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华向东

来源：2017理想地球大奖获奖论文

2012年，乔·康菲诺的一篇《不丹引领世界走向幸福新经济》的文章引起了世界的普遍关注。为什么经济发达的社会不一定幸福，而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不丹却被称为是幸福社会？幸福一直是全球人类的理想，人们期待在一个理想的地球上与生态和谐共存。但是幸福不能停留在主观的认识上，全球的现实状况令人担忧，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中东的疾病、全球性的恐怖事件等困扰着人们的生活。当前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已经是消除雾霾、消除战争，消除疾病，平息恐怖等，这些消减的做法与经济社会的最大化追求却是矛盾的。现代经济社会的基本假设是资源稀缺，所以要去争斗，人们处处希望拥有最大化。但是欲望是无止境的，在无限增长的欲望面前，资源总是稀缺，于是竞争不断进行，掠夺资源、破坏环境，滋生疾病，引发战争，这些不善业动摇了人们的幸福基础。

斯密等提过经济社会要有道德约束。观念可以指导经济行为，也可以评价经济行为，正确的观念能够形成经济社会的道德约束。面临当前问题，有必要对现行经济观念进行审视，树立起一个正确的经济社会观念以构建幸福社会。

本文引入华严思想的世界观，通过观念对比和经济分析，揭示现行经济社会面临的问题，创新提出经济原理与解决方法，探索在经济社会中通向幸福的道路。

华严思想是一种世界观，在《华严经》中有全面的描述。其要义可以通过《普贤行愿品》得以认识。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主要包括身语意三部分的认识。普贤行愿品讲：“一身复现刹尘身”，就是以一见多，以一化多，一多无碍。这里的身可以简单理解为物质的形相。

一般的理解认为物质是常有的，在同一时刻是相对静止的，所以人不能在同一时刻踏进两条河流。而华严世界观认为在同一时刻可以化现很多身相。

比如，菩萨在度化众生时，两个人同时呼叫，菩萨可以同时前往救度，不用救了一个再下一个，而叫另外一个在等待。供养时，也可一一遍礼刹尘佛。

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问题，在现代量子力学中得到印证。

一个人不能在同一时刻出现在两个地方的问题，物理学中叫定域性。玻尔告诉我们，在粒子世界，所谓的定域性是不存在的。在杨氏双缝实验中，科学家发现一个粒子可以同时通过分开的两条缝在其后形成干涉条纹。就是说，“一身复现刹尘身”在我们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存在的。

另外，华严世界观认为，“一言具众音声海”，就是一个声音可以具有多种身相，这在现代网络世界非常可以理解。一个赛事，或者一个报告，可以通过网络向全世界转播。在同一时刻，无数的电视、收音机或者手机等可以同时发布这个声音。如果有同声翻译，更可以变化为多种不同种类的语言。

还有，华严世界观认为：“我于一念入三世”。三世是指过去、现在和将来，这样三个时刻的世界叫三世。“一念”是指非常短的时刻，华严世界中在这样一个非常短的时刻可以做到三世无碍，通达过去、现在或将来。一念是指意识的活动，能认识现象世界的叫分别识，认识世界实相的是真识。

量子力学认为，对现象世界的认识或测量有一个最小分别的单位，最小分别的时间单位是普朗克时间，最小分别的空间单位是普朗克空间，小于这个单位人类就无法认知。

海森堡在1927通过数学手段推出了这个普朗克常数，之后被许多实验确认。我们无法感知到那种更加细微的变化，因此，我们对现象世界的认知是有限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等时空现象是基于分别识所产生的幻象。现代量子力学的波函数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世界实相是圆融的。哥本哈根解释认为世界的实相处于多个现象的叠加态中，这个叠加态是可以用一个波函数完整描述的，至于出现哪个现象，取决于我们的分别识的观察方式（或者态度），一旦有所选定，波函数就塌缩为一个具体的时空现象。在这个意义上，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空现象是圆融为一的。“我于一念入三世”正是华严世界观超越于分别识对世界理解的真识。

