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钟宛彤

来源：第八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一等奖论文

“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

——《金刚经》

《金刚经》中有23处以“是xx，非xx，名xx”为模式的句子。而其中，“是我见，非我见，名我见”又极为典型，因其包含了佛教中极为重要的“我”的概念。

它选自《金刚经》第三十一品知见不生分，描述了证悟的状态。“我见”即对自我的执着。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意识到“我”的存在，并意识到“我”只是一个假相，从而放下我执，形成“非我见”，最后，自我的界限消失了，“我”就是宇宙万物，宇宙万物就是“我”，一切对他来说不过只是一个“名”了。

自人工智能发展以来，科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们围绕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孰高孰低而展开的论辩旷日持久。本文将以“是我见，非我见，名我见”一句为标准，将佛学与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语言学等学科联系在一起，试着考察并比较人类与人工智能各自的佛性（亦称“觉性”，指佛的本性，亦指有情众生成佛的可能性）。

1

即非逻辑（“是我见，非我见”）

亚里士多德逻辑以同一律（A是A）、矛盾律（A不是非A）与排中律（A不能是A又是非A）作为基础。亚里士多德说：“同一事物就同一点而言，不能同时属于某一事物又不属于此一事物……这乃是一切原则中最为确定的原则”（Aristotle, Metaphysics: Books Gamma, Delta, and Epsilon）。而这亦是机器赖以运行的基本逻辑。

可以明显看到，《金刚经》中，“是我见”与“非我见”彼此直接矛盾，与亚里士多德逻辑相对。但需注意，这并非意味着其逻辑是混乱的，因为亚里士多德逻辑并非是唯一的逻辑，还有一种与之相反的“矛盾逻辑”，便是《金刚经》的逻辑。

这普遍存在于中国与印度思想，在赫拉克利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哲学中都占据重要地位。如《庄子》所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在佛教中，“我不是我，因此我是我”的逻辑也贯穿在《般若波罗蜜经》之中。（铃木大拙.《悟性的提升》）其中著名的例子就是“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

铃木大拙将这种逻辑概括为“A所以为A，是因为A即非A，故A是A”，并称之为“即非的逻辑”，“‘非’是指一种根本的矛盾，如同是与不是这样绝不相容的东西，又如生与死，而‘即’则指如此绝对不相容的东西依其原样地动于同一性的场面。

这种同一性并不是‘即’存在于别处去包容绝不相客的‘非’……‘即’直接地就是‘非’”。（《近代日本思想大系》第12卷《铃木大拙》）他指出，般若直观超越了分别识和逻辑，它就不在乎同自己矛盾。而这种般若直观对于开悟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般若的“命令”是遵循形式逻辑算法的计算机无法“理解”的。计算机必须遵循固定的形式指令，对于超出指令规则范围的无法作出回应。

哥德尔悖论指出，在丰富可靠的数学形式系统中，存在着为真且不可证明的命题。内格尔在内的科学哲学家认为，“（今天的演算机械）通过一步步操作的方式为问题提供答案，其中每一步都由内建的指令来控制。但是，正如哥德尔在他的不完全性定理中所表明的，初等数论中有无穷多的问题超出了固定的公理方法的能力范围，不管按其原理造的机器有多复杂多精妙，运算多么快，它都不具备回答所有这些问题的能力。”（欧内斯特·内格尔,詹姆士·R·纽曼.《哥德尔证明》）

“即非逻辑”无法在计算机内运行，因为它会将其判定为形式错误，并致使计算机崩溃。

退一步说，即使存在模仿非形式化心灵的计算机，其底层硬件仍然是完全形式化的，其非形式化的部分，仍然是通过经编程过的软件所表现出来的假象。就当今以形式化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来看，就算它能够输出“即非逻辑”，它也不过是优秀但“假冒”的伪装者。

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指出了数学系统中一个无法解决的漏洞，并说明理性并非完备的，数学和逻辑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反映真实。哥德尔定理作为数学第三次危机，在数学界掀起了恐慌。

不过，对理性的局限之证明，绝非意味着理性无用论。对于人类来说，其意义在于，传统西方数学理性之外，还应看到“即非逻辑”的存在，它证明了人类智能还不能被完全形式化。

2

虚构意识（“是我见”到“非我见”的过程）

虚构意识针对的是“是我见”到“非我见”的过程。开悟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

在“看山是山”的例子中，尽管修行者辛苦地经过了“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的思想历练之后，似乎又回到了“看山是山”的原点，然而，考察这其中的境地便可知，修行者并非原地踏步，他的感知能力已经今非昔比，他所经历的“看山不是山”也并非徒劳的错误，其对于最终的开悟是不可或缺的。

