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非马”，是战国时期名家公孙龙的著名命题，一直以来众说纷纭。有说这是诡辨命题，有说是逻辑学中的偷换概念、违犯同一律，有说自古代至今中国根本没有逻辑，即使有，也是低等的发育水平……等等。本文拟从该命题的历史背景说起，用传统逻辑、哲学及因明学理论，作尝试性阐述。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文化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百家学说纷纭，各种思想不断碰撞，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儒家的孔孟思想、道家的老庄哲学、墨家的兼爱非政，及法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名家等等。这里只介绍以善辩著称的名家及其观点。

1. 名家代表及公孙龙

名家代表有邓析子、尹文子、惠子、公孙龙子。

① 什么是名家？

名家以辩论名实等思辨问题为中心，并且是以善辩成名的一个学派，又称“辩者”、“刑（形）名家 ”。按：“名”就是指称事物的名称，用今话说，就是“概念”；“实”就是“名”所指称的事物。

名家之所以被称为“名家”，就是因为他们同样是在“思以其道易天下”的过程中，为了播其声、扬其道、释其理，最先围绕“刑名”问题，以研究刑法概念著称；以后逐渐从“刑名”研究，申延到“形名”研究、“名实”研究。

围绕“名”和“实”的关系问题，展开论辩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但由于他们的研究方法奇特，故汉代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言，名家是“控名责实”、“参伍不失”，因此，虽然名家擅长论辩，但其论辩又流于“苛察缴绕”，疙疙瘩瘩，诡谲奇异，所以历史上一直名声不好。

② 关于公孙龙

公孙龙，字子秉，约公元前320-250年之间，赵国人，能言善辩，曾做过平原君的门客，是名家离坚白派的代表人物，其主要著作为《公孙龙子》，其中最重要的两篇是《白马论》和《坚白论》。

2. 白马非马论

① 命题原文及译文

《公孙龙子》白马论第二（节选）：

 【译文】

② 命题典故

据说当时赵国一带的马匹流行烈性传染病，导致大批战马死亡。秦国战马很多，为了严防这种瘟疫传入秦国，秦国就在函谷关口贴出告示：“凡赵国的马不能入关。”

这天，公孙龙骑着白马来到函谷关前。关吏说：“你人可入关，但马不能入关。”公孙龙辩道：“白马非马，怎么不可以过关呢？”关吏说：“白马是马。”公孙龙反问：“我公孙龙是龙吗？”关吏愣了愣，但仍坚持说：“按规定不管是白马、黑马，只要是赵国的马，都不能入关。”

公孙龙于是娓娓道来：“‘马’是指名称而言，‘白’是指颜色而言，名称和颜色不是一个概念。‘白马’这个概念，分开来就是‘白’和‘马’或‘马’和‘白’，这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譬如说要马，给黄马、黑马都可以，但是如果要白马，给黑马、给黄马就不可以。这证明，‘白马’和‘马’不是一回事吧！所以说白马就不是马。”

关吏越听越茫然，被公孙龙这一通高谈阔论搅得晕头转向，如坠云里雾中，不知该如何对答，无奈只好让公孙龙和白马都过关去了。

“白马非马”的命题对错何在？

1. 逻辑学上

① 概念关系不同：

“白马”和“马”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其区别就是“马”这一概念与“白马”这一概念内涵不同，它们的外延也不一样，“马”的外延比“白马”广，它包含了“白马”在内的黄马、黑白、棕马、大马、小马等所有的马，故，白马非马。

② 实体概念与属性概念差异：

马是实体概念，马的白色是属性概念，故言“白马非马”。但属性必须依附于实体而命名，言“白马非马”，其实割裂了二者实体上的同一性。

③ 属种关系差异：

这两个概念在逻辑上说是属种关系（真包含关系）。这种关系的特点是，所有具属种关系的概念都可以用“是”来表示，即，苹果是水果，牛是动物，中学生是学生。所以，白马是马，白马是种概念，马是属概念。

2. 在哲学上该命题是从根本上割裂了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的关系。

① 从一般和个别的关系看：

“马”和“白马”是有区别的，“马”是对所有的马如白马、黑马、黄马等一般性质或共性的概括；各种具体的马则是“马”的一种，是个別的、个性的。一般或共性是抽象的、靠理性思维概括的，它是指一类事物普遍具有的属性；个别则是具体的、可以通过感性认识、直接感知的，是指单一事物的个体性、独特性。

“白马”与“马”又是相互联系的，一般的“马”只能通过具体个别的马而存在，离开了具体个别的马是找不到一个抽象的“马”的；具体个别的马又都属于一类，有其共有的一般性质，不存在不表现共性的具体颜色的马，即个性体现着共性，为一般、共性规律所制约。

如果仅仅看到二者的矛盾对立面，主观割裂它们的辨证联系，认为一般可以脱离个别而存在，一般可以不必包括个别，它也是有实体的法，个别也可以不必归属一般，脱离共性的制约，从而导致有“白马非马”论。