以上是从身语意三方面对华严世界观的一个基本描述。总体上讲，华严世界观的总义是一多圆融。更进一步讲，其价值观是利益众生。《普贤行愿品》所描述的七支供：顶礼、供养、忏悔、随喜、请转法轮、请佛住世以及回向，都是围绕利益众生展开，属于大乘世界观。华严世界的方法论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是一多圆融的具体体现，在方法上强调个体的自我解脱。华严世界观是现代科学所能接受并能解释的世界观，持有该世界观，对当今社会的环境改善、经济发展以及人文幸福的提高具有决定性意义。

华严世界观区别于现代经济管理所持世界观的基本假设。以下探讨华严世界观对现代经济管理所面临问题的改善，尝试提出华严世界观下幸福社会的经济管理原理与方法。

经济管理的目的是有效地实现组织效益，为什么要讲究效率，因为资源是稀缺的。资源稀缺是现代经济管理的最基本假设。因为资源是稀缺的，经济上要求有效地利用资源实现目标，于是经济管理的目标就是要求实现效益最大化。这里揭示两个问题：

问题1：资源是稀缺的吗？

问题2：幸福社会是否存在一个财富最大化问题？

这两个问题，按照一般的世界观来回答是同意的，并可作为基本假设。以此形成了所有的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包括激励、竞争和分配等等。如果该基本假设不能成立，相应的经济管理原理和方法就需要重新审视。而按照华严世界观来讲，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

问题1的回答是：资源不是稀缺的。

在华严世界一多圆融的认识下，并不存在一个稀缺的资源。

所谓稀缺就是有限，有限的时间、空间或财富。有限是相对的，相对于欲望来讲是稀缺了，人们总是多多益善。钱是越多越好，房子是越大越好，人是越漂亮越好，身体是越健康越好，这些看似正常的追求，都助了欲望的增长。欲望的增长是无止境的，所以一切资源便变得稀缺了，这似乎又回到了假设本身，在逻辑上犯了一个自圆其说的错误。

因此，认为资源是有限的观点，本质上认可了欲望的无限增长。这种观念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就是雾霾问题、疾病和高企的生活成本，以及外部战争、恐怖事件不断。为了满足欲望，人们肆意掠夺资源，破坏生存环境，也严重破坏了人们的安全感，社会不再幸福。

华严世界观并不认为资源是稀缺的，相应的欲望也比较平和。不丹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不丹政府介绍：“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有限世界中，持续的经济增长及扩张并非必须。事实上，目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我们得以借此良机，减少对自然的贪婪索取。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放松、减压，有更多自由的时间，更笃定、更自立。这样会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与自然和谐共处，并不假以资源稀缺的假设而掠夺资源，这就是华严世界观。在这样的世界观指导下，社会将是和谐的，人们是幸福的。

问题2的回答是：幸福社会并不存在一个财富最大化问题，而是存在一个不善业最小化问题。

有了资源是稀缺的这个基本假设之约束，才会成立财富最大化问题。华严世界观并不认为资源是稀缺的，欲望、利益或财富并不需要最大化，因此不存在最大化问题。

社会福利是否需要最大化呢？福利的理解有两种，一种是认为财富或利益，这是利己指向的，是一般世界观的认识；另一种认为福利包括智慧和慈悲，是利他指向的。显然华严世界观的福利是第二种利他指向的。

那么利他指向的福利是否需要最大化呢？答案也是否定的。所谓利他并不是利益他人的福报最大化，而是尽量帮助他人消除不善业。

华严世界观认为消除不善业可以获得幸福，所以应该最小化不善业。因此，幸福社会就是实现不善业的最小化问题：

Y代表不善业，要使得最小。这个最小化问题不受时间等资源约束，需要寻找一个约束条件才能获得最优解。

幸福包括主观的觉受和客观的基础两个方面。对于个人组成的社会，斯密讲需要一种美德才会幸福，这种美德是以同理性为基础的利他主义。康德进一步指出，幸福社会必须要以道德的普遍法则为基础才能体现人的理性、自由之尊严的主观价值定向。这个道德的普遍法则是华严世界观的利他主义，以此可形成对经济社会的一个重要约束。

利他主义最早是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体现的，斯密在他的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中，从人的“同情心”出发，用同情的原理来解释人类正义感和其他一切道德情感的根源，认为“同情心”使得利他行为存在，是社会得以维系的基础。