处在第一阶段的修行者不能以为自己已经到达第三阶段，尽管外观相同，他还未经过第二阶段的内在磨砺。同时，修正的能力是不可忽视的。假若一个禅者，经过苦修获得儿时的专注力，则不能说他在修行上没有成绩。

进一步，我们可以说，这个错误是必犯的，因为开悟必须经过一定的模式。而这个模式，则基于对“假有”的肯定。

在佛教中，“空”并非代表“无”或“虚无”，而是以“假有”的存在为前提。诸法性空，而根据诸多因缘条件产生的“假有”却是存在的。“空”与“假有”不可单说，因此，要达到开悟的地步，既然未证“性空”，则不被“假有”蒙蔽是不可能的，这条弯路是必经的。

在“是我见”到“非我见”的过程之中，修行者破除的是自我的幻想和虚构意识。佛教心理学认为，智能思想必须起于自我意识的发展。因此，在这里，“是我见”即是一条上述必走的弯路。而这条弯路，人类能走，人工智能却不能。

“我”这种幻觉的产生，本质上来源于人创造错觉并为其解释的意愿。哲学家丹尼特（D.C.Dennett）提出了“意向立场”一词，并将其定义为“一种预测和解释策略”，这种策略“把信念、欲念和其它‘有意向的’状态归属给有生命或无生命系统。”（Dennett. D.C, Precise of The Intentional Stanc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这种理论表明，人们惯于把他人或他物看作是有思想的，他们通过对他者心理活动的解释以预测其行为。

在此基础上，目的论进一步提出，自儿童时期，人们就开始倾向于解释外物的存在，甚至试图解释那些模糊晦涩的关系。这种心态并非暂时，而是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立场，心理学与语言学家凯尔（F. Keil）将其描述为“好像它们有功能或它们的属性是为了一定目的被设计的。”（Keil. Explanation, association, and the acquisition of word meaning.）

事实上，这个现代心灵哲学的主流行为解释理论完全可以应用到更广的范畴。人的解释对象并非仅限于他者，而不会运用到自我身上：我们不仅把愿望和意图加给他人，同时也加给自己，并使自己相信我们有内在自我。如此一来，“我”就变成了幻觉，同时，一切“我”的、“他人”的、“他物”的愿望和意图也都是解释的产物。

上述解释的能力，不是凭空产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人习惯于保持感知上的连续性，而这是人类的一种非智性的心理功能。

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提出，任何时刻都可能存在一种特殊思想，会挪用其他内容，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并称之为“我的”，这样的思想不断产生，互相替代、结合，从而形成了一种整合感。

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欧（Antonio Damasio）认为，“自我感”因每一个和大脑互动的物体而得到无止境的重构，最终依靠思维能力和自传体记忆，产生延伸的意识和自传体自我。

而《涅槃经》有云：“若以专念记忆为我性者，过去之事则有忘失，有忘失故，定知无我。”也就是说，由记忆恒变可知，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自我。而以智性设计的人工智能，不会产生这种心灵差错，亦无法进一步修正它。

原因之二，在于语言中“自我”这一文化基因的传播塑造了“我见”的意识。

在1929年的《语言学作为科学的地位》一文中，语言学家萨丕尔提出，语言是通往“社会现实”的向导，“人在很大程度上承受着已经成为社会交际工具的那种语言的支配。”（Edward Sapir. Selected writings of Edward Sapir: In Languag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具体来说，在语言中频繁使用的自我意识观念文化，使我们越发重视自我，以至于不能放下，误以为存在一个持续的内在自我拥有意识体验。而丹尼特指出，“自我”如同物理学上的“重心”，是一个有用的抽象概念，因此可以称之为“叙述重心”，但并不存在一个内在自我，只不过日常的叙述和表达使得我们感受到“亲切的使用者幻觉”，从而相信自我存在。