《白马论》中云：“独以马为有马耳，非有白马为有马”，就是在强调白马非是有马，完全割裂一个命题中主语、述语的联系，本来“白马是马”是一个正确的命题，而公孙龙不顾二者间的辨证关系，从而走向形而上学和客观唯心主义泥沼。

② 从普遍性和特殊性而言：

马是普遍性，白马、黑马、黄马等是特殊性，两者又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普遍性离不开特殊性，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特殊性寓于普遍性中，离开了普遍性就无所谓特殊性。“白马非马”，就是割裂了事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同时也是割裂了抽象与具体的辨证关系，白马也是马，只不过是具特殊性的马。

总之, 公孙龙在这一命题中看到了“马”和“白马”的区别，以此糊弄关吏、蒙混过关，就这一点而言，他的命题具有一定范围合理的因素。但是，他否认“马”和“白马”的一般和个别、共性与个性等辩证关系则是形而上学的，尤其是他从根本上否认“白马”是“马”，也就违背了客观实际，从而导致了走向主观任意地玩弄概念的诡辩论。

1.以总相（总法）、别相（别法）的观点分析白马与马

① 何谓总相别相

萨迦班智达在《量理宝藏论》中给总相别相下的定义是：“遣异类法即总相，亦除自类乃别相”。

即总相的定义是，遣余识将许许多多不同时间、地点、行相等的异体事物执为一体，并遣除其他不同类的事物，这种遣余识所执著的法就叫总法。简而言之，就是遣除它的异类（不同类别），并指其同类为一体。

比如，马：将东南西北各个地点方向，过去现在未来三时，白黄红棕黑，大小等所摄的所有的不同马，统统执著为马，而且在遣余识前，遣除了马以外的耗牛、狗、柱子、瓶子等异类事物，只留下马它自己的本体，这样的一种分别概念就叫做总法。

别相的定义是，在遣余识前不仅遣除了异类，还遣除了同类法中的他体法，建立自己类别当中的某一法，就叫别相。

比如，白马：首先遣除了所有马以外不同类别的事物，然后又遣除了马类中除白马以外的其它马类。

亚里士多德也说过：实体是“这个”，共相则是“这类”——它是指事物的种类而不指实际的特殊事物。共相不是实体，因为它不是“这个”。

② 白马与马都只是一种概念

既然是一种概念，则都是一种假立的法，是分别心的产物，是无实法。

那么白马与马是一体还是他体？

既然都是无实法，二者非实体的法，本体都不存在，如龟毛、兔角般，不存在一体、他体。

公孙龙子所骑的那匹白马是自相的法，是现量所能照见的对境，而“马”只是总相的概念，二者定义完全不同，故彼时公孙龙子所说“此白马非马”，没有错误。一个是有实法，一个是无实法，一个是自相的法，一个是总相的法。一个是现量所取，一个是比量所取。

是不是说公孙龙子就可以大摇大摆地骑着白马过城呢？

非也，在因明中还有一条破立规律：依靠建立别法来建立总法，依靠遮破总法来遮破别法。

按照法称论师的观点，假立的总法有很大的功德和适用价值。比如说，“这里没有瓶子”，则一切时间、地点、行相、质地等所摄的瓶子全部都已经被破除了，所以，依靠遣余安立“瓶子”有很大的功德。

如此这般，守城士兵说“凡是马都不能进城”，“马”是有法，“不能进城”是所立，已规定总法不能进城，则任何别法“白马”或公孙龙子所骑那匹自相的白马，全部遮破，都不可进城。

如果懂得遣余的话，则守城士兵口中所说的马是总相，公孙龙子所骑白马是自相，二者是分开的。而在真正取舍的时侯，是把总相与自相两者误认为一体而进行取境，即士兵说“马不可进城”，是把总相“马”，与公孙龙子之自相“白马”耽著为一体而取境，名言中就是如是取舍的。但是，公孙龙子却较真，既然口中说时，总相、别相二者法相各不相同，就可以说“白马非马”。而从《白马论》之对话中看出，公孙龙子在实际取舍运用中也是以分别念遣余把总相、自相耽为一体而取舍的，如“把白马牵过来”，此时“白马”也只是名言总相，而他心里耽著的是马厩里那匹自相的白马，如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人不会去牵马，因为彼白马非白马也，可惜，守城士兵不懂这些道理。

总之，以分别念假立的总法非常有必要，因为总法可以涵盖具有相同特征的同一类别的法，但这种相同也只不过是分别念假立的，实际上并不存在。

2.以事相、名相、法相分析

《量理宝藏论》第八品云：“三法周遍诸所知”，说的是事相、名相、法相三法周遍一切所知。即，凡是轮涅所摄的法，这三种相必定具足。以一个论式表示：此白色动物（有法，事相）是马（所立，名相），具马的一切特征故（因，法相）。