斯密又在他的经济学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经济人的“利己”是积累财富、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过后的经济管理和研究都是基于这个利己模型最大化个人财富而展开，丢失了利他主义的同情心。

阿罗 (Arrow,K)与德布鲁(G.Debreu)的公共物品福利再分配等代际传递模型（1954），虽然在个体之间看到了利他主义的影子，但是所谓福利和公共物品仍是一个更大范围主体的私人物品，还是在实现社会财富最大化和公平分配的问题。国内经济管理学上的利他主义研究也主要停留在通过利他实现利己的范式上。大部分人认为利他主义是处于生产力的高级阶段，对物质的渴望已经开始下降，从稀缺时的效用最大化转向富裕时的边际效用趋于零，这一方面只解释富人慈善行为的产生。

利他主义是否可以在经济社会中存在？盛洪在这方面做了重要研究，建立一个家庭模型，提出了儒家经济学范式。这个范式的约束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盛洪认为，代际间的消费无差别，也就是上一代消费和下一代消费的贴现为零，认为家庭寿命无限，这为利他主义消除了时间障碍。在他的模型里，家庭成员不会因自己寿命有限去超前消费获得个体利益最大化，而是会传递财富给下一代，如此家族代代相传，长期存续。

这个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儒家仁义精神对经济社会存续起到的积极作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长期存续是对这种家庭式利他精神的肯定。相反，由于西方国家缺乏家庭传承的认识，一味地强调个体自有主义，迎合利己的经济人假设，超前消费，使得社会发展处于较大的周期波动之中。甚至，西方文明出现了断层。

和华严世界观的利他主义相比，盛洪的模型虽然提出了寿命无限的非稀缺性假设，但是仍然局限于财富最大化的追求。这必然给研究工作带来诸多矛盾的地方，比如家庭内外的纷争和消亡等等，学界对盛的质疑也正是出现这些理论与现实不符的情形。华严世界观的利他主义要求的是一个最小化问题（式-1），并不要求最大化财富，要求的是最小化不善业。

不丹前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在1972年首次提出国民幸福总值（National Happiness Index），以此为政策导向，要求国土的永久性森林覆盖率在60%或以上，所有农作物生产须100%有机环保。由此，不丹国民的人均寿命较上一代增加了一倍，而且99%学龄儿童都在学校接受教育。实际上不丹采取的是最小化行动，减少对自然的贪婪索取，减少工作压力，减少欲望的肆意等等不善业。

不丹被誉为全球最幸福的国家，这是华严世界观下用最小化问题治理国家的成功实证。

相反，巴西及印度推行最大化治理的国家，其人均财富分别上涨34%、120%，然而同期的自然资本，国家资产总和，包括森林资源、矿物燃料及矿产却分别下降了46%、31%，治安问题严重堪忧。

运用利他主义的最小化方式治理经济社会能够带来诸多好处，包括成本降低，贸易摩擦减少，冲突和不公平的消除等等。不过，经济社会中人们不习惯于最小化的指标，更多采用增长和最大化的指标进行描述，这就需要一个衡量幸福社会的状态指标。比较有代表性的幸福社会状态指标是国民幸福总值。对此，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定义，国际上通行的定义有两组，生产总值、社会健康、社会福利、社会文明、生态环境指数，或者收入的递增、基尼系数、失业率、通货膨胀。

我国也提出了绿色GDP等概念性指标。2005年两会期间，中科学院院士程国栋提交了一份题为《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这些，反映出单一GDP财富指标的局限性，也昭示着人类自身的新需要，华严世界观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和接受。

本文引入可以一个实现约束条件的社会福利（L）指标，可以将最小化问题（式-1）转化为一个最大化问题。

定义国民幸福总值（GNH）：

引入一个道德的普遍法则，即利他主义的经济约束条件：

华严世界观的利他主义要求社会福利（L）的增长能够帮助他人消除不善业（Y）,使得约束条件（式-3）小于零成立，任何增长不善业的福利指标都是不应取的。这就是在经济社会中引入的利他主义道德法则，使得社会福利增长时能够减少不善业。目前很多国家没有顾及到社会福利的增长必须以减少不善业为限，甚至通过不善业来获得福利或者经济的增长，这些利己的经济人假设和功利主义的致命缺陷，导致了当今社会的诸多严重问题。