直到目前，人工智能的语言都源于程序员为其设计的规则书，它们可以了解语法，却无法理解语义。

原因之三，在于人的自省性。“我见”的产生，在内省中加强。

在每一次向自己发出类似“我有意识吗”的疑问时，人的自我意识便放大。一个著名的例子便是“我思故我在”，通过对自我存在的反思彰显自我力量，貌似“无我”，却仍不能彻底破除我执。

人工智能若无法意识到“自我”，就无法进一步否定它的存在。如哲学家H.德雷福斯（Hubert L. Dreyfus）和S.德雷福斯（Stewart E. Dreyfus）所认为的那样，人的认知是熟练的技能，不同于过程规则、表述方式或知识内容，甚至关于形式系统的知识也不能不借助于背景直觉。

真正的智能不依赖于关于世界的理论，因此形式主义的计算机不能通过规则来获取，或作出模型，以获得整体知觉、语境敏感性和对族的相似性和相关性的识别。

3

般若直观（“名我见”）

这是针对“名我见”提出的。“名我见”意味着“我”与世界融为一体，也即主客体的差别的消融，及分别心的破除。

在佛教哲学中，铃木大拙提出，超乎理性、直达本性的禅体验称为“般若直观”。这种禅体验是无中介的，直接作用于心，而不借助于智力分析或语言，而种种智性和文字上的分析描述，不过是不得已的方便之门。现举一例：

问：“古镜未磨时如何？”

师曰：“古镜。”

曰：“磨后如何？”

师曰：“古镜。”

（《传灯录》卷二十一《瑫禅师》）

可见，般若的特色即是这种直接和纯粹，是直接对心的召唤，并把心映照出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绝非是通过慢条斯理的特性分析而到达的境地。诸法生生灭灭，瞬息即逝，反复无常，然而修行者却要直接抓住这刹那，而不去运用智力，用二元性的方法区分“未磨”与“磨后”的差别。

铃木大拙认为，般若常被誉之为电光石火：

“它意味着直接，不做思考，不允许中间命题，不允许从前题到结论的持续……一叶草抬起，整个宇宙在其中展现；在每一个毛孔中跳动着过去、现在、未来三界的生命，而这是由般若直接直观到的，并非用推理的方法推论到的。如果我们在此处用推理，那就太迟了。”（铃木大拙：《悟性的提升》）

在此方面，人类在视觉认知上具有比人工智能更好的先觉条件。H.德雷福斯提出，人脑主要是通过图像来思考的。大量实验结果显示，认知基本单元不是计算理论的符号，也不是信息论的比特，而是知觉组织形成的“知觉物体”。

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认为，知觉物体概念的直觉定义正是在形状等特征性质改变下保持不变的同一性。例如，实验表明，当人看见一只飞鸟的时候，其视觉系统首先注意的是整只鸟(即一个知觉物体)，而非鸟的某个特性(形状、大小、位置等)。尽管在飞行过程中鸟的各种特征性质在改变，但人对同一个知觉物体的认知始终保持不变。这与上述“古镜”的例子不谋而合，为人类达到般若奠定了基础。

然而，机器学习的模型以局部特征为先，与整体的、知觉物体的人类认知模式南辕北辙。人工智能的学习需要一个万能函数建立预测模型。因此，人工智能在学习认知时，需要储备大量的先验知识。

例如，它在学习辨别每一类常见物体，如汽车、飞机、狗、鸟时，都需要输入大约1000张从不同场景、不同角度拍摄的该物体的彩色图像，从中提取信息并编码。这样，认识1000类物品就需要大约一百万张彩色图像。当新的未知图像出现时，人工智能通过调用信息库，对输入图像进行准确的识别与分类。

可以说，人工智能极度依赖于大量的事实输入，而它的优势在于极强的记忆和计算速度，这使得其在逻辑推理、演绎领域遥遥领先。

然而，直观认知却是人工智能的绝对短板。并且，人工智能的这种分别识根属于其基本算法，是其学习认知的基本途径。至少就目前来说，其认知模式与大量的数据处理依然不可分离，这也导致了它不属于上文第二点中所述的情况：其所走的弯路只是徒劳的弯路，而关键无法发生质变，“进化”为般若直观。

结语

佛教哲学认为，众生皆有佛性。人工智能发展迅速，然而，就对佛理的理解所必须具备的要素而言，目前普遍认可定义下的人工智能的佛性，尚不能与人类同日而语。

- END -

注：原文标题为《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佛性之比较——以《金刚经》“是我见，非我见，名我见”为例》，内容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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