济之中道》中，发展了佛教经济学概念。在书中，他批评现代经济学只孤立考察经济交易，而不从道义角度研究交易品的属性，也不考察这种交易对社会、对环境所造成的后果。同时，他特别强调不道德行为对经济的冲击，如社会动荡，令人不愿投资，售卖伪劣假冒商品导致顾客不满，销售劣质食品导致医疗费增加和穷人健康状况恶化等，这些情况在泰国屡见不鲜（24页）。

在泰国，还有一位僧人佛使比丘（Buddhadāsa Bhikkhu）(1906-1993)，文化素养极高，也是一名禅修大师。他对佛陀的核心教言，包括涉及社会与经济方面的教言，进行了创新性的现代主义阐释。尽管他的庙宇藏于深山，远离权力中心，但他的思想广泛影响了泰国的高级知识分子群体，例如法官、教师、教育工作者、医生，同时还影响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学生民主运动（Santikaro 180-182）。佛使比丘坦率地批判了“现代社会中诸多不道德现象和自私行为”（Santikaro 147），并对曼谷富人的为富不仁与乡村农民的慷慨大方做了对比（我与我的 175）。尽管他强调佛教心灵教化的核心，但他认为这与社会问题密不可分（Santikaro 155），因为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人们就必须消除道德污染，这些污染才是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Swearer, Me and Mine 170）。因此，他认为，饥饿、文盲和疾病都源自人们缺乏真正的宗教信仰和社会道德准则（Swearer, Me and Mine 171）。

佛使比丘认为：所有宗教，包括佛教，基本上都是社会性宗教，因为创教者的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全社会的良善，因此他反对资本主义及其相关的“自由民主”所造成的个人主义，他认为正是这些吞噬了泰国社会（Swearer, Me and Mine 172），尽管佛使比丘反对资本主义，但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他最终提出了一种宗教社会主义，并将之称为“佛法社会主义”。佛使比丘认为，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形式的“俗世”社会主义不同，这是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他将此看作是一种根植于佛法的社会主义——体现了万物相互依存的本质（Swearer, Me and Mine 195）。这一点基于如下事实：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他们在各种行为中需要相互帮助、相互依靠，而不是以一种个体主义的方式去行动（Santikaro 166-169; Swearer, Me and Mine 173）。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要求，如同佛陀有关知足少欲方面的教言所开示的那样，“每个人只能公平获取自己的那一份——满足自己的生活必需，其余的应该留与他人使用”（Swearer, Me and Mine 172）。这是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方式——仅仅获取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 (Swearer, Me and Mine 173) 。

帕于托和佛使比丘二人均影响了泰国重要的自由主义改革家、俗家高级知识分子西瓦拉克沙（Sulak Sivaraksa）(Swearer, Sivaraksa 215)，这位改革家也受到越南和平活动家一行禅师（Thich Nhat Hanh）的影响（Swearer, Sivaraksa 225）。西瓦拉克沙被称为“作家、出版商、演讲家、国际巡游会议代表、和平与人权活动家、非政府组织创始人、佛教社会批评家和知识分子道德家”（Swearer, Sivaraksa 200）。对于泰国急切地投入到深受美国影响、基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及其衍生的物质主义之中这一现实，西瓦拉克沙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现代发展模式鼓励竞争与成功，而佛教则崇尚合作与知足”（Sivaraksa, Vision 182）。尽管他承认，现代化给泰国带来一些潜在的好的方面，但他同时也认为：实际上，现代化所带来的，主要是少数人的奢华生活，而多数人，特别是农民和城镇工人则陷入贫困（Vision xv)。因为负债累累，导致很多农民迁往曼谷。在那里：

大量失业迫使很多人走向犯罪。年轻女孩充当仆人、工厂工人，或者被迫卖淫。童工在条件恶劣的小商铺非法工作，有些童工甚至被人贩子贩卖至境外。成年男性则干着重体力活儿，领着微薄的薪水(Sivaraksa, Seeds 32-33)。