于是，不善业最小化问题（式-1）转化为国民幸福总值的最大化问题：

如果选取符合以上约束条件的社会福利指标（L）,国民幸福总值（GNH）的最大化问题（式-4）就等同于不善业最小化问题（式-1）。这样不仅符合人们在经济社会中的行为习惯，而且这个国民幸福总值最大化问题有了利他主义的道德约束，可以实现最优解。这是一个幸福社会的经济学描述，意味着利他主义可以在经济社会中存在，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不善业，提升国民幸福总值，最终实现幸福社会。

考察国际通行的核算国民幸福总值的指标，主要包括的正是福利（L）和不善业（Y）这两类指标，只是选取的标准尚不明确，关系不是很确定。本文提出的国民幸福总值最大化问题（式-4）为国民幸福总值(GNH)的构建和相关指标选取提供了理论依据，要求选取的社会福利类指标（L）符合利他主义的约束条件（式-3）。

华严世界观下的经济管理原理需要对经济人假设的财富最大化原理进行改造和创新，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消除不善业可以提高国民幸福总值

华严世界观下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是消除不善业，消除不善业可以提高国民幸福总值。这里的不善业（Y）是指人们破坏环境或自身带来的损害。比如雾霾的严重程度，河水的污染程度，疾病，战争和恐怖事件，以及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统计计量的。量值越大，说明损害越严重。社会福利(L)可以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财富，还包括寿命，受教育程度等一些经济指标。

社会福利越高，消除不善业的能力也越强，就有更多的经济实力治理雾霾、河水等环境污染，消除疾病，平息纷争，这是社会福利的正面特性。考察上文国民幸福总值（GNH）的定义（式-2），国民幸福总值(GNH)与不善业（Y）成反比，与社会福利(L)成正比。以往的经济管理活动只是关注了社会福利的正向作用，忽略了不善业的反向作用。

通过简便的对（式-2）的微分计算可得不善业（Y）的弹性贡献超过社会福利(L)的弹性贡献。如果一味地发展经济，没有注重消除不善业，那么经济发展了，人们也不会感到幸福。财富和福利如果离开消除不善业的作用，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包括个人，财富值很高，但是受不善业的损害很大，是不会幸福的。上文提到不丹的幸福和巴西印度所处的困境就是很好的正反例证。

不善业（Y）和社会福利（L）都可以是一个经济指标，能够做到量纲统一。比如：二氧化碳是污染物，碳排放就是不善业。碳货币可用于碳排放这种不善业的经济计量。“碳货币具有特殊的价值取向，具有特殊的减排成本内部化和最小化功能、产业链低碳转型功能以及气候风险转移和分散功能。”（张旭，2015）这些观点与本文的研究结论相同。社会福利也是可以用货币计量的。于是，国民幸福总值（GNH）由具有货币量纲的两个值相除，是一个表示国民幸福程度的经济效用指标。这个指标具有深远的社会经济意义，是衡量国民是否幸福的标准，也是幸福社会的一个客观经济指标。

2. 制造稀缺的行为会增加不善业

华严世界观认为，资源并不会稀缺，产生稀缺的原因是欲望过度，因此稀缺是人为制造的。不论是供给产生需求，还是直接刺激经济需求，在这个意义上讲都是不可取的。现在国家提出的“结构性改革”的平衡政策是符合华严世界观经济管理原理的良策。实践已经证明，过度的刺激需求会产生资源的浪费、环境的破坏，乃至腐败和不公平等社会问题，制造稀缺的行为增加了不善业的产生。

因此，基于稀缺假设而形成的经济管理理论必须得到审视，本文提出的华严世界观的经济管理理论应该走上社会经济管理的主导地位。虽然，局部范围内的稀缺仍然存在，经济规律继续存在。但是经济管理不应以稀缺为前提，甚至不应去制造稀缺，这会增加不善业，降低国民幸福总值，是社会所不允许的。以稀缺为指导的经济管理行为带来经济周期的波动，如果消除稀缺，就会消除经济周期的波动，经济发展就会更加平和，社会更加幸福。

