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历史也是人的历史——索达吉堪布的牛津记忆⑾

未曾消亡的生命线

2015.10.15

牛津自然历史博物馆，包括牛津大学自然历史标本展览馆和一个阶梯教室。这间教室同属于化学系、动物学系和数学系，也是通往隔壁皮特河博物馆的必经之路。

早在1850年，牛津建立了名誉自然科学系。当时，该系的教学设施零零落落分散在牛津的不同学院里。解剖学和自然历史标本也收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1855～1860年间，为了让科学收藏品有一个集中陈列的地方，钦定医学讲座教授安可兰爵士亨利（Sir Henry Acland），开始发起修建自然历史博物馆，并专为此事举行过演讲。

这栋楼的建筑资金据说是通过卖《圣经》凑足的。建成之后，天文学、几何学、实验物理学、矿物学、化学、地质学、解剖学、生理学和医学系都搬了进来；后来，随着一年年不断扩大，这些系又都慢慢地搬了出去；最后只剩下昆虫学系的一个实验室还在博物馆一楼。

1885年，该博物馆的东边新添了一座建筑，用来存放阿格斯特斯皮特河将军（General Augustus Pitt Rivers）收集的约22,000件人种学藏品，这一部分变成了如今隔壁的皮特河博物馆（Pit Rivers Museum）。

1860年，在这座博物馆里，曾进行了一场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辩论。辩论双方分别是科学家托马斯•哈希利（Thomas Huxley）和主教塞缪尔•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ece）。那是一场进化生物学辩论，最后以进化论的胜利而告终。

我不禁想，不知当时主教阐述的理论是什么？如果依靠佛教因明的智慧，人们对于进化论恐怕会有更广泛的思考。

1894年8月14日，无线通信技术的第一次公开演示，也发生在此博物馆。当时，无线电信号从附近的克拉里登实验室发射出来，而信号接收端就在这个阶梯教室。

博物馆巍峨而沉静，默默诉说着人类文化从神学到科学的演变进程。也许，有人会因此而否定宗教，向科学欢呼，但我关注的却是，这恰恰说明了一个事实——科学与宗教密不可分。此一端，彼一端，到底什么才是真理，值得我们深思。

博物馆收藏主要分成三大块：大地、生命和档案。其中，大地收藏包括古生物、矿物和岩石收藏；生命收藏包括动物学和昆虫学收藏。

进入博物馆主厅，扑入眼帘的是许多巨大的恐龙化石。主厅周围有一些玻璃柜，左边玻璃柜里是两份浇铸的渡渡鸟右爪，周围有浇铸的头骨、骨骼和渡渡鸟模型。模型的羽毛是灰白色的，后面的背景画是一只褐色的渡渡鸟及其生活环境，标题写着“牛津渡渡鸟（The Oxford Dodo）”。

渡渡鸟看起来其貌不扬，却在人类历史上留下过深刻的印迹。它曾经生活在印度洋马达加斯加以东800公里左右的毛里求斯岛，翅膀短小，无法飞翔，行动笨拙。

最早的渡渡鸟记载，来自于一位荷兰水手1598年的记录。他们来到这个荒无人烟的岛屿，发现岛上生存着大量的这种鸟类，它们性格温顺而愚笨，很容易被抓到。后来，由于人类的大量捕捉，以及人类带来的猫、狗、猪等动物的杀害，破坏了它们的蛋和生活环境，到1680年，这种鸟就完全灭绝了。

渡渡鸟可能是目前最广为人知的在历史时期内灭绝的生物了。不到一个世纪，人们经历了对它的发现和毁灭，由此深刻认识到，人类活动对物种的消亡，竟然起到如此致命的影响。

这让我突然想到，之前在荷兰有人告诉我，绝对不可以杀害野生的鸟类，有一个留学生刚来这里不知道有这样的法律，随心所欲地抓了一只鸟来吃，结果被发现后，立即就被遣送回国了。

不知道荷兰的这条法律和渡渡鸟的灭绝有没有一定关联，会不会几百年前人们也和这个留学生一样，看到鸟类就任意捕食，只是后来，看到自己的行为导致了一个物种的迅速灭绝，才意识到对其他物种进行侵略和残害是不合理的，于是制定了法律，对野生动物进行保护。也或者，是为了保护人类自身。

如果真是前面的原因，虽然曾经有过残忍的历史，但能从中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总结，并采取措施避免再次发生，而且执行得如此严肃，也是非常值得钦佩的。

两千多年前，佛陀就在众多经典中告诉我们，生命之间是互相关联的，而且都最珍惜自己的生命，我们不能随意杀害动物来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楞伽经》《时轮金刚•无垢光释》《修次中篇》《学集论》《三戒论》等显密教法中都明确说到，不可食肉。

这并不是古老的宗教教条，拿到现在来看，这是一种一体同观、万物休戚与共的智慧，非常先进，也非常重要。否则，以自私独大的心理，肆意伤害其他生命，到最后苦果落到自己头上时，就悔之已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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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演讲

“跨文化译传藏传佛教之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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