现代化还造成了污染，同时令城市越来越丑陋，贫民窟越来越多，并造成文化传承断裂（Vision 20, 57-8）。 因此，西瓦拉克沙致力于捍卫泰国传统文化，尽管他更喜欢使用更古老的叫法“暹罗文化”来称呼这种文化，同时他也认为，社会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保证社会公正（Vision xxiii）。与斯里兰卡作家、社会活动家卡努拉提雷克博士（Karunatilake）一样，他将往昔印度孔雀王朝君主阿育王，早期僧伽和虔诚仁慈的国王，看作真正佛教社会令人向往的典范 (Swearer, Sivaraksa 213) 。

持“佛教经济学”观点的学者们，经常强调以佛教方式运作经济所要达到的独特目标：

佛教经济学应该与现代物质主义经济截然不同，因为佛教认为文明的本质不在于人类需求的剧增，而在于人性的净化……而从根本上说，人性是由一个人的行为形成的（舒曼彻Schumacher50）。

经济发展必须被置于更广泛的背景中考量，它应该使人个性圆融、生活幸福 (De Silva,Search5)。

大法师帕于托（Ven.Payutto）认为，消费应被视为仅仅是“发展人类能力”，或“令个人幸福、社会富足、环境美好的工具”。依此，他将消费区分为“正确消费”与“错误消费”。正确的消费是指，购买货物或得到服务，是“为满足对真正幸福的渴望”；而错误的消费则是利用它们“迎合感官享乐的渴望和获得自我满足感”，这类消费行为，仅仅受制于是否有能力支付想要的东西。

卡努拉提雷克博士（Karunatilake）认为，“现行经济秩序基于这样一个论点，即：永久的、无限制的经济扩张是可能且可取的”，尽管对人类来说，“没有任何一种生活标准能令其获得满足。”他说，这种学说导致人们肆无忌惮地使用不可再生资源，这对子孙后代极不公平。因为这种学说是建立在以下基础之上的：将欲望视为经济学的基本公理。西瓦拉克沙（Sivaraksa）进而对泰国陷入的对消费主义的崇奉，或称为“消费主义教”这一“当今世界占据统治地位的道德规范”作了批判。因为：

对消费主义的崇奉强化了人的贪瞋痴。它以进步和现代化为名，唆使人们鄙视自己的本土原生文化。为了抵消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影响力，我们需要过一种简单的生活。从本质上来说，希望生活改善、期盼社会进步并没有错。但是，使原本幸福的人们认为他们必须拥有某种商品才会幸福，则是贻害无穷。

一些学者于是质问，这种以消费的不断增长为目标的生活，其根本出发点是什么。 西瓦拉克沙（Sivaraksa）认为，当人们努力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并不需要的东西时，他们会变得越来越躁动不安、匆匆忙忙，永远得不到片刻的放松。

舒曼彻（Schumacher）更为具体地指出，现代经济“试图通过努力优化生产模式，增加生产效益，来促使消费最大化”，而佛教经济却“试图通过努力优化消费方式，从而使人类的满足感最大化” (53)。他提到：据他所知，与美国相比，缅甸几乎没有什么节省人力的生产装备，然而同时，但缅甸人民却享有压力和紧张感更小的生活（53）。

那么，再来看一看强调消费的生活方式：

佛教经济学家会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极为荒谬：既然消费仅仅是人类获得幸福的手段，那么理想的状态应当是通过最小的消费获得最大的幸福，……佛教经济学就是对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来达到既定的目标的系统研究。

同样，德·席尔瓦（DeSilva）认为，“所有的国家发展计划都应当从纯粹的‘生产最大化’上升到‘人类发展最优化’” (Value36-37)。

彼得·蒂默曼（Peter Timmerman），一名佛教徒，多伦多大学环境研究所主任，挑战性地声称：现代消费主义社会事实上是“有史以来最不注重物质价值的文明”，因为它并没有倡导去精细地估价物品的所值，而只是利用它们来满足人的性欲、权力之梦，或想象的目标，然后就把它们丢弃。