3. 改变观念可以消除不善业

不善业的产生是基于错误的世界观，是以制造稀缺为前提的，是依靠欲望推动的经济行为。以往，经济人假设的过分强调和宣传，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产生了错误的行动，制造了不良的后果。改变要从改造世界观开始，通过文化、教育和宣传，纠正经济管理行为，有利于消除不善业。改变观念的方向是树立利他主义的世界观，引入正确的道德法则，使经济行为受到利他约束，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不增长不善业，更用创造的财富去消除不善业。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国家过度地受到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放弃了传统文化的传承，遇到了一定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是暂时的。利他主义世界观在我们国家有深厚的儒家文化基础，相信树立正确的观念并非一件难事。

近期报道，我国在中小学中推行传统文化教育，这是鼓舞人心、树立正气的积极行为。再过20年，这批中小学生成为社会栋梁时，他们所树立的正确观念一定会使社会经济平稳发展，国民幸福总值全面提升！

4. 消除不善业可以增长社会福利

消除不善业之所以增长社会福利，需要结合中观空性理论予以说明。《入中论》讲：“如是一切法虽空，于空性中亦得生”。意思是说，不善业慢慢消除，社会福利自然就会产生。不善业的消除，根本上要消除制造稀缺的动机，如果经济社会越来越不感到稀缺，福利当然得到增长。索达吉堪布讲过：“幸福的根本是心”，心是一切实相的显现。《定解宝灯论》又讲：“任何显现定空性，所有空性定显现”。只要能够消除不善业，福利和幸福定能显现。比如，在利他主义指导下，个体会得到他人的捐赠，一个没有财富的人，也可以使用财富。当然，个体得到财富后应该去消除不善业，清净自身，帮助他人，这样财富就会绵绵不断涌现，所谓获得了多次博弈的均衡解。如果，获得了财富去造作不善业，就会失去财富，被社会遗弃，这种行为是非稳态的。因此，华严世界观下的经济社会中，消除不善业能增长社会福利。

5. 利他主义可以提升国民幸福总值

前文提到的稀缺经济中也有利他主义，稀缺经济假设下的利他主义，是以利己为动机的，只不过发现利他可以更好的利己，本质上属于功利主义。包括现在有些人做慈善，是为了出名，为了赚取更多的财富。这些行为，并没有提高社会福利，反而造成社会不公，制造更多的不善业。

华严世界观下的利他主义出于悲心，出于对不善业的厌恶。就像稀缺经济中人们厌恶风险，产生趋利避害的行为一样。在华严世界观的经济社会中，人们厌恶不善业，自然产生出利他主义。因此，在华严世界观的经济社会中，人们自发利他，不是为了功利，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消除不善业，自己的、他人的、共同的不善业都要消除。

这种利他主义的存在，可以使社会状况更好。一方面，利他主义要求在增长社会福利时不要增长不善业，另一方面，利他主义用既有的财富去帮助他人消除不善业，消除社会不公平，提升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对于国民幸福总值（GNH）的最大化问题（式-4），只要利他主义经济约束条件存在，一方面，社会福利（L）的增长在提升国民幸福总值；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福利（L）增长而不善业(Y)降低，这样，国民幸福总值（GNH）又获得分母减小的增长。

利他主义作为消除不善业的约束条件是非常重要的，这使得最大化问题成立，获得一个均衡解：社会福利增长，国民幸福总值也增长。经济发展了，人们更加幸福，就是所谓的理想社会。

本文形成一个结论：发展经济社会要有利他主义约束，利他主义可以在经济社会中存在，经济社会可以通向幸福社会。社会是否幸福，取决于能否消除不善业。改变观念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不善业。利他主义的华严世界观是适合当前经济管理需要的，有利于消除不善业，提升国民幸福总值。

稀缺经济的观念对社会是有损害面的，这个观念造成了当前社会的诸多不善业。资源本身并不稀缺，所谓稀缺是资源相对于个体欲望的观念比照。制造稀缺的行为是不善的，应该得到消除。社会福利的作用是消除不善业，不应该把福利作为经济社会的最终发展目标。在经济社会中推行利他主义，确立正确的华严世界观，以消除不善业为最终的经济目标，社会才能走向幸福。