在分别念遣余前三相是别别不同的法，法相的反体不是名相、事相，名相的反体也不是事相、法相，事相的反体不是名相、法相，所以，白马（事相）不是马（名相）。这是从自反体上如是区分的。而在义反体上二者存在于一个事物上，在本体上是一体，它们无二无别，可以说“白马是马”。这是从外境为主来讲的，亦即观待外境事物的事实、实质、本体而言的。在义反体上，事相白马、名相马及其法相存在于一个事物上，三者是一个本体的事物。而在分別念遣余中，三者自反体互不相干，事相不是名相。这样的道理，守城士兵当然不懂，公孙龙子才可以“白马非马”骑白马过城。

3.观察宗法是否成立

白马非马，是对方的所立。陈那论师在《集量论》中，关于所立的法相有五种，其中一种讲的是不违，即所立要有现量不相违、比量不相违等。比如说“声音是非所闻”、“色法是非所见”，后面无需以因证成了，所立本身就是与现量相违，也与人们的世间共称相违。声音明明是所闻、所听到的东西，色法明明是眼根所见，以此理观察对方所立“白马非马”，等于说“檀香树不是树”、“亚洲人不是人”等等，明显与现量相违、与世间共称相违，所立不成！后面无需再用什么形色、显色等去论证，都是错误、不成！

1.关于传统逻辑

在欧洲，形式逻辑的创始人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建立了第一个逻辑系统，即三段论理论。其论述形式逻辑的代表作有《形而上学》和《工具论》。继亚里士多德之后，麦加拉-斯多阿学派逻辑揭示出命题联结词的一些重要性质，发现了若干与命题联结词有关的推理形式和规律，发展了演绎逻辑。而古希腊的另一位哲学家伊壁鸠鲁则认为归纳法是唯一科学的方法。中世纪的一些逻辑学家，发展和丰富了形式逻辑。到了近代，培根和约翰·缪勒则进一步发展了归纳法。

在中国，形式逻辑的产生基本与欧洲同时。代表学派有墨家与名家，此外还有儒家的荀子。有意思的是，墨家研究逻辑为的是找到逻辑的原则，而名家为的是建立诡辩体系。墨家对于逻辑的认识集中在《墨经》中，该书对于逻辑已有了系统的论述。例如它区分了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提出“大故（充分必要条件），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与“小故（必要条件），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而名家的惠施则提出了“合同异”的诡辩原则，目的是取消概念的边界。与惠施相反，同属名家的公孙龙则提出了“离坚白”的诡辩原则，认为任何独立的概念都有且只能有单一的属性。名家提出了许多诡辩命题，例如“白马非马”、“鸡有三足”、“孤犊无母”、“连环无扣”、“白狗黑”以及“今适越而昔来”等等。

显然，名家此种“开倒车”的研究方法是中国特有的，它能够建立其诡辩体系恰恰表明当时逻辑发育的水平很低，有着大量漏洞——因此名家才有机可乘。不过，名家此举也使得这些漏洞得到了充分的暴露，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垫脚石——若要发展逻辑，就必须去克服名家的诡辩命题。此外，名家的诡辩命题中也有合理因素——有的确实击中了形式逻辑的要害，这就意味着，除了形式逻辑之外，还有其他逻辑。最后，名家的部分命题里，可能含有合理的关于自然界以及人的认知过程的合理认识。比如一个命题是“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这个命题若要成立，则必须以“地球是圆的”作为前提。在当时天圆地方的“盖天说”占主导的情况下，名家能有这样的认识是不易的。再有一个命题是认为“飞鸟未尝动”。若做正解，应该是名家认识到，我们对于“运动”的直观概念是建立在归纳了两次静止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当时能做出这些判断实在不容易，可惜这些认识都是以诡辩的形式出现的。

此后，形式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基本陷入了停滞。

2.传统逻辑的三大发源地

古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公孙龙、惠施等名家推动了历时百年的先秦名辩思潮，孕育并产生了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

古希腊：逻辑学的主要诞生地，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此领域最有建树，被称为逻辑之父，是“演绎逻辑”的创始人，最重要的著作是《形而上学》。

古印度：称逻辑学为“因明”，即关于推理的学说。陈那论师为因明的创始人，其代表作是《正理门论》《集量论》。其后，法称论师造因明七论，解释陈那论师的观点。

本文主要对《量理宝藏论》中的有关观点进行阐释。《量理宝藏论》是南宋时期，雪域三大文殊之一的萨迦班智达根嘎嘉村的著作，概括性地论述了陈那论师和法称论师的究竟观点，可以说一切因明的要诀在该论中囊括无余。

综上所述，“白马非马”这一古老命题的提出，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标志着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已经涉及到人类对事物的深层认识，包括具体与抽象、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个性与共性等诸多哲学问题。只可惜在僵化与缺乏思辩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公孙龙的逻辑思想一直被称为是“诡辨”，处于被批驳的地位。更加可惜的是，因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未能形成完整的体系流传下来，从而使国人在理性思考与逻辑思维方面一直处于弱势。

本文亦仅仅是对命题本身及用传统逻辑、哲学及因明学等对该命题作尝试性探索，若有错误之处，愿在上师三宝前忏悔！若有些微之利，回向尽虚空有情获增上生、决定胜安乐！