在这个过程中：“对生产及消费的急切需要，是受到某种恐慌和不信任的驱动所导致的，因为它试图用无尽闪闪发光的东西，去填补想象和现实之间巨大的鸿沟”。而（佛教的）正念方式，看重的是事物“丰富的特殊性”。舒曼彻（Schumacher）基于对缅甸人生活实践的观察，例如，对他们关于理想服装的看法，指出，缅甸人会选用耐用材料，但不做繁复的裁制，只是用一整片不加剪裁的布披身遮体，从而省下时间和精力来进行富于艺术创意的刺绣工作。

受佛使比丘（Buddhadāsa）影响的泰国作家苏珊娜· 莎莎·阿南德（SusannaSatha-Anand）认为，西方经济学所持的观点是：

……欲望是人性固有的。对欲望的“控制或是质疑”，并不属于经济学范畴。经济的本质就是满足欲望。与之相反，佛教寻求的则是给欲望套上“笼头”（即：节制欲望），以此来获得快乐，因为一个人的欲望减弱之后会更容易获得满足。

在这个问题上，大法师帕于托（Ven. Payutto）对两类情况做了有意义的区分：一种是“渴求”（即贪爱），其目标指向是愉悦的感受；另一种是“追求”（当未受贪爱染污时），其目标指向是基于智慧的幸福。

当经济行为被“贪爱”所驱使时，这种行为往往很笨拙；但是如果是被“追求”所驱动，行为会充满善巧。他认为，现代经济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人类的目标是寻求通过欲望的满足来获取幸福，但这种目标永远不可能达到，因为欲望永远得不到长久性的满足。将GNP（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视为一国经济成功与否的关键指标的做法，受到了学者们的一致批判。因为，一方面，这些指数忽视了产品和收入的分配问题（卡努拉提雷克Karunatilake 45），80%的收益可能仅被10%的人群所占有（西瓦拉克沙Sivaraksa Vision 59）。另一方面，GNP也统计了武器、酒、危险药品和化学品，以及涉及动物屠宰等无用和有害的产品（卡努拉提雷克Karunatilake40）。

印度北部传统拉达克佛教文化捍卫者海伦娜·诺伯格·霍奇（HelenaNorberg-Hodge）强调，在GNP中作为关注焦点而登记的确定性经济交易，也含有一些浪费性以及对自给自足型的传统经济造成破坏的东西。

西瓦拉克沙（Sivaraksa）认为，在经济发展中只注重数量计算，等于就把焦点放在了诸如产量增长等经济因素以及某些政治因素上。经济学家们对商品产量增长的强调滋养了贪婪，而政治家们对权力的注重则滋长了邪恶。这二者共同作用，再加上只用产量来评价结果，共同催生了无知（西瓦拉克沙Sivaraksa Vision 57）。

在发达国家，我们逐渐意识到了“消费式生活”的局限。这种情况用佛教的语言来说，就是我们给予了贪爱尽情施展的机会，这样，使得有些人可以清楚地看到，以此并不能带来幸福。许多发展中国家还在努力效仿我们的生活方式，并相信作为这种生活方式基础的意识形态“次品”。然而，想让大多数人都过上我们目前这种消费水平的生活，却是生态环境无法支撑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的选项看来只能是：

为守护自己具有的一切而争斗不休，因而在世界上制造出越来越多的冲突；

放弃我们的富足，让其他人也能轮番体验富裕中的快乐和痛苦；

对消费主义的局限进行反思，并将这种反思传递到发展中国家，与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沟通，这样，他们就会从中吸取教训，不再重犯我们的错误。这将有助于建立起一种全球性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使我们既获得适度发展的好处，又使人类的共同家园获得尊重，使世界更为正义、和平。

以佛教的术语来说，我们应具备这样一些品质：例如，慷慨大方、道义上的责任感、镇定沉着、善良慈悲、远离贪婪执著，并时时刻刻意识到外在万物与内心快乐的无常，它们的局限以及益处。不过，这一切都需要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来实现，即，对这些品质本身也能够带来的快乐保持开放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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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净馨、周昆林、流金阁

           一校：宽佳

          二校：李东林、法忠、圆和

 终审：圆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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