改变观念要靠自治。这个自治不是要求独立，不是强调个体的自由，在制度上也不是纯粹的民主。绝对的自有和纯粹的民主制度并不是社会治理的有效方法。西方式的民主在本次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已经暴露了失灵的问题，民主不能选出自己喜欢的总统，只能自由地走上街头抗议，这样的行为是低效的，结果是令人同情的。消除不善业的自治，是自己要形成正确的观念。观念的力量非常强大，一念为善福乐自追，一念为恶罪苦自追。在一个稀缺经济的社会中，欲望无止境，罪苦无止境。

从广义的角度讲，消除不善业的自治也是一套制度设计。

首先，组织上是自我管理的，并不需要一个领导分配资源。资源并不稀缺，都是随机应化的。组织的任务是消除不善业。组织有多重形态，最小的单元是个体，也可以是家庭，社团，国家，或者联合体。组织之间由利他建立组织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交易，所以无需定价，依靠双方机缘建立，重重圆融。马克思的理想社会，实行按需分配，也无需交易。但如果一味强调以满足欲望驱动的需求为目的，在现实中还是会沦落于交易，回到稀缺性的经济社会治理模式中。

以利他建立起的组织关系是稳定的，不会遇到定价和毁约等不稳定性的问题，也不同于宗教组织，因为无需领导分配资源，无忧权力纷争。

这样类似的组织目前是存在的，其中“社会企业”是一种代表。“社会企业”参与经济活动所得盈余会用于扶助弱势社群、促进小区发展、改善社会环境，它们重视社会贡献多于追求最大的企业盈利。“社会企业”治以华严世界观的利他主义任务目标，会彰显更加重要的社会地位，在消除不善业以及提升国民幸福总值方面可做出更大贡献。

其次，自治性制度是文化的根植和复兴。制度的作用是规范行为，而文化是已规范化了的行为，所以文化就是制度。中国的优势是拥有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儒释道合一。在现代文明的洗礼下，传统文化正在觉醒。中国的文化与华严世界观是吻合的，行善除恶，包容利他，所以它能够绵延五千年而生机不息。

文化制度需要培植，需要在各方面引导社会福利投向教育、投向环境的保护和改善，投向和平的保障和公平的实现。这样，在获得社会稳定的同时，也会改变人的观念，无数的华严世界观组织形态将会涌现。国家的富强依靠文化，社会的幸福依靠文化。

最后，社会需要民主，更加需要精英。西方的民主被理解为自由意志，而自由意志是散漫的，不足以形成社会共识，用自由意志治理社会是会失灵的。东方的民主被理解为当家做主，但家是大家的，家是靠自治的。自由意志的国家诞生不出精英，家长制的国家会扼制精英，利他主义的社会能够诞生精英。精英的作用是树立榜样，因为榜样可以给以方向。社会精英的作用是传递价值观，引导成功之路。

经济社会不是现在就有，无始以来就存在。在漫漫的发展历程中，儒家文化的家庭传承和佛家文化的师徒传承制度，犹如群星回绕的明月，成为了华严世界观下消除不善业和利他主义的榜样。这些文化都利用榜样的力量，树立精英，建立制度，使得后辈的学习更加方便，效果更加显著。这样的精英文化制度在中国存在已久，形成了一条可依赖的鲜明的路径。现代制度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路径依赖。因此，依赖精英文化制度路径，推行利他主义，消除不善业，实现幸福社会，这在我国是可行的。

华严世界观下利他主义的自治是通向幸福之路，这样的制度能使幸福社会之花开放于生态和谐共存的理想地球。

结语

本文从经济社会的角度认识幸福社会，研究采用国民幸福总值表示社会的幸福程度，提出了构建幸福社会的五条创新原理并给出了制度建议和实现路径。力求为构建幸福社会开创了一条新的研究道路，为国民幸福总值（GNH）提供理论支持和构建准则。本文所做的研究工作非常肤浅，各方面的工作有待进一步深入。利他主义经济模式、国民幸福总值的内涵和指标构建，以及实现幸福社会的道路等等，这些问题期待引起各级专家关注并能展开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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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原文标题为《构建幸福社会的经济管理原理创新与方法探讨》，内容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